西方之所以患上“恐中症”，除了经济因素，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在多个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全球左翼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而与日俱增。

去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为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设定方向、奠定基调。根据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其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之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之，中国正沿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并向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方向迈进。

新冠大流行以来，中国严肃对待人的生命。然而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总想指导中国应该如何管控疫情，讽刺的是：假如中国的抗疫工作做得像美国那么“好”，本应有3.8亿中国人感染、446万人死亡。实际上，中国大陆地区只有5226人死于新冠（数据截至10月12日24时）。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医疗资源远不如美国，这一抗疫成绩令人惊叹。

“谎言帝国”VS“社会主义仁政”

当新冠疫情还未蔓延到美国时，美国媒体和政客称它是“瘟疫”。两年后，当新冠已经在美国感染超过8400万人、死亡超过100万人，他们改口称新冠的危害——至少是经过若干次变异之后——跟季节性流感相当，并因此鼓吹“与新冠共存”的策略。新冠在全球的病例致死率约1.61%，在美国致死率为1.2%。在美国，2021年约46万人死于新冠，而2019年死于流感的人数仅有2万多，2021年更少。

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信念，认为传染病总会随着变异逐渐降低致死性，最终变成温和的常见疾病。尽管长期来说，传染病通常朝着温和的方向演化，但这未必会在短期内体现。谁也无法保证新冠的下一个变体就会迅速降低致死性——而那可能导致数万、数十万人丧生。

奥密克戎BA.5变体掀起新一波感染潮之后，英国《金融时报》被迫承认，欧洲缺乏检测、放弃控制疫情、已经三次接种疫苗的人再感染率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未来更高的死亡率。

尽管原因尚不明确，但已有大量证据显示，即便在治愈后，新冠仍会造成各种长期的症状，包括极度疲倦、呼吸急促、胸痛或胸闷、记忆力和注意力降低、关节疼痛等。曾因新冠住院的患者中，30%在6个月后仍受困于长期症状，一些患者的症状长达两年以上。所有感染的患者中，大约1/5出现了长期症状——全美国接近1700万人。

新冠对美国社会的实际损害被大大低估了，美国精英阶层的无情行为揭示了美国对工人阶级的病态阶级暴力。马克思科学地指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不断创造出可抛弃的“多余”人口。在美国，资本找到了卑鄙但合法的方式来“抛弃”这些剩余人口，疾病大流行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与美西方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行之有效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在一种新出现的流行病面前，没有十全十美的应对措施，每种策略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评价一种抗疫策略，首先要看它是为谁服务的。新冠在中国造成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仅为4人（美国则是3103人），这清楚地表明其政策将其公民、尤其是贫穷者的生命放在首位。

在与复杂的变异病毒的斗争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需要对病毒传播规律有高度的科学认识，对预测模型的局限性有深刻的理解，需要有先进的统计学知识，了解各国的国情，拥有分析预防经验的高超技术，并实时调整计划。毛泽东曾精辟地阐述“大仁政”与“小仁政”的辩证关系：不可以因为照顾了小仁政妨碍了大仁政。鉴于非典类型病毒（新冠和中东呼吸综合征都在此谱系上）可能涉及大量的生命损失，动态清零政策可以说是大仁政。

在社会主义中国，科学得到尊重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被视为推动人民和社会需求的仆人——这一点在疫情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例如在全国实施动态的数字健康码平台联网，在主要城市都部署了可移动的小型核酸检测亭，其中配备了保护医疗工作者的设备，使检测更加便利快捷，这只是科学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小例子。

西方为何抹黑中国？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中国“动态清零”抗疫策略的宣传战，其目的就是要抹杀中国社会主义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些谎言在英文媒体和社交网络里被广泛传播，让数十亿人忘记了美国对疫情的防控是如此糟糕、以为“动态清零”是错误的策略。这正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通过对认知和解释的操纵，美国统治精英意在延续其对全世界的支配。

中国的经验向世界证明：面对传染病大流行，尤其在对于病毒了解并不充分的疫情早期阶段，“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既不是最佳选择、也不是唯一选择。只要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非资本的短期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做得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好。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我想强调以下七点。

首先是经济方面。在1978年至20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3914%，而美国同期增长仅为23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比美国大了18%。

社会方面，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推进反贫困、反不平等的斗争。

中国在2021年终结了绝对贫困，在最后一阶段（“脱贫攻坚”）使近1亿人脱贫。从更长的时期看，中国有8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扶贫工作不仅着眼于城市化，也关注乡村振兴。消灭绝对贫困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重点转向实现“共同富裕”。

党推进群众路线取得重大进展，在扶贫行动中三百万干部被派往农村生活、工作数年，数千党员干部付出了生命，经此过程，乡村党群关系更为紧密。

除消除贫困外，2015年的一份重要声明强调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政府还计划减少不平等、抑制资本过剩、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例如，政府成立了新的反垄断局，还出台有关规定，提出公民有权拒绝科技平台将算法强加给消费者；快递人员过劳现象被曝光。

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内薪酬过高现象做出限制和管控；重申了“房住不炒”的概念，力图在防止房地产市场暴跌的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监控、防止其成为主要金融投机市场。

自2021年起，中国政府禁止私人机构提供课后补习。作为四个子女的母亲、六个孙辈的祖母，我认为这项措施是很有必要的。通过这一政策，中国共产党可以消除外国经由课程对意识形态施加的影响；而且，该政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的利益比经济更加重要。

中国的教培行业一度非常庞大，市值逾1000亿美元的公司多达二三十家。尽管如此，政府的态度依然坚决。在相关政策发布前两周，教育部部长通报了此举的理由：教培行业已被资本挟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此外，取消补课也有助于为学生减轻压力、改善生活。

生态方面，中国在环境保护上成就卓著，在植树造林、减少污染、新型能源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中国成为了全球植树造林的领导者。执行“绿水青山”政策15年来，中国创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全球年度林地净增量第一。1981年至今，中国种植的树木已达780亿棵。

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在7年时间里减少的空气污染几乎与美国在30年里减少的空气污染相当。

中国还致力于开发新型能源。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占据43%的份额，是光伏电池和组件的最大生产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2016年至2021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1% ，而年均能源消耗增长率却仅为2.8%，同期节约的能源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中国能源总量中，已有近16%来自非化石能源。

政府治理方面，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贪行动。2012年以来，已有400万干部受到调查，其中包括常委、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军上将等。仅去年一年就有60万党政干部被调查。

根据哈佛研究的一项调查，在2003年至2016年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大幅提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率提升至93%，对乡镇政府的满意率从2003年的43.6%跃升到70.2%，这一变化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明显。这主要归功于反腐斗争和惠及劳动阶层的社会福利政策。

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大学里、社会上再次兴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红色文化随着红色电影和广场舞的传播而复兴。年轻一代充满自信，不再迷恋西式颓废文化和符号。

党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再次焕发活力。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有9600万党员，相当于全国近10%的家庭中都有党员。据皮尤中心报道，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程度高达90%。

另外，在当下的中国，国际主义正在兴起，“反帝”风潮开始回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计划、全球发展倡议等都体现了中国对国际主义的重视。去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上，七万人在天安门合唱《国际歌》，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

为了重申中国的国际主义和“反帝”历史，中国还做出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性的重要举动：2020年10月，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首次举办了抗美援朝战争文物展；接着，一些大制作影片上映，向观众展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38万中国人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牺牲，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

总而言之，如今的中国正全方位地展现着社会主义的活力。对于资本家而言，这样的中国当然令其胆战心惊；然而，对于全世界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今天的中国却是一座越来越明亮、越来越重要的灯塔。

可以说，在1949年，社会主义拯救了中国；而在2022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社会主义。假如没有中国，西方会将世界带入更漫长的黑暗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