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中的若干谬误

点击：作者：王芳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4期发布时间:2023-06-08 09:41:03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海外毛泽东传记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载体与推手。此类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披着传记的“外衣”，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历史虚无主义逻辑及核心观点的隐性渗透：通过“碎片化”的逸闻、戏说构建所谓的毛泽东生平历史；通过心理分析和主观臆测塑造毛泽东的个性人格；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指导意义；滥用“史料”进行论证，对毛泽东作出不符合史实的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海外毛泽东传记作为载体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危害。对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研判、坚决批判。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历史虚无主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尤其善于借助一些大众文化载体进行渗透。由于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加之传记文体的独特性，海外毛泽东传记已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藏污纳垢”“夹带私货”的“大本营”。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海外创作出版了大量毛泽东传记。这些毛泽东传记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阅读，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还被翻译成中文，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海外毛泽东传记中出现的一些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海外毛泽东传记中仍然无孔不入，通过不同的“外衣”隐性渗透其逻辑及核心观点。此类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在叙述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塑造毛泽东人格和个性、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问题上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且具有更深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更易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危害。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研判、坚决批判，这亦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用“碎片化”的逸闻、戏说构建毛泽东的生平历史

在历史学领域，“逸闻趣事”一般被视作不可靠的“野史”“秘史”，难登大雅之堂。近代以来，西方传记理念发生转变，开始将传记主人公的逸闻趣事当作书写鲜活生命的手段，以体现其个性，并增强传记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这种传记理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碎片化”的逸闻趣事代替客观的历史进程，或采用戏说的形式叙述人物生平历史则极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受西方传记理念的影响，在叙述毛泽东生平历史的过程中偏好使用一些并不可靠的回忆性材料，表现出“逸闻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一）偏好使用并不可靠的回忆性材料，消解历史的真实性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偏好使用回忆性甚至是虚假捏造的材料，用个体记忆“还原”所谓的细节，妄图用主观构建的历史代替客观真实的集体记忆和整体历史。20世纪90年代，一本歪曲史实的所谓的“回忆录”出版以后，海外掀起了一轮创作毛泽东传记的热潮，如罗斯·特里尔就使用了回忆录中的材料对他之前出版的《毛泽东传》进行修订。

【[英]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特里尔、迪克·威尔逊、亚历山大·潘佐夫等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创作毛泽东传记时都偏好使用回忆性材料，特别是回忆性材料中的逸闻趣事，一方面为了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需要，不惜使用虚假的材料；另一方面，试图利用回忆性材料给读者形成一种“真实性”的印象。但是，过度依赖回忆性材料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回忆性材料是根据当事人的记忆形成的，选择性记忆和记忆错误的情况经常发生；二是回忆性材料容易受到当事人个人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客观公允性；三是很多回忆性材料都属于“孤证”，无法从旁佐证；四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历史当事人的身份，用回忆录的形式捏造事实，见利忘义、吸引眼球。这本所谓的“回忆录”也已经被证实完全是虚构伪造、捉刀代笔的政治产物。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叙述毛泽东早年经历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时，大量地使用了萧瑜（萧子升，下同）和张国焘的回忆录。萧瑜曾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他在20世纪50年代用英文出版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但书中所记述的毛泽东早年经历并非全部是萧瑜的见闻，而是掺杂了大量“构建”的“对话”，且他在写这本书时已经时隔数十年之久，很多回忆和叙述并不可靠。比如，书中描述了他陪同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的情景，特里尔、菲利普·肖特、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传都曾引用这一叙述。但事实上，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的并非萧瑜，而是何叔衡。这个史实可以找到很多相互印证的证据，而萧瑜的说法仅是“一家之言”，并无其他佐证。不仅如此，他在书中对自己和对毛泽东形象的描述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本书是不完全符合信史材料标准的。客观地叙述和还原历史必须全面、充分地掌握史料，但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一原则。以叙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期间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为例，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主要引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的回忆与分析作为论据，却忽视其写回忆录时反对毛泽东的态度及其分析中带有主观色彩和揣测成分这一事实，因此此类传记显然不能提供客观真实的史料与认知。

（二）采用“逸闻主义”的写作方法，消解历史的规律性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化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对历史在科学中的地位提出质疑，对传统历史观的客观、真实性表示怀疑，否认传统历史观的理性进步及历史的整体性等认识，认为历史之所以呈现某种统一性和连续性，是“阐释”活动的产物。因此，历史不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是“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大写的历史”被众多“小写的历史”取代了。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影响了传记的创作理念，使得传记作家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甚至不可思议的情形特别感兴趣，认为逸闻趣事不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野史秘闻，而是将其当作描写“历史”的手段。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受到西方传记理念的影响，通过叙述传记主人公的逸闻趣事达到所谓“触摸真实”的效果。逸闻趣事的恰当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传记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但是，把逸闻趣事从历史点缀的地位上升为方法论意义上的“逸闻主义”，事实上否定了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逻辑性，用“碎片化”的逸闻趣事构建人物生平，缺少对历史逻辑和意义的揭示，从而“虚无”了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属于唯心史观。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为例，在描述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时，他用“构建对话”的方式大肆渲染毛泽东和赫尔利、蒋介石、马歇尔等人的谈话和交往，却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叙述，对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是如何思考的、毛泽东对解放战争是如何进行战略部署的、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这样的重大问题几乎没有客观严肃的分析，这种“先天不足”注定其传记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毛泽东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才能和贡献。

（三）基于“娱乐主义”的写作态度，消解历史的严肃性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之所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毛泽东传记具有很强的趣味性、通俗性、故事性，能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平衡不好真实和虚构、史学和文学的天平，传记写作就极易堕入戏说历史、娱乐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深渊。事实上，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就采用了戏谑、戏说的方法来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为例，该书大量运用了戏说、比喻、隐喻的方式叙述和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的一些虚构和隐喻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丑化与抹黑。

【[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毛泽东的语言极具个人特色与魅力，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却常常抛开具体语境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语言并将其“割裂化”“碎片化”。他作为一个“局外人”，通过冷嘲热讽、戏谑、戏说的方式将严肃的历史事件描述得非常滑稽荒诞，以迎合大众娱乐主义的低级趣味。必须看到，对历史缺少理性的审视和总结，否定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为代表的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

二、通过心理分析和主观臆测塑造毛泽东的个性人格

传记除了叙述主人公的生平与思想，还要能够塑造出其鲜明的个性。但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抛却传记叙述的客观原则，抽象运用所谓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方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从道德层面曲解、丑化、攻击毛泽东，企图把历史解释为“阴谋”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历史虚无化倾向。

（一）抽象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

心理分析方法作为人物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只有与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客观真实地阐释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离开历史语境，仅仅抽象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

白鲁恂的《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单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毛泽东晚年发动政治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心理因素，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背道而驰。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白鲁恂一书“把社会政治事件还原为心理的原因、把成年的经历还原为幼年的原因”那样，夸大心理因素的影响、忽略客观因素，是其唯心主义分析方法的主要缺陷。如果脱离近代中国在外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在内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探索后才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背景，仅抽象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推断出毛泽东的个性，并作为解释中国革命历程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二）通过主观臆测，从道德品质层面攻击、抹黑毛泽东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惯常通过心理分析方法塑造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但其中很多分析都属于主观臆测。例如，亚历山大·潘佐夫在《毛泽东传》中否定了毛泽东对放弃去欧洲勤工俭学所作的解释，认为“他放弃去法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自尊心。……他不想品尝比别人差的滋味”。这一说法明显缺乏信服力。众所周知，毛泽东17岁时就毅然外出求学，并在青少年时期通过各种方式自觉地锤炼自己的意志力。这样的毛泽东怎么可能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就轻易放弃机会？再比如，潘佐夫把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释为为了从美国人那里获得支持的手段，这种主观臆测是严重违背事实的。

【 [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除此之外，许多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中都存在“阴谋论”式的解释或推断。还有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甚至故意使用虚假材料，以图通过丑化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伎俩。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是什么学术思潮，而是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敌对政治思潮。我们必须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这一错误思潮作坚定斗争。

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曲解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战略家和思想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客观评价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歪曲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指导意义，对于这种“学术化”包装、隐蔽性较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尤须提高警惕。

（一）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质疑和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原始文稿进行“篡改”。他将文稿的修改、编撰视作“包装”与意识形态欺骗。这一认知是非客观理性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为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并在不影响和改变思想表达的前提下，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就语言和文字表达进行调整与修改。施拉姆的质疑实质是用细节否定整体、用所谓学术考证的方式对编校层面的文字加工作扩大化解释，将之曲解为思想内涵的改变。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捏造事实，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断充斥于海外毛泽东传记和海外毛泽东研究之中，变换形式与说法反复出现，其目的就是否定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美]斯图尔斯·施拉姆著《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二）曲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以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异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实践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进行主观解读。例如，施拉姆认为：“也许毛泽东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任何体系，没有清晰的结构，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他在《毛泽东》一书中，把“民族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线，认为“民族主义”推动并决定了毛泽东的实践进程；他还认为，“唯意志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要素，“毛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人的意志与客观因素二者相比，他更重视人的意志”，“农村游民可以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认识是极端唯意志论令人吃惊的反映”。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政治和知识肖像》这本传记中把毛泽东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定义为“民粹主义”，认为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不同，因此是对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双重异端”。又如，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传》等西方作家所著的毛泽东传记普遍使用“毛主义”的概念代替“毛泽东思想”，以图表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质性”。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还常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民族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等，出现了否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改革开放后海外出现了一股“非毛化”思潮，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随即攻击毛泽东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的书，不懂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说法完全扭曲了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回忆，早在1920年他就积极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那以后，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些书反复读过多遍并作了大量批注。他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来都不是泛泛而读，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带着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思考有重点、有目的地阅读。由此可见，一些海外毛泽东研究绝非像其标榜的那样是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以施拉姆、迈斯纳为代表的毛泽东研究者不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而是从特定立场出发，以学术为托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似乎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见，编织出了一条曲解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隐性路径。我们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实质要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予以坚决回击。

四、滥用材料论证其前置的立场和预设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史料非常丰富，这为毛泽东传记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却“偷换概念”，将其当作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幌子”，刻意选择、歪曲、伪造史料，炒作所谓的“新史料”，以掩盖其虚无历史的真实目的。

（一）伪造史料，歪曲历史事实

张戎和乔·哈利戴夫妇2005年出版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西方媒体极力鼓吹其完全改变了人们认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的方式，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本书的作者宣称，他们为撰写该书走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档案馆，使用了1200多条史料，采访了400余位历史相关者，撰写了68页的脚注，给读者造成一种“客观解读”和“学术严谨”的假象，极具迷惑性。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快就被国内外学者揭穿其真面目：这本传记无论是所谓的档案材料还是访谈材料都存在明显的虚假性和带有目的性的歪曲和裁剪，最终目的是丑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这本书出版后，有的“被采访者”明确否认提供过相关资料。这本所谓“传记”充斥了大量的八卦消息、扭曲的记录、小道消息和煽动性翻译等虚假素材，甚至把毛泽东所反对、批评的观点当作毛泽东的观点加以攻击，因此它是通过伪造、歪曲素材达到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产物。由此，海外学者也对以张戎版“毛泽东传”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了“第六次论战”。

（二）炒作“新史料”，颠覆历史事实

号称发现“新史料”并输出“新观点”是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的常规操作之一。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宣称首次解密苏联绝密档案，是全球最具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记。在中文版序言中，作者指出，以前的研究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党；毛泽东在和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具有独立性。但作者认为，“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离真相很远”。这本书从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国革命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个视角出发，试图证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依赖斯大林的支持和莫斯科的帮助。他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解释为“偶然”和“运气”。书中所谓的“新史料”并未提供重要内容，其所谓的“新说法”“新结论”消解和虚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独立自主的奋斗历程，实质上是“阴谋论”的旧调重弹而已。用片面否定全面、以“新发现”否定“既有的总和”,否定历史的整体性，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方法。

（三）预设结论，挑选、曲解材料进行论证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材料非常丰富。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复杂性、史料的丰富性，要求作者在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选择最能体现毛泽东的思想、行动、个性的材料，并基于客观材料进行解释和说明，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与此相反，历史虚无主义不是立足材料、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罗织材料。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专门挑选“消极”的、“被污染的材料”使用，甚至到了凡是否定毛泽东的他们都赞成、凡是肯定毛泽东的他们都反对的荒唐地步。还有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作者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预设结论，再根据结论挑选自己需要的“材料”，随意裁剪、断章取义、恶意曲解、颠倒是非，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总结

一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在叙述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塑造毛泽东的个性人格、进行解释和评价的过程中暴露了其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一是抽象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从预设的结论出发进行推演，滥用材料进行论证；三是利用“碎片化”的逸闻趣事和史料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四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掩盖其真实的政治企图。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否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总的来看，海外毛泽东传记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载体与推手。一方面，毛泽东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他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集中歪曲的对象。另一方面，传记文体兼具“史学属性”和“文学属性”的独特性给作者的描述、解释留下了一定的夸张和想象空间，能契合大众的猎奇心理，为其传播提供了便利。

当前学术界已经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了高度警惕，一些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传记已经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回击和批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大量畅销的海外毛泽东传记，包括部分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文本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因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传记传播面广，出版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册计。海外毛泽东传记的阅读群体主要是普通群众、青年学生，这些读者许多不具备辨别真伪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观点和立场的影响。长此以往，以讹传讹，错误认识流行开来，会扰乱大众对真实历史的认知和态度，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氛围，其负面影响较之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学界应当对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更系统、更具体、更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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