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实践中证明了其活力和成功，并因其成功的实践而建立起强大的公信力气场。而恰恰这一点被黑子们所利用了，成了黑子们贬损前三十年和为贪腐分子辩护的依据。明明是揭露贪腐分子利用企改的机会窃夺国有资产，明明是揭露不良资本无序增长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危害，却被黑子们诬蔑成反对改革开放。黑子们以拥护改革开放为掩护，极力否定和割裂新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历史，用后三十年的成绩凸显前三十年的所谓“黑暗”。 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国家和人一样，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你总不能用你成年时期的成熟和成就和你少年时探索世事的挫折相比较吧？一个人在少不经事时探索事物难免会跌跟头，这是客观规律，你能因此就否定你在少年时期的人格吗？况且少年时期的中国已经承载住了超出其年龄段的重担。重要的是，前三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一点已经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得到充分肯定！
对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表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一、前后三十年相辅相成，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你在中学时当不了学霸，你在大学时如何会成为博士？同理，没有前三十年的功业，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成就。越南工业普遍不发达，特别是化工工业，原因就是越南至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全配套的工业体系。而缺电在越南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欧洲商会曾致函越南政府称，无规律的停电将打击该国试图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声誉。和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着手大规模建设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相比，越南工业化起步太晚，所以 底子太差 。越南最大的短板是工业上下游尚未形成产业链。由于越南的产业不完整，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原材料不能自己生产，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便造成产业链上下游中断。这种状况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催悲的，因为它无法在本国找到所需要产品部件，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而导致产品的生产时间变长，生产成本增大，利润变薄。由于越南工业体系不完善，产业链始终会存在缺陷，所以对外招商环境并不十分理想，结果最终很难成为“世界工厂”。越南目前处于在中期阶段那种局部性、依附型的低端工业化的水平。因其没有像中国那样在建国初期就建立起国家级庞大的科研体系，所以越南未来科技的研发对实际应用贡献率几乎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产业链得不到提升且价格优势又不再明显之时，恐怕越南的发展后劲将大打折扣。因先发优势，中国走上工业化，建立起囊括所有工业门类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由此可见，中国前三十年所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后劲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前后三十年相辅相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这个党秉持着“以人民之心为心 以天下之利为利。”的宗旨，自建党之日起，这个宗旨从来没变过！ 因此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以人民之心为心使终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新时期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忧虑的是什么？想必党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这一点在前后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谁想割裂开只能是枉费心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按他们的路径将前后三十年进行强行割裂，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與论场中，我们不难发现，反邓小平理论的人往往是打着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旗号兜售他们的私货，他们兜售的私货原本是悖离了邓小平理论所指引的方向而另起炉灶。他们为了让自己另起炉灶的主张更有蒙蔽性，便给自己的谬论刷上拥护改革开放的保护色，孰不知他们已经在偷天换日。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被他们偷偷篡改成没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说穿了就是这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兜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社会生产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也必须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然而当司马南强调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时，便遭到别有用心的那类人的围攻，他们打着邓公的旗号反对共同富裕，邓公的良心是主张共同富裕。 反观他们的良心是什么？“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句话是北大经济学家樊纲早在2011年谈到贫富分化时说的。 能说出这种完全背离中国改革开放初衷的极端言论的人是卑鄙无耻的！以拥护改革开放为幌子痛骂司马南的人还不在少数。这些黑子一本正经装腔作势地给十四亿人民下“指导棋”，并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付先知先觉的圣人状。幸亏国家没有信任这种人，否则他们会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国家的总体方针是为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而服务。因此华春莹发布的“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10点原因”中，“原因之二就是：“中国从不允许1%的人口拥有相当于90%+人口财富的总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秦刚也在发言中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不是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守规矩而不是越红线。”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之一就是改革开放终极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他们却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劫富济贫，共同富裕是破坏改革开放。如此露骨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以至于其论证可谓破绽百出，不敢与反驳者对质。对于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心目中的分量是千钧重的！这与表面上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实际上在做贬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极力推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有本质上的不同。对于共同富裕，晚年的邓小平还在深深忧虑着这一事关改革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并设想：“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去世这么多年了，这一问题仍然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而是惊人地扩大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不叫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遥遥无期，只能会让老百姓望洋兴叹，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能想到并且积极实践共同富裕，绝对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的，是践行以人民之心为心的具体行动。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中央一二代领导人有着高度的共识，同时也是前后三十年所共同努力的目标。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是青年时期毛主席的志向，他曾经发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开始尝试着为中国人民开创一条道路，基本的框架是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用集体的力量完成农村人口的脱贫致富，同时通过发展健全的工业体系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195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毫无疑问，这个决定一定是经毛主席提出并审核的。这一年，“共同富裕”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 年，毛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再次论述共同富裕：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毛主席的思路是，只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主席最关心的就是“公平”，最警惕的就是“两极分化”。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不能一边富得流油，另一边穷得揭不开锅。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则一直贯穿了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探索所积累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财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路线图。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说：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的改革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没有什么坏处。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总的一句话，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脱离共同富裕的轨道，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践行不践行共同富裕政策是鉴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金石。目前中国远超美国的0.33%的富裕阶层占有67.4%的社会财富与92.77%底层占有7%社会财富的巨大反差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制订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已经显得犹为紧迫。从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点上来看，前后三十年都有伟大的成就和不足，都不可全盘肯定，更不可全盘否定。有人说前三十年是共同贫穷，我认为此言差矣！因为确定贫穷的标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新中国建国前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解放后的翻身贫农有了土地，生活资料有了基本的保障，因此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而现在的贫穷的概念并不是说吃不上饭，或者碗里有没有肉，而是底层劳动者手里所拥有的生活资料能否成为自己的未来生活提供可靠的基本保障。能否不因病返贫，能否不担忧自己生儿育女后所产生的巨额养育费用捉襟见肘。时也，势也。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当今这些社会焦虑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导致消费乏力，少子化老年化社会即将来临的根本原因。以辨证法的原理看问题，现今改革开放所赖以发展的人口红利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的余荫。那时，基本上一个家庭需要赡养三到五个孩子，但是人们却很愿意生孩子。这是为什么？如果当时前三十年社会上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活无保障，或者绝大多数时间都有吃不上饭的现象，老百姓还会一家生四五个孩子仍然乐此不疲吗？莫言说自己小时候饿得吃煤，然而事实证明，当时的他却是白胖白胖的。所以只有站在全面客观的角度对前后三十年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判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基本原理，而不是机械的加以比较。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私有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中国大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私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壮大后的私营经济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逐渐占据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结果是，我国丰厚的人力资源能量得以释放，这对于国家财富的积累，国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勒紧裤带所创造的人口红利，现今这种世界工厂的后发优势是轮不到中国的。有个黑子说票证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件事情的分析应该本着客观态度来对待。当时如果不大力发展人口，何来票证经济，恐怕黑子们都没有机会来到人世吧？
我认为，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有其优缺点，各具特色，只有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经济。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仍有计划经济的成份，如集举国力量办大事，国家下达给国有大型企业的军舰飞机制造指标等等。而票证存在意味着国家粮食蔬菜农副产品供应不足。虽然计划经济统得过死，但这也不应该把原因只算在搞计划经济上。前三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不足，这与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无法引进西方的先进的化肥生产的技术设备，触碰不到前沿科技，而导致中国的农业科技落后，没有好化肥农药和种子供应有直接的关系。票证的使用和人口暴增的关系最大，次要的原因是农业科技落后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偿还欠苏联的债务。
由于粮食产量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国家把土地和精力全用在粮食生产上，蔬菜等农副产品自然生产供应不足，因此实行票证定量供应。按当时的条件，即使实行市场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好的农药化肥和种子，再承包到户，生产积极性再高，粮食产量也不可能突然就有了跨跃式增长。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得以进口多套化肥生产装置，随后几年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增加，吃饱饭问题得以解决。
从中可见，粮食供应紧张与人口暴增和农业科技落后有关，就是说，是否使用票证和经济结构没有直接的关系。拿印度为例，印度耕地面积达1.6亿公顷，中国耕地面积1.2亿公顷，虽然印度耕地足足比中国多了0.4亿公顷，粮食一年生产三季，但是印度的粮食年产量却仅为中国的一半。而印度的经济结构不是计划经济，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印度人口总数是13亿6千万人，年人均粮食产量461斤左右，仅及中国1950年的水平。
按黑子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的印度不应该缺粮才是。然而事实是，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2020年有107个国家属于饥饿状态，印度竟然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国家。而为了解决吃不饱饭问题，印度不得不每年出口1200万吨左右的优质稻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出口赚外汇后换取廉价的玉米小麦和工业化食品，以解决民众 最基本的食物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用世界耕地总面积9%的土地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已属奇迹，这难道不是前三十年所创造的辉煌吗？
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庞大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外资与生产技术的引进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得以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红利，得以充分的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使劣势变成优势。所以如果没有前三十年造成粮食紧张的人口暴增，后三十年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所产出巨大的财富优势就不会产生。现今中国科技人才跃居世界之首也和人口红利有关系，当然教育发展和对外科学交流交流是中国科技成长的硬币另一面。国家实力因此成长。 换句话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天时。如果改革开放推迟至老年化社会到来时才开始进行，则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所以前后三十年是相辅相成的，黑子们总想把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将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割裂开来，意图通过无底线的改革将中国的现有体制加以改变，用剥离社会主义属性的单纯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美西方所期待的政治体制改变的成功。 这里不乏有一些感觉宣传××革命已经不灵了的人，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伪装成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初衷没变，那就是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允许试错，但是试错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的利用试错机制突破国家法律法规底线的屛障。 改革胆子要大些，步子要迈得大些，但并没让你胆大妄为到利用改革开放政策的空子贪腐国家资财上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所进行的讨论与反思，确实不是仅仅用“左”和“右”、前进和倒退所能概括的。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原则，在肯定改革会促成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大方向和大前提下参与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立足于将讨论和争论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基础上兴其利而除其弊。我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特征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重大关切得以满足。而广大人民的愿望就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不再为因病返贫而发愁。而今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因此说，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繁荣阶段，适当的调解经济政策，重视人民的重大关切，在人民重大关切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来解决，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回馈给人民一些，解决因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问题。理论结合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性才会得以体现。正如上海交大陆鸣教授所言：“所有的政策都应该面向于穷人、打工族和农民工，而不是面向有钱人、富人，因为只有穷人有了希望，一个城市才有未来。”同理，只有所有的政策制定都立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才会有未来。前后两个30年我们都犯了很多错误，出现不少问题，走了很多弯路，但前后三十年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前后三十年，无论是错误还是成就，都是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产物，都具有积极的动机，所以否定前三十年，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不言而喻。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略有删减，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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