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交给市场”？这条舆论邪路，苏联曾经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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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欧洲金靴来源：金靴主义微信号发布时间:2023-05-18 17:02:39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

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品行不端，人民不会接受，时代也不会接受！不自重就得不到尊重！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要弘扬行风艺德，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

—— 2021年12月1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世纪50年代，艾伦·杜勒斯针对苏东阵营有过这样的作战方略，后被收录至美国《战后国际关系原则》：

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不易察觉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闲言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成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等。

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这些，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感情；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而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们，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

2001年7月，香港《广角镜》月刊曝光了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苏东阵营所制定的“十条诫令”，随后新华社《参考消息》于2001年7月24日第15版对其进行了整体刊载，这让中情局在战后对苏对华的舆论颠覆战略面世：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性犯罪的电影，以有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们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中间只在新仇旧恨，这时完全不能忽略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手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想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明上非常慈爱地区帮助和援助他们，只要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一击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我到现在都记得，戴旭前几年就网络舆战和文艺生态说的一句话：

上甘岭已危，十五军安在？

说起十五军，其实在当时名气不算大，在我军厚重的战功簿上或许只是个“小字辈”，但是自1952年3月起，正是这支队伍一直担负着守卫五圣山和西方山一线的任务。

他们面对的是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团和南朝鲜军第二师三十二团及十七团1个营，在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支援下，分6路向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动猛烈进攻……

其中坚守1号坑道的正是电影《上甘岭》中的原型——三四团八连，前身是的第一二九师警卫营三连，素以作战勇猛著称。

在美军进攻1号坑道后，他们用无后座力炮轰、堆放炸药包炸、往洞里扔手榴弹、P-51型强击机俯冲扫射，一个班接一个班地向坑道里冲击，打得坑道里浓烟滚滚，山崩石裂。

八连在洞口狭窄、射界受制的环境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极限抵抗，一个个战土纵身跳出，端起冲锋枪与美军面对面射击…只要有人倒下，就会有又一个战士冲出坑道…冲出去的战士再次倒下，后面的战士继续往外冲……

仅597.7高地1号坑道里，平均每天就有一个班的兵力消耗。八连最多时补充到120多人，最少时只有5个战斗员，这就是所有坚守坑道部队的一个缩影，也是志愿军的缩影，也是人民军队的缩影。

到11月5日黄昏，美韩联军再无力进攻597.9高地，这个标高已被炮火削去两米的山头使他们望而生畏，完全失去争夺的意志。

正如第十五军所编撰的那本沉如秦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话所描述的：

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支部队敢像十五军这样自豪地宣称此类惊天动地的壮举为‘普遍现象’呢？

这就是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其精神内涵的来源之一。

八年后，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明确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护：

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誉标识。

毫无疑问，笑果文化不可原谅；

毋庸讳言，这是一场舆论战役——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家中横挂“东亚病夫”：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公开物化女性：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参与节目《奇葩说》捧红“跨性别者”、“性别模糊人士”姜思达：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参与节目《奇葩说》捧红港独分子邱晨：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参与节目《奇葩说》捧红马薇薇（力挺港独分子邱晨和淫乱罪犯吴亦凡）：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参与节目《奇葩说》邀请反华人士高晓松：

笑果文化股东李诞参与节目《奇葩说》其搭档马东2020年2月7日凌晨微博内容（自行体会）：

笑果文化艺人杨笠成为女拳运动兴起主力：

笑果文化艺人孟川公开发表反华言论被禁言：

笑果文化艺人卡姆吸毒被捕：

笑果文化艺人张博洋公开支持张文宏：

笑果文化解聘艺人池子赴北美大演反华脱口秀：

笑果文化《脱口秀大会》邀请知名精日分子罗永浩：

……………………………………

战场上的上甘岭，志愿军在战壕里挨着美军远远高于二战弹药倾泻量的轰炸，山崩地裂的热浪把整个人震得七窍流血、双耳失聪，都能守住一座山头。

但是舆论的上甘岭，在和平年代，在这些奉行新解构主义的资本财团与右翼媒体（人）面前，人民军队的生命重量早已成了模糊的灰烬而已。

所以，还要将“言论交给市场”吗？

事实上，“言论交给市场”这条舆论与意识形态的邪路，三十余年前的苏联早已走过……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至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对新闻媒体说：

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闸门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

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发行量即突破百万份。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后来这样评价：

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了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涂抹斯大林。

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甚至充满感慨地说：

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

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其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之后的“第二次解冻”……

《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Солженицын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

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主导权，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党的思想被搞乱，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

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

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到80年代后半段于苏联社会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

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这真是应了毛主席在那半个世纪之前的判断：

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这样分析：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著名的“意识形态剪刀手”雅科夫列夫还公开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

他还重拾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等等等等。

包括“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也宣称：

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

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

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

苏联知识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原先所谓“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

相当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的知识精英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锋队”。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

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那些仅能说出英文或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推崇，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一跃成为人民代表乃至部长、副总理。

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西方国家利用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其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反共作品《古拉格群岛》的作者Солженицын；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

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

1979年4月，美国用它所拘捕的两名苏联间谍，交换了金斯伯格等五名持不同政见者，以此声援和鼓励在苏联出现更多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六年后，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已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

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渗透和“人权”攻势，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那些对苏共不满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资助他们出版各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版物和电视节目，并鼓励他们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随着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戈尔巴乔夫完全屈服于美国的“人权”攻势和压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是为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恢复名誉。

1989年3月，萨哈罗夫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失败落选，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名额，帮助他成功当选。

后来，萨哈罗夫成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强烈反对苏共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并亲自拟定《宪法》，取消了原苏联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

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曾表示无限悲痛，声称：

这是重大的损失。

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面对以非正式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苏共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

1989年7月18日，戈尔巴乔夫又说：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与改革目的客观上相符，应同它们对话协作。

戈氏不仅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直至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听任让反对派夺取一系列地方政权。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三万多个，这些组织通过各种报刊和电视节目，肆无忌惮地宣扬反苏反共观点，鼓吹成立反对党，并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

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

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了解他们的活动意图和计划，对他们表示支持，从而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两百万人手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大大强化了当地分裂主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

布什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分裂运动领导人，向他们表示声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同时向美国人保证，在坚持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愿同波罗的海分裂势力进行对话。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3个共和国的控制。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最终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202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生日时，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拜登向他祝喜寿辰：

我代表美国人民祝贺您90岁生日快乐，这是您传奇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感谢您对自由的忠诚，以及您数十年前做出艰难决定的勇气，世界已变得更安全，这至今仍然是灵感的源泉。

解构一个政权、分裂一个国家，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从矮化乃至污化它的军队，尤其是辱没其立国之战开始。

1945年，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能做到！

这就是「白蚁战略」。

在舆论战场上，放出一只猛虎的成本、动静都太大，而放出一撮撮白蚁，才是经济实惠的摧毁一座大厦的良策。

80年代之前，在苏联人民心中，斯大林和苏共是火红的旗帜。其人民信仰的塑成并不是天然而就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苏共的军队打赢了卫国战争这场苏联立国之战。

苏联人民不会忘记，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作为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决然地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雅科夫送上了最前线——1941年7月，雅科夫在作战中被俘，希特勒提出愿意以释放雅科夫为条件，交换德军将领保卢斯——但是斯大林的回答是：

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

结果，雅科夫死在了纳粹集中营。

可是斯大林的这句话却印在了苏军每一个士兵和苏联每一个人民的心中。

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用打赢卫国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政治红利，就是苏联人民对苏共这个政权的信仰和凝聚。

因而，对于外部势力而言，想要瓦解苏联人对苏共的信任和依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苏联社会的那些反动精英，通过搅动舆论、制作反动文艺作品来煽动洗脑苏联人，重新解释、侮辱践踏那场光辉神圣的卫国战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反共反苏势力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

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比如苏联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作品《将军和他的部队》。

欧洲方面闻到味，立刻给了他一个大奖：布克文学奖，狗粮一万英镑。

斯大林的烈士儿子雅科夫，被说成“上战场打纳粹，是为了镀金接班”；

苏联女英雄卓娅，被一些苏联三流作家说成“偷稻草的窃贼”；

用身体堵枪眼的战士马特洛索夫，被说成“其实是死于流弹”；

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著名的女后勤兵妮基季齐娜，90多岁右手残疾、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无人问津，被亲西方的苏联人士傲斥：“她活该”；

截肢后依然重上战机、与纳粹空军搏斗的苏军“无腿飞将军”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其受到攻击更令人发指：他的残疾缺陷被苏联的文化精英、自由派媒体编成段子，带领全苏社会哄然大笑——人们竟然质疑这位截去双腿的英雄的事迹是造假的！

你想到了什么？

我们的立国之战，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烈士，不也在21世纪被人说成“镀金”、“炒蛋炒饭”、“壁炉烤鸭”；不也被人质疑“怎么可能卧倒在火堆里一动不动？肯定是假的”；不也被人立场反动地嘲讽“向我开炮”是“对美军的不讲人道主义”………

直至今天的笑果文化，可以毫无顾忌地践踏红线、泼污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与人民军队。

而当那些关于苏军的谣言，统统被戳破揭穿，当俄国的群众百姓重新认识到苏军是一支多么辉煌伟大的人民军队时，苏共这个政权、苏联的这个国家却早已不复存在了。

解体之后，如乌克兰，赫赫战神库兹涅佐夫、朱可夫们的被砸毁的雕像，也不会有人再有兴趣去重新扶起。

1987年之前，苏联的电视主要有三套节目：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莫斯科电视台，内容均衡平和。

而进化到了2000年，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已经是独立台HTB和TV6——媒体已经完全被资本控制了。且节目内容六成以上都是政治：仇共反共的政治。

这样的媒体怪兽，正是兴起于前文所述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的“多元化”与“私办媒体自由”。

它们通过信息轰炸，全天候引导了苏联人对卫国战争和苏联红军的信仰，进一步瓦解了苏共的领导力。

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新修订的课本中，对卫国战争的篇章做了尤为颠覆性的修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与东欧国家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连乔夫斯基曾说：

在新闻媒体中，对苏联政治剧变进程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视台和自由等电台。

80年代末，西方各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功率广播电台每天用六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四十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

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其历史题材的广播节目占到三分之一。

对于二战中苏联军队的地位、作用、评价，这些电台全数以西方冷战式的思维和立场去向苏联听众灌输，如“苏联也是侵略者之一”、“美国才是二战领导者”、“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意义比不上诺曼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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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时期，西方资本影响下的苏联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们，极度热爱声称：

今天苏联的经济衰退，其原因是因为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的血汗！

这样的社会舆论聒噪，加上西方舆论集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攻击（这场不义战争倒确实属于苏联领导集团自己给西方递刀子），便造成了苏联民众战后几十年来，第一次对苏联军队产生了厌恶和反感。

1989年春天，苏联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请求暂缓征兵运动”，在资本和媒体的煽动下，又爆发了所谓“士兵母亲运动”。这种西欧味儿十足的社会聚众行为，把苏军的社会威信打到了谷底。

一时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加盟地区纷纷出现难以计数的“反征兵组织”。到1989年春季，波罗的海的征兵工作只完成了20%，苏联国防部不得不延长一个月。

至1990年春天，逃避服兵役现象更加严重，这次有7个加盟共和国未能完成任务：格鲁吉亚（27.5%）、亚美尼亚（7.5%）、立陶宛（33.6%）、拉脱维亚（54.2%）、爱沙尼亚（40.2%）、乌兹别克（87.4%）和吉尔吉斯（89.5%）。

当时苏联的年轻人普遍打着标语：“我们不要和一支破坏文明的军队为伍”——所谓的“破坏文明”，指的就是西方媒体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污蔑性解构。

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也使苏军内部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的思潮迅速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

同时，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同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

军队中退党和交党证的现象屡见不鲜，逃兵更是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三万余人。

随着卫国战争以及打赢这场战争的军队，在苏联社会中不断地被轻视、辱没，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现代生态，国与国之间战斗愈发“去核武化”，如人与人之间争锋愈发“去拳头化”。

从七十余年前杜勒斯为美国制定“白蚁计划”以来，和平演变取代海陆空作战，在七十余年时间里，其位于对外战略的地位逐年提高。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高潮，2010年前后又是一个高潮。

而在每一个高潮之间，事实上策变从未停止。

比如，由“言论交给市场”战略而诞生的「七人集团」。

七人集团，狭义上指的是在苏俄经济转轨中迅速凭借美国扶植而崛起的、在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中最有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七大金融财团。

具体包括：

① 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西伯利亚石油集团；

② 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诺里尔斯克镍业-辛丹卡集团；

③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尤卡斯集团；

④ 古辛斯基的桥-集团

⑤ 阿文和弗里德曼的阿尔法-集团

⑥ 斯摩棱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农工银行

⑦ 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集团。

这七大顶级私有财团几乎控制了解体后的整个俄罗斯，从左右总统竞选，到包揽金融信贷和境外资本入持，再到一手遮天地统治俄罗斯的舆论媒体、操纵着俄民众的价值观……

在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几乎成了这些（能源/金融/传媒）寡头们的天下。

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明目张胆地直言：

我们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的俄罗斯传媒。

七人集团中，除阿列克别罗夫的卢卡伊尔集团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石油产业外，其他六个集团均有自己的私家银行。

在当时全俄2000多家商业银行中评选出的最大的100家银行排行榜中，波塔宁的奥涅克辛姆银行，为全俄最大的私人银行，仅次于俄国家储蓄银行和俄国家外贸银行，在商业银行中排行第三（1996年9月其银行资产为15.1万亿卢布，所吸存款额9万亿卢布，其最大股份10%又归波塔宁）。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银行则位列第六，在私行中排行第三，位奥涅克辛姆银行和俄国际商业银行之后。

在私有化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集团，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将银行和多个工业部门的数十家企业联合为一体的“私人金融工业混合体”，即所谓的金融工业集团。

梅纳捷普集团和它的控股公司——“俄罗斯工业”包括30多个子公司，拥有超过14万职员，下辖9个部门管理局，含石油、纺织（管理9个股份公司，其中包括纺织业巨头“俄罗斯纺织”和纺织科学研究院）、食品工业、化学、有色冶金、轻金属、矿石工业用化工制品、建材和商业。

古辛斯基的“桥集团”更是在1996年末控制了超过50家俄罗斯民营企业。

相比于其他六位寡头，古辛斯基更擅长在传媒方面统治俄罗斯。

1993年，古辛斯基的“桥银行”成立了所谓的“独立电视台”，桥银行持有独立电视台77%股份。

之后又由桥银行发起，联合了具有强烈自由化倾向的报纸《今日报》，共同买下了原本国有的“莫斯科回声”电台，并隆重发行了《7日报》。

古辛斯基打造的这份《7日报》，后来与美国的《NEWSWEEK》周刊共同出版了著名的反共反俄刊物：《总结》。

1997年时，古辛斯基又提出扩大自己信息帝国的计划，叶利钦执掌的克里姆林宫便大手一挥、满足了他这方面所有的政策性需求。

在1997年，古辛斯基大幅度增加了独立电视台的播出时间，该台从早到晚都有政论性节目，内容多为“反思苏联历史”和吹捧西方体制。

同时，古辛斯基的新闻团队还制定了频道的“全球计划”，打算在五个频道同步播送名为“独立电视－增加”的卫星电视。

1987年之前，苏联的电视主要有三套节目：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莫斯科电视台，内容均衡平和。

但进化到了2000年，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就已经是独立台HTB和TV6——古辛斯基的舆论地盘，全天候向俄罗斯人民传递反国有化、反集体制的、推崇极端市场经济的政论内容。

若问源头在哪里？则是1991年由叶利钦亲自签署的《俄联邦大众传媒法》，取消了俄罗斯境内的一切新闻审查，给亲西方、鼓吹自由化的舆论风浪拉开了闸门。

作为“对立面”，著名的《星火》杂志开始衰落，从1992年开始《星火》改为了不定期出刊，到1994年，直接从1992年的44万阅读份订阅量骤降至不足1万份。

最终，《星火》杂志走到了寡头们想要看到了的结局里：被别列佐夫斯基私有化了。

除了古辛斯基，斯摩棱斯基同样对控制传媒、把握舆论有着浓厚兴趣。

这很好理解，在媒体战的时代，对于资本寡头而言，维护垄断的一个必要抓手就是使垄断的合法性在民心层面得以塑造，如此一来，其在法律层面的非法性也就不值一提了。

说白了，培育更多的“精神资本家”，让俄罗斯群众在报纸、电台、电视的疯狂洗脑之间，逐渐地相信“寡头可以比政府更能带领这个国家实现强大、实现民众的富裕”。

斯摩棱斯基与古辛斯基同是《今日报》和独立电视台电视公司的奠基人，他本人还是俄罗斯自由派媒体《新周报》和《商业日报》的参股人。

而且，他与别列左夫斯基还一度共同主持过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董事会，并持有该公司频道5%的股份——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这5%股份，其实也就是构成其金融帝国的一部分。

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是根据总统令于1995年建立的，国家控制其股份的51%，49%的股份拍卖给私人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个寡头媒体怪胎）。

其最大的份额由“罗卡瓦斯”（16%）取得，别列佐夫斯基是公共电视台的实际控制者。

俄国家杜马曾力图确立对公共电视台的控制，但未能取得成功。

在1996年大选前的宣传运动中，公共电视频道也像其它国家和私人的电视频道一样，都是为亲美的叶利钦工作的。

“言论交给市场”？你交给的不是市场，而是茹毛嗜血的野蛮人。

看看那些被资本扶植的文艺人的笔触和镜头，仿佛他们才是主宰一切的指挥棒。

所以在历史面前，他们比大爷还大爷，比太上皇还太上皇。

管虎背手相对志愿军纪念碑

面对志愿军烈士的长碑，极不耐烦的他们不但大摇大摆、轻蔑地背起双手，甚至恨不得要吐一口痰：“没有老子给你们拍电影，你们算个啥？”

毕竟在他们这群人眼里，志愿军有什么可拍的？在新自由主义受众和境外资本那里搞不好要被当做“主旋律喉舌”，只有拍《八佰》那才是标新立异、卓尔不群，才能远离“此岸”、讨到“彼岸”的青睐……

管虎电影《金刚川》公然侮辱毛主席及主席家人

我必须提醒一下：笑果文化背后有华人文化的影子。

华人文化这家投资机构，曾与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支持创办的「Raine基金」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战略目标是：

为中国和西方媒体思想领袖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施密特曾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

让传媒成为美国输出民主运动的工具。

施密特也确实在世界各地煽动动乱，其领导的谷歌与CIA有密切合作，谷歌创建的背后本就是由CIA种子计划资助，行动则听命于NSA（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CIA官员大卫·斯蒂尔甚至毫不掩饰：

我们CIA内部就有谷歌的联络人，瑞克·史坦赛尔，效力于CIA研究发展办公室。

以2011年的埃及动乱为例，时任谷歌CEO的施密特直言：

埃及境内的某些媒体和势力和美方里应外合，通过在FB和TT上散布信息、煽动推翻穆巴拉克。

彼时还有一句口号作为行动图腾：

我们都是哈勒德·萨伊德！

同时，施密特还曾高调预计：

中国未来数十年内将发生某种（颜色）革命。

2013年底，黎瑞刚（华人文化创始人）携华人文化重金控股国内的知名右翼媒体——财新传媒（此前，华人文化一直是投资娱乐影视，并不涉及媒体业）。

施密特还曾一手扶持 “中国媒体领袖”李KF，后者因政治因素于2013年离开大陆；2015年，李KF回到大陆。当年4月，财新网开始对李KF进行大规模宣传和洗白。

就在同一时间，饮料企业加多宝推出侮辱烈士邱少云的营销活动，大肆宣传作业本、李KF等人。

看，又是涉及抗美援朝这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这不是巧合。

2013年初，也就是华人文化与Raine基金达成战略合作前后，加多宝的广告营销开始频频介入政治话题，而加多宝的策划团队正是来自华人文化和施密特。

2015年3月29日，加多宝集团品管及资源管理总经理庞振国，在参加由财新传媒主办的岭南论坛上发言谈及营销时，唯一提及的案例就是加多宝冠名《中国好声音》——这又恰恰是黎瑞刚和他的华人文化重点打造的品牌娱乐节目。

真的以为岁月静好吗？

在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华特迪士尼、维亚康姆集团、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纽豪斯集团、华盛顿邮报、CNN……无一例外受制于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不设上限的资本渗透，笼络各国媒体与文人：俄罗斯地铁爆炸案、巴林骚乱、委内瑞拉动荡、乃至去年中国年初的疫情，看到的太多了吧？

90年代通过法律途径、使美国各大新闻集团一夜之间成为战争武器，是“大势所趋”还是“人为” ？还真的是后者：布什政府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亲自批准法令，将原本标榜“自由”的美国媒体融合成阵，开火全球，其战争形象从幕后走到台前。

另外，2018年7月时，华人文化获得100亿规模的投资，由马云的阿里巴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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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是犹太国际资本。

犹太资本，这又是另一条历史脉络。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进入了苏共最高核心圈层，并且当时他已经同美国总统里根建立了良好关系。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曾在《俄罗斯荆棘之冠：Freemasonry历史1731-1995年》一书中揭露了大量关于20世纪中后期大量苏共高管加入Freemasonry、并最终引导苏联解体的史实。

该书第25章中有文，自1945-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Freemasonry或隶属Freemasonry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均是Freemasonry会员。

这老几位，都是把苏联意识形态搅得一团乱麻的主儿。

尤其是雅科夫列夫，被指控在加拿大担任苏联大使期间即被策反。

1988年，也是戈尔巴乔夫亲自将坚持马列原则、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就当时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从此，苏联的舆论阵地彻底失控、失守。

该书还披露，上世纪中叶一大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后被称为“二十大产儿”），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雅科夫列夫、O.卡卢金等，其资金提供方并非苏联政府，而是CIA。

前苏联克格勃特工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也有披露：

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

雅科夫列夫那一时期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公然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十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七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

至于戈尔巴乔夫，有关他加入Freemasonry的消息，早在1988年2月1日德国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就有过揭露。

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期）上，该报甚至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新任总统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岛上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Freemasonry密语手势——此前，戈尔巴乔夫1985年在日内瓦峰会上与里根见面就已做过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