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一代人（甚至更久以来）在对外政策上最糟糕的决定莫过于2003年选择向伊拉克开战，它号称是为了销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解这一灾难性决策背后的错误逻辑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美国如今又在拿同一套错误逻辑为其误入歧途的政策辩护。

正是由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的错误逻辑，美国才做出了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他声称即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有极小的概率（比如1%）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也应该按照这种后果百分百发生的情况去采取行动。

左起：拉姆斯菲尔德、小布什和切尼

这种想法在多数情况下必然导致错误决策。然而美国及其部分盟国如今却又在使用“切尼原则”来攻击中国科技。美国政府提出，既然我们无法确知中国科技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只能将其危险性视为必然，并据此予以封杀。

正确的决策会将概率估计应用于各项备用方案。美国老一代政策制定者不仅会考虑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那1%的风险，还会虑另外99%基于错误前提发动战争的风险。切尼等人单单强调那1%风险，使公众忽略了一种大得多的可能性，即非正当的伊拉克战争将严重破坏中东和全球政治的稳定。

切尼原则的问题不光在于它为了消除极小概率的风险而采取行动，不考虑极高的潜在成本，而且它会诱惑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去煽动恐惧。

当下，美国领导人恰恰又在这样做：通过指出和夸大某些微小风险来制造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恐慌。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政府对无线宽带企业华为的攻击。美国封闭国内市场不让华为进入，并极力在全球各处扼杀其业务。与伊拉克战争一样，美国最终可能会毫无来由地制造一场地缘政治灾难。

我一直关注着华为的技术进步以及它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因为我相信5G等数字技术能为消除贫困以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巨大推动力。我也与其他电信企业打过交道，鼓励它们努力采取行动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曾免费给华为的《加速发展马来西亚中小数字企业》报告撰写简短的前言，并因此遭到了敌视中国者的批评。为了撰写该文，我专门询问了许多行业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否有华为行为不轨的证据。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诉我，华为的行为与其他备受信任的行业领军企业毫无二致。

饶是如此，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华为的5G设备可能损害全球安全。美国官员声称，华为软件或硬件中若存在“后门”，可能赋予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控的能力。他们认为，毕竟中国的法律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要求中国企业与政府合作。

现在事实就摆在这里。华为的5G设备价廉物美，目前领先于许多竞争对手，而且已经着手铺设5G网络。华为产品之所以性能如此突出，是因为它在研发领域持续多年大力投入，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不断从中国数字市场实践中汲取经验。考虑到5G技术对低收入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如此重要，拒绝尽早搭建5G网络实属不智之举。

然而尽管美国拿不出任何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证据，它仍在世界各处游说试图让其他人远离华为。美国只能泛泛而谈。一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所言：“拥有5G的国家将主导创新，并给全世界设定标准，目前来看这个国家不太可能是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在华为软硬件里没有发现任何后门。即便今后真的发现有后门，也必定能将其堵上。

德国围绕华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它面临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后者以减少情报合作相威胁，逼迫德国当局封杀华为5G技术。或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联邦情报局长最近发表了一份堪比切尼原则的声明：“让无法完全信任的组织涉足基础设施领域不合适。”他没有拿出任何证明华为行为不当的具体证据。倒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幕后不断争取，试图给华为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德国：用华为，就别来用我们的数据

讽刺的是，美国的抱怨其实折射出它自己在国内外的监控活动——虽然这早已不是新闻。中国设备可能会使美国政府更难开展秘密监控。但其实任何政府都应该停止不正当的监控行为。为减少此类活动，全球电信系统都应该接受联合国的独立监察。简而言之，外交手段和制度保障才是正道，打技术战不应成为我们的选项。

美国要求封杀华为不仅给5G网络初期铺开工作带来了威胁，也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构成巨大风险。如今美国已不再是全球无可争议的科技领导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也不愿按照基于规则的体系去竞争。他们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科技崛起。与此同时，他们还漠视全球规则，试图通过瘫痪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破坏该组织。

如果让特朗普政府得手，世界被分割为不同的科技阵营，则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将成倍剧增。二战后美国维护自由开放式贸易，不仅是为了提高全球效率以及帮美国科技企业拓宽市场，也是为了扭转1930年代崩溃的国际贸易。而造成那场崩溃的原因之一则是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它征收保护主义关税加剧了大萧条，促使希特勒崛起，最终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国际事务与其他领域一样，如果行动的依据是人为制造的恐惧而不是确凿的证据，那么这将是一条通往毁灭之路。让我们坚持理性、证据和规则，坚持最安全行为方式；设立独立监察机构以降低任何国家利用全球网络监控其他国家或发动网络战的威胁。这样一来，世界便可以继续利用突破性数字技术增进全球福祉，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文/杰弗里·萨克斯，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