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沉睡的巨人醒来后将震惊世界。”

如今看来，此话颇有先见之明。现在全球都弥漫着一个论调：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冲突的发生与美国的衰落。而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这一假设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轨迹预测上的，并不一定成立。不过，竞争在短期内确实难以避免。中国正利用美国重新定位其外交策略之机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如今，中美的竞争已处于冲突边缘，不过这场竞争与几个世纪前的大国竞争迥然不同，重点既不是资源的争夺，也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对全球规则的制定、贸易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争夺。技术创新能力的较量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并反映出两大特征：经济上密切合作，政治上相互竞争。这种模糊关系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

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技术、创新、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关联。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掌握人工智能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主宰”，显然这是夸大其词，但它表明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创新能力是国家实力的强大来源。在数字时代，技术变革和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实力的需求。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这点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美苏太空竞赛实质上是不同政体间创新能力的较量。今天的技术竞争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企业之间。一个国家创新和生产先进技术的能力为其提供了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领导力等无形利益。

中美两国在这场竞争中各有优势和劣势。研究者通常关注量化指标，例如工程技术人员总量、专利数量、研发支出等，但这些都不是国家间技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场围绕着投资、创新和互联网治理理念的竞争。互联网和全球连通性不仅重塑了竞争环境，而且还催生了两国都难以控制的政治和市场力量。

毛泽东时代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时期。尽管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但政治上基本上无太大的改变，敌对西方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政界仍产生共鸣。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项完全独立于西方模式之外、不受西方控制的竞争性基础设施计划，体现了中国领导层的自信，也反映出中国对西方一定程度的孤立和敌意。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需要考虑如何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尽可能地消除中国对西方的敌意。

这场竞争还反映了中国对苏联式垮台的担忧。中国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政治腐败、军备竞赛以及西方思想的渗透，这不禁使人想到了两个问题：苏联模式本身是否存在根本缺陷和不可持续性？无论苏联模式有多少缺陷，从苏联模式派生出的政体是否存在可持续性？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造成中美紧张局势并非中国的崛起，而是其崛起的手段。尽管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作为一切解释的范例与原点，但中美两国实际上都在极力避免破坏性和高风险的军事冲突。核武器的出现对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威胁使用或直接使用常规或核武器，迫使敌人停止军事行动，从而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不过，一些大型冲突也往往是从小型冲突升级而来的，这能促使双方保持克制，以避免局势升级。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现代的冲突和竞争将不同以往，中美关系将因此面临更多变数。

经济上的成功使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义务。此时，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开始不满全球权力分配的现状。中国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工具。中国主张的基本原则是：在不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谋取更多的话语权。

中国的历任领导人认识到，谋求技术领导地位是国家战略的关键一环，中国的“两弹一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有能力在战略技术上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现在，中国正努力在多个技术领域上赶超美国，充分显示了中国欲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决心。

众所周知，美国在技术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基地、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以及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创新文化，但在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仅在阿富汗一地就花费了2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在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全面地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一言以蔽之，美国在这一点上犯了重大的战略失误。

美国与中国一样，都是以意识形态主导政策走向。美国官员常常对政府角色的定位展开激烈辩论，导致内政议程举步维艰。一些人认为，公共政策应侧重于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公共产品，如交通、基础设施等都可以由市场来供应，无需通过税收或政府的介入来实现。然而，这两种思想都难以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依赖私人投资，以减少公共开支的做法在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稳固的时期也许是合理的，但如今时机已过，这么做可能会对美国的创新体系造成危害。

简言之，在美国的创新体系中，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和军民融合技术企业的资金投入。政府主要投资范围包括半导体、手机和互联网技术。该创新体系造就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肆意挥霍“和平红利”，再加上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意味着该体系已无法继续保证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

撇开这一点不谈，以北加利福尼亚州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创造效应，科学研究商业化的能力始终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硅谷的崛起与全球创新体系的扩大是密不可分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媒体大肆炒作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的竞争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虽说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谷歌等大型网络公司之间的确存在着竞争关系，可是美国公司在此领域仍然领先。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国家是美国，而中国排名第七。人工智能研究需要多个大数据库来进行训练算法。美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可从其主导的市场中获取80%的数据，而中国只能从非美国主导的市场中获取大约20%的数据。与其说这是一场国家实力的较量，不如说这是一个以硅谷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竞争，其中囊括了中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在内的一些技术中心。

先不谈追求“小政府”和增加对私营部门的依赖背后究竟有多少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对后冷战时期政策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美国在冷战时期收回公共投资看似是合理的，但现在的美国已无法像过去一样投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在美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往往是在战争时期扩大，在和平时期收缩。有迹象表明，冷战后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外国投资法》规定：在缺乏国家财政援助和产业激励措施的情况下，对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实施审查。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登月竞赛那样，中美两国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技术竞赛，但性质却完全不同。中国不是苏联，通过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市场列宁主义”，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同时推动其经济的发展。美国也并非上个世纪的美国了，无休止的政治辩论削弱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

美国及其盟友长期未意识到它们正身处一场新的竞赛之中。它们热衷于干涉中东事务，以至于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现在看来，中国会走西方民主道路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甚至幻想冷战后世界将进入一个充满和平的新时代，这就给了中国足够的发展空间与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表示不满，西方才慢慢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全球正形成一股反中国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民众对外国的担忧是一无所知，这正是中国主流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报道方式使然。

美国技术领导力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科学研究投入的比重有所下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实施了以官方科学研究投资创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新政策。自此，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美国，希望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机构”和“硅谷”。换言之，美国的创新模式也不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中国政府已承诺投入约1080亿美元用于最新半导体的研发，并制定了配套的战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创立本土产业的第三次尝试，不过仍然需要西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鼓励以市场机制来引导投资，此做法唯一的缺点是会造成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但美国在这方面仍然领先于中国。

美国所占全球创新份额的下降并不足为惧，关键是将来能否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在过去的50年里，科学研究投资对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孕育了半导体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投资的一系列变化和技术的全球传播，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日渐衰落。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如何有效地融合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政府的资源是关键。

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硅谷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受到根本上的削弱，不过硅谷对非商业化的基础研究不感兴趣，也不看好防务市场，甚至对其有一定程度的抵触。中国企业利用美国经济的开放性进驻硅谷，并积极投资新技术的研发。虽说硅谷是来者不拒，但美国现在正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资本流入硅谷。

如何正确认识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尽管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考虑到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仍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当下全球竞争的焦点是对技术领导地位的争夺，但对于俄罗斯、伊朗等其他美国对手来说却不是。当下的世界并非美苏当年的两极世界，冷战式集团对抗已成为历史。经济和技术全球化使中美相互交织在了一起，与冷战式的平行世界相比，中美无疑都比当时的美苏更需要对方。

虽然中国在创新方面仍是引进多、输出少，但它享有充足的资本和人才供应，在许多外国公司的眼里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合作伙伴。10年前就有人质疑中国的创新能力，但在中国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已无人怀疑这一点。中国的创新文化其实并不弱，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创新政治化”。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与投资全球联合创新理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的创新浪潮始于其20世纪80年代政治开明时期。然而，中国十八大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化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创新能力可持续性的质疑，这是中国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虽然美国在治理和创新发展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并不意味美国丧失了全球领导地位。中国政治固有的逻辑思维使中国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发达程度已经可媲美西方发达国家，但不是西方世界的一份子，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不太认同现存的国际制度和机制。有学者认为，它们与党的利益相悖。另外，中国政府内部在处理国内与外交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背景来看，其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民族主义。但如果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施展更大的影响力，就必须停止民族主义情绪的进一步扩散。

中美两国都担心彼此的科技供应链会因中美竞争而中断。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大力发展本土产业，以提升核心技术自给率，但需要通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全球连通性才能实现。中国强调要维护龙头企业在国内和海外的利益。一位中国官员曾表示，如果不封禁谷歌，也就不会诞生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龙头企业。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造成当前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为此，西方国家正逐步制定应对措施，一旦成功，必然会迟滞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受到世界的瞩目，中国的成功更在于让世界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点。中国仍然需要美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支持，因为它们一直是中国出口市场和先进技术的来源地。在多重因素交叉叠加影响下，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受国界限制，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欧洲的问题，都是导致全球经济变得微妙的主要风险。中国此时大力发展本土供应链，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证明，缺乏海外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为有限，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不大。

在当今企业寻求国际合作伙伴、科研创新更趋于全球化的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是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对抗行为。只拥有财力和技术优势的国家是无法获得全球领导地位的；中国将全球领导力的来源简单地归纳为财力、技术创新和军事实力，但这些因素并不是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来源。美国的领导力来源于它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如同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个人权利的责任一样，也必须确保其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

中国共产党从推崇社会进步和科学理性的观念中看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内在矛盾”。它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社会进步，不过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社会进步与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排他性的因果关系。中国共产党却将这一价值观简单地描述为西方观念，并阐述了若干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类似于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后的危机。

中国在社会进步和普世价值上的矛盾立场阻碍了其“软实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有着一套自己解读历史的方式，对某些敏感事件避而不谈，大大影响了其社会形象。中国的外交政策过去有两大重点，一是维护党的地位，二是捍卫国家主权完整。如今，其重点已逐渐转移到全球领导地位的争夺上。中国对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仍耿耿于怀，中国政府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力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民众对西方国家的敌视，进而促进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这很难打动外国民众，中国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资金。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扩大，甚至能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但有几个因素限制了它影响力的扩散和增长。在今天全球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背景下，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不受西方待见的，不过中国可凭借经济手段来弥补这一点。中国究竟能否通过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宏伟举措来创造出一种有助于增强中国影响力的政治工具，我们尚且不知。中国在独立、富裕、强大的同时，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但需要转变其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立场。

在上个世纪，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民主价值观和文明的捍卫者，极大地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在过去的18年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渐衰落，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巩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外交战略未能与时俱进。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称，过去三届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外交政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损害最大的三大错误之一。美国的决策者应做自我检讨，自美国2002年干预中东局势后，美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甚至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是美国国家政体的某种系统性缺陷导致的，还是一连串战略失误引起的？

此时，西方所推崇的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观念，正受到威权主义政权和互联网政治力量的挑战。这是影响中国崛起进程及其能否重塑国际秩序的两大交叉趋势。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就业和移民上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会财富如何公平分配等问题。不幸的是，在应对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催生了民族主义的思潮，进而难以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义务。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尽管如此，民主国家自我重塑的能力不容小觑。

在工程学中，这种交叉趋势被称为“应力最大点”，即最脆弱、最有可能断裂的部位。随着国家间相对实力的不断变化，以及互联网治理方式的改变，世界将在未来的十年里变得更为动荡。在评估一国的科技实力时，政治因素很容易被忽视。而在评估中国在治理方面的绩效时，可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灵活性更大。若美国能够对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导向进行重定位，那么美国就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虽然中国已回到世界舞台中心，但其发展轨迹仍难以预测。

第一波全球化让整个世界陷入动荡将近五十年，世界各国终于下定决心，建立一个以制度、规则及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最终失败了。当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还未远去，世界不久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技术、贸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格局正面临着新一轮的重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需要进行重新定义，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又一大严峻挑战。尽管美国正从国际事务中“撤退”，但不会离开世界舞台。短期内，中国难以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其国家政策中的矛盾迟滞了这一进程。例如，在捍卫全球主义的同时积极推行民族主义政策，这就造成了其内外政策相互矛盾的状况。

“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不需要美国和西方的市场和帮助”等等这类的媒体言论实属荒谬至极。事实上，中美都需要彼此，但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更大。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在于建立基于互惠和诚信的伙伴关系。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部分的原因是中国崛起必然性的预言使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苏联学者就曾断言，世界力量的天平已经向社会主义偏移，西方资本主义的崩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今日的中国并不是苏联；在评估中国的崛起时，我们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否解释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在西方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旧制度的失败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诞生及经济的复苏。

（作者：詹姆斯·刘易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网络安全专家；编译：曾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来源：IPP评论，昆仑策网转自“战略前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