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从战略高度层面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一些发言，已做整理。

孔丹：维佳有他自己的角度和观点，现在请白钢发言。题目我也不知道，他也是《大道之行》的五个年轻作者之一。欢迎！

白钢：特别感谢孔总把他的时间让给我了。我原来是没有计划发言的，主要是因为听了上午有好几位老师谈到了中美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中美现在面临的巨大的困难、问题、差距、挑战，我觉得都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来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为什么我用“战术”这个词来形容呢？因为就如同毛主席说过的，对于敌人或者是对手，战术上要重视他。但是主席同样讲到，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略上藐视这一点似乎没人提到，我觉得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而，我的发言将聚焦于在战略意义上如何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在战略上，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多么的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于世界历史格局的一个大判断。

在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即1.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2. 通过其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3. 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都还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它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于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于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要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事实上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的结论。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的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本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从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已在严肃地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一个新的战略合作对象。这一趋势在美国国内的呈现，即美国国内的矛盾从原来的相对缓和的状态，向不断激化的方向演进。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来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其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造成其原本借助超额利润加以平复的各类国内矛盾，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而这种国内矛盾激化的态势，又会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的转移撤退。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单就美国股市而言，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美国的国家财富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去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稍微对于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这10年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这个集团甚至已经不想为了维持它在这里的长期统治来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

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一扩张停滞，则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的时候，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危机当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这个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世界利润百分之七八十，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的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与其它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乃至大大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当下的美国很接近8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二者的命运可能会颇为相似。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以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它当下之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于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为代表的，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是旧体系换了新主人，单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复兴了，但这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展示一种全新的世界可能性：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总结：我们应认真贯彻毛主席说的：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藐视，就得要有对于整个世界体系与东西方攻守之势的历史大趋势的宏观把握，有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与演化规律的深刻认识，有建立在对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豪迈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战术上重视，就得对于对手的战略战术意图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有系统性的分析研究，对于斗争的烈度、深度、广度有充分的估量与整全的应对方案，要在做好最坏准备的情况下去争取好的前途，因而，无论对手如何出招，都不会顾此失彼，而能始终沉着应对。特别要防止出现相反的现象：战略上对于斗争缺乏足够的信心，未斗先怯，把妥协当作灵丹妙药；战术上准备不足，老是会觉得对手出牌超乎常理，出乎意料，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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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