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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弄潮儿 　　“文革”时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时他是摇旗呐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经历是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样本，也是不可复制的个人道路
　　本刊记者张蕾 发自北京、西安、延安 实习生 朱诗琪 楼婍沁 谢思楠 宋梦醒
　　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曾向前来请教的学生这样讲述自己最著名学术成果的得来：20世纪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长，他坐在船头，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什么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既往所学，他认为，海浪这种涌动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是最省力的，进而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受此灵感启发，他推导出“地壳波浪镶嵌”学说，获得国际承认。
　　向张先生请教的学生中，一名历史系学生事后回忆说，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善于吸纳和推演的学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西北大学就读，时年25岁。从波中一叶到浪中掌舵，老校长的启迪“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饥饿的现实感
　　北京学生郭路生1968年底写下这样一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是知识青年启程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冯庄公社的刘姓副书记在北京提前与知青见面时，言之凿凿：我们那地方可好，满山果树，有苹果吃。他怕这些年轻的娃娃知道冯庄穷，不肯来。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
　　娃娃们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没树。此后每见到刘书记，就俩字：骗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的记忆里，王与姚的关系，当地人是听北京娃娃们说的，“他们在北京就认识”。队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着王岐山，女娃跟着姚明珊，一起来到康坪。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层社会的艰苦和无序，多少还是让知青们失望。尹治海动员大家写入党申请，没一个人应承。即便如此，王组长带领着青年突击队，干活表现还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记忆中，康坪大队的知青从未有过不良记录。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说：“这个屁用也不顶。”尹记得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尹大才也记得王岐山跟他说过自己和习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们好。”王曾问尹：习仲勋你知道吗？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他儿子也在延川，他们那边如果请你过去你去吗？尹：我去你给我挣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数刘捷字写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墙上题过8个“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来。
　　“那时候乡政府说，那几个字写得好，知识青年写下的，要保存好。结果（后来）修路都铲了。”尹治海说。
　　尹大才也为那8个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冯庄公社没有宣传康坪知青的优良作风。他想写本书，暂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组长，我要写知青小组，任何一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他，每个人的故事都跟他有关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没他。”
　　苦虽苦，赤脚医生尹大才却也觉得：“插队是个双刃剑。学习误了……可是，来锻炼也达到了好处，像王岐山这样，来生产队，方方面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参与过了。”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尹治海去地区上开会，市委副书记千叮咛万嘱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围上来：开会是不是通报林彪的事？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个月入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过8个月的讲解员，与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时间，约上8位（实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叙旧。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