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在“对话”网站上发表文章《参议院报告阐明澳大利亚关注不平等问题的原因》（Senate report shows why Australia needs to talk about inequality），再次分析了2014年中旬澳大利亚参议院发表的报告——《促进澳大利亚公平？如何应对澳大利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Advance Australia Fair? What to do about growing inequality in Australia）（以下简称“报告”），称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再次掀起了学者对澳大利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

　　上个世纪，崇尚平等的澳大利亚却在本世纪长期被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所困扰。一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里，澳大利亚底层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奉行平等主义的国家。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人的全职工资仅增长了15%，而顶层人的全职收入却增加了59%。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收入不平等现象开始加剧，20%的最富裕家庭拥有了澳大利亚近61%的总家庭净额财富，而最贫穷的20%家庭净额仅增加了1%而已。经合组织曾有数据显示，1980年至2008年间，澳大利亚家庭收入的总增长中，有22%落入最富裕的1%的人手中。在最近几十年里，1%的人收入翻倍，而处于财富金字塔最顶端的人，财富增长了3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贫困也在增加，那些主要依靠政府资助的人，其生活水平已经跌落贫困线以下。

　　除了收入增长不均，澳大利亚还面临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报告数据显示2011至2012年度，澳大利亚家庭净资产最低的人群，家庭净资产总额约为3.1万澳元，而家庭净资产最高的人群，总资产额却高达约为220万澳元。20%最富裕澳大利亚家庭的净资产额是20%最贫困家庭的68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彼得•怀特福德（Peter Whiteford）曾在文章《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澳大利亚如何走上公平之路？》（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how is Australia faring?）中写到，经济学家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和罗杰•维金斯（Roger Wikins）发现澳大利亚基尼系数从1981/1982年度的0.27上升到1997/1998年度的0.30。之后，虽然澳大利亚统计局收入统计数据显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澳大利亚基尼系数曾从0.34下降到2011年度至2012年度的0.32，但未来这种变化会继续保持，还是会反弹都有待观察。

　　“最近几十年里，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最终成果都流向了富人阶层，财富和收入分配不仅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阻碍了经济增长，而且对人口健康、全民福利、教育产出、社会稳定、长期繁荣等方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道格拉斯说。报告中也有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失业救济金处于经合组织最低水平，甚至比贫困线还低20%。许多政府资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与市场通货膨胀同步。而政府推行的预算措施可能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例如对新员工的支付太低了，例如有些成人每周能获得的报偿仅为100澳元，低于贫困线标准。低收入可能会导致健康状况不良，特别是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残疾人、精神疾病患者、单亲父母和新移民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是什么造成了澳大利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道格拉斯认为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高管薪酬的变化，包括奖金和股票期权的使用，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是加剧澳大利亚不平等问题的原因。此外，少数特权者凭借富有和强势的公司、组织或个人，利用自己手中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牺牲他人利益，而不对生产力做出任何贡献，就取得超额收入的寻租行为也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最近几十年里，政府实行的大量减税和免税政策不成比例地青睐富人，都是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

　　解决不平等可取之道

　　未来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报告认为可以从以下10个途径着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并推动关于不平等及其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相关问题的讨论，让更多人关注澳大利亚目前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第二，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收入，提高公平性。第三，实施更公平的学校资助改革，让学校在获得经费时更加公平。第四，投资早期儿童发展事业，尤其是要对弱势群体予以更多关注。第五，保证所有的养老金和福利不低于贫困线水平，保障社会福利，重视最低工资，防止收入差距加大。第六，在重点领域开展更多就业计划，例如为50岁的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为长期失业的人提供就业指导。第七，针对员工管理和企业合作所有权采用新的模式。第八，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改善日常生活条件，解决权力、资金和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以及衡量和了解所存在的问题，并评估行动的影响。第九，鼓励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对不平等问题，以及不平等问题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调查。第十，成立国家研究项目，对缓解不平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实时监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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