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美国官民灭绝印第安土著恶行

点击：作者：林鹏诸玄识董并生来源：董并生发布时间:2019-07-01 10:37:00

美国总统山（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矗立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位总统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林肯高达60英尺的头像，每年接受数百万游客前来观光瞻仰。然而，这几位总统对北美土著的行径却并不阳光……

一、历史上著名的5位美国总统灭绝印第安土著之罪恶言行

让我们看一看从18世纪美国建国到20世纪初期之间，最著名的五位总统：华盛顿、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被后世称为创造美国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正是他们在实施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政策中不遗余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乔治·华盛顿，美国第1任总统（1789─1797年）

“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以及不要‘在全部毁灭他们的居住地实现之前去听和平的序曲’。他把印第安人比作狼，‘都是食肉兽，尽管形状不同’。他宣布印第安人必须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任何剩下的都必须以武力消除。”[1]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年）

“杰斐逊在印第安战争期间也改变了声调。他几次重复建议要么彻底摧毁敌意部落，要么将其驱至密西西比河以外：‘没有比彻底压制他们的野蛮不敬和残忍行径更好的事了’；‘而眼下就是赶走他们的季节’；他们‘凶残的野蛮行为就是根除他们的理由’；‘如果任何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任何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将不会将其放下，直到该部落被根除或赶离密西西比河……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灭其全部。’……

无论华盛顿还是杰斐逊都从未用根除主义的语言谈论过进入文明状态的英国敌人。杰斐逊还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总统期间，有20万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执行官夺得。方法，他告诉他的官员，是用计使他们负债，迫使他们卖出他们的土地。随着剩下用于打猎的土地不足，他们将不得不学种农业，然后被同化。如果他们抗拒，他们就必须被镇压；如果他们只是变消瘦，然后饿死，那就证明了他们不可避免的覆灭命运。他喜欢的政策是同化，然后驱逐，但如果这两者失败，则根除就可能跟着而来。杰斐逊还说他相信印第安人（不像黑人）与白人内在的种族平等地位（华莱士，1999，78），但高级文明必须战胜低级文明。虽然今天许多的美国人知道两位总统都蓄奴，然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凶残则极少有人知晓。”[2]

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年）

“安德鲁·杰克逊留下了一个较模糊的声名。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投票权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却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杀手著称。修正的观点认为杰克逊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针对南方州立法院驱逐令的压力，准备帮助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强占土地和其他非公正剥夺行为，但最后承认驱逐最终是唯一保护印第安人不受白人侵害的方式（普鲁查，1994）。这是粉饰。当印第安人抗拒时，杰克逊凶相毕露。当一名白人妇女被克里克人抓作俘虏时，他宣布，‘我将深入到克里克镇中，直到俘虏以及抓她的人被交出来；我认为我应当踏平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掉他们的战士，抓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直到我确实让他们交出俘虏，以及抓人的人。’普鲁查（212）对这样的观念作如下评述：‘明确直率，表述有力，他对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的政策。’这套用词使我想起我们在由高级官员写的更近时期的种族灭绝的党卫军档案中发现的委婉用语。‘表述有力’（hard-hitting）没有表达清楚他在施行大规模屠杀的意思。杰克逊在其他场合控诉‘擅长骗术’和‘没有同情心的野蛮人’——‘我们被谋杀的同胞的血必须要偿还。盗匪应该从地球上被扫除干净’。他吹嘘说：‘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场合杀掉的人的头皮。’原则上他认为‘与印第安人相处恐惧要比爱好’。他敦促他的士兵杀死妇女和儿童。不这样做就相当于追赶‘一头在岗上的狼而不首先知道它的洞穴和狼崽在哪里’。印第安战争是所有这些表述的背景，它们帮助了他成为总统。一旦上任，杰克逊就撕毁了印第安条约并发起强行驱逐行动。他声称他的1830年清除法案是一种宽容行为，而1万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罗基人和4000名乔克托人在恶名昭彰的眼泪小道（Trail of Tears）上死去了。”[3]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1860—1865年）

“林肯卷入印第安事务的时间少得多（本段参见尼科尔斯，1978：3，76-128，187）。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家，他运用黑鹰战争[4]中的军事经验去塑造一位对抗印第安人的战士形象，同时他赞美扎卡里·泰勒原始的军事才能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对切罗基人的驱逐行动。不过在他任总统期间，印第安人只是一个枝节问题了。他要面对的只是一个重大决定。他曾批准了军事远征和明尼苏达的土地强占。这激起1862年的苏人起义，军队进行了镇压，抓获了309名叛乱者。他需要决定是否批准对他们的处决。地方人士和州长拉姆齐大肆叫嚷处决所有309人，因为白人难道不是在起义中被杀死和遭强奸了吗？林肯受到来自根除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两面的竭力游说。他看上去似乎已经开始更同情后者了，然而（如其一贯地）林肯妥协了，同意仅仅处决39名印第安人。这未让任何一方满意，但化解了局势。他很高兴摆脱了这件事，他自己将其描述为一个‘令人不快的课题’。但它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处决，而对其中每一位俘虏的不利证据都嫌不足。几乎所有其他的俘虏不久就因为恶劣的监狱环境而死去。但是林肯的所为确实使他成为总统当中相对温和的一位，尽管他同样持有普遍的看法，即印第安人将在一个优越的白人文明面前消失。正如他1863年不够慎重地对一个来白宫的部落代表讲的：

白种人人数众多又很富裕，因为他们开垦土地，生产面包，依赖地球的产物而不是野生动物来维持生存。这是差异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种族，不像我们的红种兄弟那样，天生喜欢相互争斗和厮杀。（尼科尔斯，1978：187)

在1863年间出现了一场白人之间的激烈内战！事实是白种人民族更可能相互杀戮以及杀害他们的红种兄弟。”[5]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8年）

“在19世纪末，当轮番的种族灭绝几乎已结束的时候，第五个伟大的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已不再需要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不过他确实宣称根除‘最终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战争中最高贵的就是对野蛮人的根除战争。‘我还不至于过分到认为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十个中有九个是，同时我不想对第十位的情况了解得太细。’”[6]

5位总统中4位应受刑事追诉、1位当接受道德谴责

“总统们，尤其是更民主的重视其选民需要的总统，能够体现一种自负的帝国种族主义精神，它助使政策越过儆戒性压制（镇压）——它依然是一个最终的实用政策——走向种族灭绝。因为镇压印第安人的抵抗以及抢占土地被视为正当，导致他们会受到这样的诱惑。这些总统中有多少在今天会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四个，我认为——除了罗斯福，他的言辞没有配合以行动——尽管林肯的判决会较轻。”[7]

二、3位加州州长灭绝印第安土著的犯罪供词

殖民者屠戮印第安土著

“边疆地区选出的州一级官员往往更加极端。土地蚕食和抵抗的循环驱使他们制定更加严密的政策。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南方立法机构成功地迫使通过了驱逐出境政策，而不管印第安人在到达终点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逐渐相信驱逐，伴随根除主义的言辞，将能够使他们二次当选，而呼吁宽容和保护，特别是纳税人给予保留地补贴或赠送土地给印第安人，则不能。殖民的民主制度又一次成为坏消息。

这在加利福尼亚表现得很清楚。加州1850年的宪法确保了白人男子普选权，当时年代最先进的民主制形式。但它同时授权对任何逃离保留地或被发现四处游荡的印第安人强行留置或永远作为契约劳工。立法院授权殖民者民兵组织执行召集点名任务，1850年和1851年支付他们110万美元。既然小面积且处于边缘的保留地不能养活按预定要驱逐至此的印第安人口，实际中民兵们就杀死了与他们驱逐的人数一样多的印第安人。立法院从未提出反对。加利福尼亚立法院和加利福尼亚国会代表阻止了总统与印第安事务局几次试图向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提出订立非正式条约的意向，包括赠送大量土地，加上补贴与帮助其改善的技术援助。加利福尼亚立法院实际上反对承认任何印第安人对本州土地的权利。但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如此强硬的最终后果，因为已经没有更向西的、可将印第安人打发到那里去的地方。

已拒绝走通过留足足够保留地而达成协调路径的州长伯内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殖民者人数很少，武装又差。他们对印第安人土地持续不断的侵蚀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而到目前为止一直组织松散的印第安群体正在把更多的权力转交给战争首领（菲利普，1975：第3章到第5章）。印第安人的威胁好像正在增大。伯内特的回应不是协调，而是升级到种族灭绝。他宣布‘一场根除战争将在两个种族之间继续直到印第安人灭绝’。他的继任者，麦克杜格尔州长，对此表示同意：战争‘必须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对许多部落的根除战争’（赫塔多，1988:134-136）。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从未敢发表像这两位加利福尼亚州长这样公然公开的根除主义言论。他知道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不会同意的，而他们两位州长以为绝大多数（白人）加利福尼亚人会同意；所以他们留下了‘确凿证据’，希特勒没有。下一任州长毕格乐，也未比前任好过多少。他写信给军队表达他对印第安人的观点：

这些野蛮人的行为有时以一种相当于食人族的凶残而出名……他们似乎对白人怀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而这是出自他们的天性的原则，时间或命运都不会损害它。这种仇恨原则是遗传的……这些印第安人的性格与行为意味着白人与印第安人无法和平近处。

毕格乐在信结尾时请求军队把所有印第安人从四个县中清空。弄到哪里去，他没有讲。但他提出请加利福尼亚民兵帮忙（海泽，1993:189-191）。”[8]

边疆州对印第安土著“要么根除要么驱逐”

“在边疆州许多政治家、殖民者和他们的媒体都是此类腔调。明尼苏达州长拉姆齐宣称：‘苏族印第安人必须根除或永远赶出州边界以外。’这成了一个流行的口号：‘要么根除要么驱逐。’他的民兵指挥官是西布莉将军，一位以诈骗印第安人和联邦政府闻名的前皮货商。他发起了一次成功的针对苏族桑蒂人[9]的根除战争。共计有770名幸存的桑蒂人在1863年被从圣保罗来的气垫船拉走。明尼苏达白人立在河堤排成一线，朝印第安人投掷石块，诅咒谩骂（布朗，1970:50-65）。科罗拉多州长也差不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得到了丹佛出版社的支持，在1863年间，该出版社的27篇印第安人报道当中就有10篇公开倡导根除（丘吉尔，1997:172）。为回应1871年印第安人盗走马牛、杀死4个白人的两次偷袭，一个由两名最重要的图森公民领导的团体袭击了一个与偷袭毫无瓜葛的阿帕切人[10]村子。他们屠杀了144个阿帕切人，其中只有8个是男性。许多女性受害人是被先奸后杀。丹佛新闻社祝贺杀人者，评论说：‘我们仅遗憾数字没有加倍。’一阵在东面出现的激愤致使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将这次暴行描述为‘纯粹的谋杀’，并施加压力将首犯交付审判。法庭上大量控告证据被呈示出来。陪审团在花了19分钟考虑之后宣布他们无罪（布朗，1970:202-205；科克尔，1998:220-221）。陪审团几乎从未认真的认为杀害印第安的人有罪，因为他们是由地方殖民者组成，而在大多数州，印第安人的证词不被作为不利于白人的证据（关于加利福尼亚方面，见海泽，1993:11-14）。

联邦政府与军队经常保护印第安人，而传教士大声抗议，就像一些殖民者和几个地方政治家和几家报纸已在抗议的那样。可如果印第安人反抗并杀死白人男子或妇女的话，则几乎白人中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弥合。几个在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边界的莫多克（Mo doc）部落的印第安人用计诱使坎比将军参加一次谈判会议并杀了他。这之后是全国一片要求报仇的声音，对此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设法表示了意见。他要求不仅杀掉肇事者小集团而且要屠杀与驱散整个部落‘以便莫多克的名字从此消失’。在拉科塔苏族（La kata）印第安人举行反叛并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杀死了80名美国士兵之后，舍曼将军又设法表示了意见。他写道：‘我们必须怀着一种报复性的热诚与苏人作斗争，直至他们被根除：男人、妇女和儿童。’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河[11]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死引来了同样的全国性声讨。之后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所有苏人土地被剥夺，1881年，坐牛[12]最终投降（厄特利，1994）。”[13]

针对反抗压迫的行动——报复升级、无限报复

“杀人者通常用自卫或报复作为先前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的辩护理由。然而这实际上是升级行为。当一个印第安人为了他的妻子被强奸而强烈报复，或载快饿死时去偷了一头牛或一匹马，自觉正义的殖民者升级行动就开始了。一位加利福尼亚农民作证说：‘我相信他们每杀死一头牛就有10到15个印第安人被杀。’……一个36人组成的民兵分队在寻找杀死一名白人的杀人者时发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杀死了该村除两三个人以外的所有150名居民——男人、妇女和孩子。另一个军队编制的上尉得意地写道：‘杀掉的人数我自信地报告不低于75名，而对它事实上达到了将近这一数字的双倍我也几乎毫不怀疑。’”[14]

不比不知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的高明。美国人及其英国殖民者先人们，在其殖民过程中不能与土著和平相处，一味地恃强凌弱，在遭到不屈不挠地抵抗后，重复着不断升级的报复，以至无限升级、无限报复，最终将几千万的土著居民灭绝殆尽，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人类惨剧。

三、无数美国普通殖民者灭绝印第安土著的恶行

在边疆从普通的殖民者当中产生了大多数的实际杀人者，他们怎么样？因为清洗在新的殖民区域是以较小的一阵一阵势头出现的，每个殖民群体只是必须要剥夺一些当地人的权利以便得到期望的土地。一直到地方清洗全部完成。这整个过程可能要花5年至50年时间，它的暴力与谋杀会根据白人和印弟安人相对数量的多少、抢占土地的快捷程度以及印第安人的抵抗能力而变动很大。在任何一次中，只有几个欧洲人抢占土地，而被谋杀的人更少。随后的数代人经历的只有和平，因为印第安人已被击败和迁往其他地方。……之后他们就可以作为爱好和平的美国人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没有污点。只有几个地方上的创始人才与种族灭绝有关。[15]

军队执行灭绝行动

“内战之后，军队制定了B计划，升级了在战争期间学会的残酷无情战术，偶尔还进一步滑向针对大草原印第安人、阿帕切人以及其他的更可怕的好战民族的地方灭绝的C计划。舍曼是军队总参谋，谢里登是大草原军队司令。舍曼1866年向秘书解释他的战术：

我的观点是，如果有50个印第安人被允许留在阿肯色和普拉特之间，我们将不得不要保卫每一个中途站、每一列火车和所有铁路作业队……50个有敌意的印第安人将牵住我们3000名士兵，不如尽早把他们赶走，（至于）他们是被印第安监察委员会成员骗出去还是被杀掉则没什么区别。（布朗，1970：157-158）

印第安人精于小规模流动作战，分散军队会正中印第安人下怀。所以将军试图趁印第安人在他们冬天居住的村子歇息的时候攻击他们。这样勇士们将被迫站出来为保护他们的妇女、孩子和财产而战斗。军队相信它的火力将会赢得阵地战的胜利（厄特利，1994）。而火力将会被引向企图从他们的村子逃走的成群的男人、妇女和孩子。如果他们成功逃脱，他们就失去一切所有，而这将毁了他们在这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逃跑失败，他们将一起死去。舍曼的下级，桑伯恩将军，为这种种族灭绝战术感到震惊。他写信给内政部秘书，宣称：

对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强大国家，现在与几个零星松散的游牧民族进行战争，又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一个最损颜面的奇观，是无与伦比的非正义，是最令人憎恶的国家性犯罪，早晚会有一天，其必然会为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招来上天的惩戒。

但是谢里登将军直接称这些战术的批评家为‘善良虔诚的牧师……是那些毫不留情地谋杀男人、妇女和孩子的野蛮人的帮凶和教唆犯’。这是对报复的辩护。谢里登在一次几个科曼切人前来投降的著名交流会上把他的意思表达得还要清楚。科曼切人的首领用他知道的仅有的蹩脚英语向谢里登介绍自己：‘Tosawi，好印第安人。’谢里登回答：‘我所见过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已经死了的印第安人。’谢里登发明的这句话已在西部家喻户晓。在被复述时，他的句子成为臭名昭著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一个已死了的印第安人’（布朗，1970：157-158，170-171）。舍曼和谢里登依然在指挥印第安战争。没有出现天谴，他们的政策依然受到边疆的殖民者和政治家欢迎，他们成功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勇士并没穿着特别的制服，因此任何印第安男子都有可能充满敌意。为保险起见，最好把他们全部杀光。……最坏时，这样的战术诱导能使儆戒性镇压滑向种族灭绝——就像他们在这里所干的。”[16]

殖民者军民一体屠戮印第安土著

殖民者民兵组织的灭绝行动——“杀光剥光，无论大小”

“殖民者民兵组织凭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资助，成为了一个更加日常性的种族灭绝推进力量。他们是非全日制的自愿部队，领一份工资，有时以赏头皮的形式。‘我的打算是杀掉所有我遇到的印第安人。’上校奇文顿，一位前循道宗牧师和科罗拉多第三民兵营营长说，他力劝他的手下‘杀光剥光，无论大小’。‘小’指孩子，因为如他所说，‘虱子卵会变成虱子’。一位军官试图说服科罗拉多州长埃文斯与印第安人谈判。‘然而若我达成和平，我拿科罗拉多第三民兵营怎么办？’州长回答。‘他们已被召集来杀印第安人，他们就必须杀印第安人。’1864年在桑德河（Sand Creek）他们干了。奇文顿的部队杀了105名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及28个男人，他们的身体后来被肢解。有人看见男民兵带走了用女性处女膜和其他部分做成的战利品。奇文顿的行为邪恶而且愚蠢，因为他毁掉了大多数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首领的权力，后者一直在敦促与白人实现和平（布朗，1970：86-93；斯坦纳德，1992：171-174）。这不只是儆戒性镇压了，它是地方种族灭绝的一种尝试举动。有些批评家试图把奇文顿和他的州长交付审判，但未能成功。奇文顿依然是丹佛的英雄。

华莱士（199：218）评论说殖民者们是民兵组织，所以对任何反对他们的理想政治家都加以警告。武装巡逻兵、民兵和牧场部队把他们自己称作‘拿着武器的自由民族’，……西部招‘抗击印第安的战士’，有些人是职业杀手。”[17]

在清除土著民族过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文明”

“这是少数美国的人道主义者和历史学家百年来一直试图公开的可怕故事。与奴隶的后代不一样，被谋杀的美国土著的后代寥寥无几，而且都被边缘化了。种族灭绝是种成就。正如根除主义者声称的，从土著民族的清除当中，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了。这就是更加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家讲故事的方式。希特勒和希姆莱在思考他们自己的种族灭绝（途径）时都把美国的种族灭绝例子作为参考。”[18]

麦克尔·曼是在民主的概念下考察美国灭绝印第安原住民的历史的。

西方列强灭绝土著的基本逻辑：

恃强凌弱→开疆拓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报复升级→无限报复→

赶尽杀绝→种族灭绝

对照中国文化原则：遇夷狄，以德服人、以文化之，报德以德、抱怨以直，近者悦、远者来。三国历史七擒七纵是为其好例。

美国“民主制度”植根于西部边疆说

“特纳分别强调了边疆地带对美国民族特性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正是在不断向西拓殖的过程中，逐步淡化了自身的欧洲渊源并相互融合。而‘文明与野蛮交界’的边疆地带是美国化最有效的地方：‘（西部的）荒野主宰着殖民者。它发现殖民者在穿着、行业、工具、交通方式和思想上都是一个欧洲人。它把他从火车里拉出来，放在桦木做的独木船里，把他文明的衣服扯去，换上猎装和莫卡辛软皮鞋。’欧洲特性就这样被反复出现的原始环境打磨成简单、坚强而富有活力的美国特性。但特纳认为，西部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推动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他看来，西部为开拓者提供了自由土地，使其形成一种重要的平等意识，而且地广人稀的环境助长了‘憎恶管制，特别是任何直接管制’的个人主义，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高度推崇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民主制度诞生的催化剂。这些因素和西部地区的国家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又使得原先小国寡民式的‘杰弗逊民主’转变为门罗总统的共和主义和杰克逊总统的‘平民民主’，最终成就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