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结局：“可爱的中国”如何越狱？（第二季12）

点击：作者：同人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微信号发布时间:2022-10-12 09:59:44

一、长征途中“失踪”的重要干部

秦铁在《我的父亲博古》中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父亲受到严厉批评。一个月后，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立即将象征着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

博古向洛甫（张闻天）交权是在云贵川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庄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在周恩来与博古聊了一个下午后，博古的思想通了，精神也好了。

第二天一早，博古叫警卫员把潘汉年找来，“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

博古对潘汉年说：“……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待。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1935年2月7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还嘱潘汉年先行一步。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

这个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的建议，得到刘仲华报告的印证。刘仲华在1935年9月2日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开（注：潘汉年）由贵阳到沪时，养三（注：浦化人）未经讨论自去接头，当时小开带来关于嗣后中央所在地的建议……”

潘汉年从遵义出发之前，与陈云约定到上海后与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联系，由其居中联系两人见面，吕鉴莹的丈夫即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

潘汉年熟记了中共中央的电台呼号，化装成商贩、改名为杨涛，与一鸦片贩子同行前往贵阳。按照林青提供的联络方法，潘汉年在贵阳找到了林青的助手秦天真，“秦天真即安排身边几位同志紧急动员起来帮助潘，并由女共产党员蓝蕴臧与潘假扮夫妻，得体掩护，秘密辗转前往上海。”

潘、蓝二人经柳州、梧州等地后，约在三四月间抵达香港。到港后，潘汉年写信给表妹吕鉴莹，在得到潘渭年的回信、确认他们安全后，潘汉年赶赴上海，通过潘渭年的上级董维健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

潘汉年离开红军队伍之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在抢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后来到四川天全县。

在中共党员、天全县灵关村小学校长席懋昭的护送下，陈云携带密电码、现洋和刘伯承的两封亲笔信，从灵关村出发，途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前往上海。凭着刘伯承的亲笔信，陈云分别得到了刘伯承在成都的挚友、在重庆的弟弟的鼎力相助，顺利从重庆上船到了上海。

约6月底，化名李介生的陈云抵达久违的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

后来他与章秋阳、严朴、秦邦礼、孙诗圃、萧寿煌等人分别接上关系，因在上海认识他的叛徒内奸太多，陈云频繁更换住地，并在住地足不出户，一日三餐由人送到房间食用。

最后陈云也与浦化人接上了关系，又通过潘渭年“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相约在上海见了一面。”

在潘汉年抵达香港之后、陈云来到上海之前，上海又发生了两件大事：“新生事件”和“怪西人事件”，这两件大事表面上看似乎是以言犯禁和普通间谍事件，实际上都与中共有密切关系。

陈云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见面之时，又发生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大破坏事件，“此次被破坏地方约计三十处，被捕者有男女四十人。”浦化人、董维健等人皆在被捕之列。

刘仲华、贺昌炽、萧寿煌、侯志、陈养山等特科人员侥幸得脱，“秦（注：刘仲华化名）虽然是万幸中逃出来了，但是目前敌人对他通缉之紧无以复加，连一些许久不来往的社会关系都被探询，因此对于他决定立即交卸一切赶快离沪回家去。”

8月26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王明、康生的两封指示信，谓“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

9月2日，刘仲华以老秦的化名写了《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两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后，将上海的工作移交给王世英，自己奉国际代表指示绕道香港、欧洲前往莫斯科。

贺昌炽、侯志、萧寿煌等也分别撤往莫斯科，陈养山本来也在此列，不料陈昌此时已在重庆扎下根来，急需人手配合，陈养山于是被派往重庆，却不想因此而因祸得福，陈养山免却了莫斯科的肃反冤狱。

陈养山作为在上海坚持时间最长的特科老人，成为隐蔽战线从无被捕记录、也未被肃反波及的一员福将。

王世英完成刘仲华交代的善后事宜后，带领“特科总部人员陆续与北方局汇合，落脚天津。”在特科总部撤离上海前，设立了“军委留沪联络站”（即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由从南昌撤回的邱吉夫负责，联络站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徐强、李云负责）、警报关系（刘钊、孟菲负责）、通讯联系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

特科总部人员全部紧急疏散到莫斯科、天津等地，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小开碰到（叛徒）朱阿根时，据朱云敌人已悉此计划（注：指中共中央欲迁至香港的建议），并知新新（注：中央特科代号）所有负责人，及莫洛托夫之来沪云云。”这是一个非常致命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连新新本身负责人互相也不知道真姓名。”

二是李竹声已经在7月22日大破坏前到了上海，“李自叛变后对组织进攻特别努力，他企图造成进攻组织的主干和叛徒的领袖地位。”

二、九路突围后到沪的幸运儿

西征红军一路血战转至贵州、四川时，潘汉年、陈云奉命脱离红军队伍一路历险回到上海。

从四川回到上海的还有夏采曦，陈云曾对夏采曦的女儿夏纪芬讲述道：“在长征途中，他（夏采曦）所在的部队到达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江门以东一带，他奉命和余泽鸿坚持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兵力，保证大部队安然前进。但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而无法坚持。最后，余泽鸿不幸牺牲，采曦等也奉命撤走。之后，采曦病倒在一所破庙里，后来又辗转到了四川，因付不起旅馆费用，他撬去了口中的金牙齿。这是他在苏联莫斯科时对我说的。”

困身四川的夏采曦无奈之中写信给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姐弟俩筹款汇到四川后，夏采曦得以回到上海。

奉命留守苏区的2万余红军，其所面临困境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西征的红军。他们在10倍于己的强敌面前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坚守苏区，血战数月后被团团围困在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带。为免全军覆没，在电请中革军委后，苏区中央分局决定于1935年2月实行“九路突围”计划。

九路人马在突围中几乎损失殆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陈才莲、阮啸仙、杨英、李天柱等元老战将都在突围过程中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胡海、连德生等泰斗精英在血战后被俘，先后就义。

随项英、陈毅突围到粤赣边境的红军仅百余人，随陈谭秋、谭震林等突围到闽西的也仅仅几百人。

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在血路中闯过生死关撤到上海的幸运儿有陈谭秋、梁广、曾山、周海屏、涂作潮等人，更神奇的是，刘鼎竟然从九江战俘营成功逃到上海。

他们在突围路上、辗转到上海途中的经历和故事，年代愈久愈令人感慨动容！陈谭秋肩负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任务，因此与谭震林同路突围，以便到闽西后走红色交通线在潮汕出海。

“因梁广担负着去上海为中央局搞电台的特殊任务，要经过闽南交通线出海，所以陈谭秋就叫梁广同他们一起走。”

陈谭秋在突围中跌落悬崖，右耳被岩石刮缺了一大块，梁广则拖着病躯，行动诸多不便，红军战士为保护这两位或伤或病的领导胜利突围，整连整营的战士在狙击强敌时牺牲。一路血战后，他们终于成功到了闽南，短暂休整后，又从闽南到广东汕头出海，一路艰辛到达上海。

曾山和胡海分手时，拿出了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将其从中剪开，曾山自己拿了“艰苦”两字的半面，递给胡海“奋斗”两字的半面，对胡海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胡海听了以后坚定地回答：“革命一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

曾山、胡海各率千余人分头突围，到最后，曾山一路仅曾山、郭铨两人得以逃出生天，曾山孤身一人由水路来到上海后，方才发现半面红旗已经不知去向。

胡海用油纸将半面红旗等物品包好后郑重交给妻弟钟荣榜，叮嘱他收藏好：

“这是我们的希望，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包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胡海他们一路几乎无人生还，胡海被俘后与方志敏等人同押在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内，于1935年6月15日就义。方志敏于狱中写下《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现收录在《方志敏全集》中。

胡海的亲人一直珍藏着那半面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将那半面红旗捐给了当地政府，现陈列在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

梁广向毛齐华报到后，毛齐华让其先熟悉上海的街道。梁广在熟悉街道时却碰到了正在卖牙刷过日子的曾山，这时的曾山到上海已经两个月多月，仍未与组织接上头，生活异常艰难。梁广向毛齐华汇报后，在毛齐华的联络下，上海党组织与曾山接上关系，并决定送他去苏联。

周建屏在激战中两次身负枪伤，突围到粤赣边安远后“伤情复发的周建屏与重病的陈正人化妆离开安远，经梅县、潮汕到达香港。稍事休息后，周建屏转赴上海治伤。”周建屏在上海治伤期间，得到了史沫特莱的照顾和掩护。

1935年4月，因患恶性疟疾躺在担架上不能进行长征的涂作潮，九路突围时随项英、陈毅一路行动，掉队后辗转6个省、跋涉5000多公里后，瘦骨嶙峋的涂作潮在上海找到了“蔡老板”蔡叔厚；同年秋天，从九江俘虏营逃出，“骨瘦如柴、身上还长满疥疮、处境十分宭迫”的刘鼎也找到了“蔡老板”。

蔡叔厚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妥善安置，又通过史沫特莱将刘鼎安置在路易·艾黎家中。

上海党组织遭到连续严重破坏，共产国际代表因“怪西人”华尔敦的被捕也深居简出，国际代表联络员通知潘汉年等人直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告知国际派来的交通员已从海参崴赶来上海护送，陈云与潘汉年商量后，决定分头赶赴莫斯科。

行前，潘汉年将带来的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呼号、陈云把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密电码及2000元经费留给了“军委留沪联络站”的李云；毛齐华赴天津前将两部电台交给了梁广。

李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情缘》中这样写道：“王世英1935年调离上海，由邱吉夫负责全面工作，同时掌管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我的丈夫徐强（化名老金）则是特科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我是掌管发报机（密电码）的机要员。”

在宋庆龄、马海德、陈翰笙等人的帮助和护送下，陈云、陈谭秋、曾山、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何实楚（何叔衡之女）、秦邦礼、严朴、夏采曦等人于8月5日登上从上海去苏联的轮船。

潘汉年在梅龚彬、叶挺、柯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下，以“水番三郎”的化名取得护照，从香港乘坐苏联货轮“东方号”前往苏联。

三、未能成功的营救越狱计划

吴奚如出狱在上海加入左联后，于1934年被调入中央特科，胡风因穆木天被捕事件的影响，受到周扬等人的打压，“特科的陈行健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吴奚如可以担当恢复中共与鲁迅联系人的角色。”

吴奚如领受这一任务后，认为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因此, 我在转入党中央特科工作之后, 就奉命委托他为党中央特科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 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只在有紧急事情时才去见鲁迅先生。”比如“怪西人事件”发生后，吴奚如就托鲁迅弄清了案情。

1935年6月中旬，鲁迅收到由内山书店转来的信。据转交人内山完造讲述，该信是方志敏从狱中送出的，送信人是位年轻姑娘，自称是“监狱小职员的妻子”。

鲁迅拆信一看，却是几张白纸。鲁迅将信交给胡风，胡风也看不懂。后来胡风“去找吴奚如同志（中共特科工作人员），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回来后，我买了碘酒，擦后果然显出了字，即拿去给鲁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

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方志敏首先分析了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并请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作了简要说明：“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请中央看过，有哪些地方错误的，即予修改）。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等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是两篇不成功的小说。”

再次，方志敏对胡逸民的情况作了介绍，还写道：“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鲁迅读信后，据胡风回忆说：“鲁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营救反而会加速蒋介石对方志敏的杀害。他希望方（志敏）利用这一段时间尽量写一些东西留下来。我把鲁迅的答复转告了吴奚如。”

吴奚如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党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线路，就把鲁迅先生向他作复的意见连同党对他的指示，交给那位义士的妻子带回南昌监狱去了。”

方志敏越狱没有成功，他的文稿却首次越狱成功！

方志敏是1935年1月29日因叛徒出卖在怀玉山被俘的，不久从上饶被押往南昌，囚禁于南昌绥署军法处看守所，与先期被俘的刘畴西、王如痴等红军将领关押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方志敏又得知因南昌机场大火而获罪的原航空署长徐培根（殷夫的大哥）、因涉嫌通共贪污的原南京军人监狱监狱长胡逸民等人都关押在这里。

而正是这个胡逸民，虽然没能帮助方志敏越狱成功却使方志敏的文稿成功越狱。

方志敏在得知自己的案子被“缓办”之后，产生了越狱再革命和写文章传后世这样两个强烈愿望。

为此，方志敏对“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一点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不久后“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

凭借这些内应，方志敏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其实营救的人是来了，但却因信息不对称，方志敏不知道而已。如：

1、粟裕曾派小分队到上饶营救方志敏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局进行汇报。

2、《卢志英传》中写道：“（1935年）4月，张育民接到党的指示，和严希纯、邱吉夫、项与年等进行营救方志敏的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

3、刘声在《相遇贵相知》一文中写道：“1935年初，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关押在南昌，党中央要求刘哑佛同志进行营救，刘哑佛同志曾到囚禁方志敏同志的牢狱现场附近，侦察敌人力量布置和地形，并和莫雄商量研究如何营救，终因敌人防守太严而没有实现营救计划。”

4、吴德峰之女吴持生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在文革后，调阅‘严希纯情报系统’负责人严希纯同志的档案进行分析研究，查证潜伏于国民党内部，曾任国民党中将的刘亚（哑）佛同志是为了营救方志敏同志而牺牲的，他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因此建议追认刘亚（哑）佛同志为烈士。”

5、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在《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一文中这样写道：“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交通员突然给王世英转来正被国民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

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营救，速派人员去鄱阳湖同地下党联系，计划采用木船前往劫狱，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

在这些未能实施的劫狱计划之外，方志敏在胡逸民和看守高家俊的帮助下也进行了一次越狱，原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在其回忆材料中写道：看守高家骏曾对自己说“准备加入共产党，帮助方志敏越狱……方志敏就义那天（8月6日），军法处处长在他（注：方志敏）的监房里搜出他来不及销毁的写给我本人的笺条和我回军法处后抄给他的一纸密电稿。笺条的内容除对我表示感谢外，还有这样一句话：倘得生还之日，中国革命史多添一页。军法处处长抓住这个把柄，立即将我停职拘禁。军法处处长认为方志敏企图越狱是我勾结的，并对我说：这几天，南昌城内如有暴动发生，由你负责。”

胡逸民则“用钱买通了所长和看守，为方志敏打开了脚镣……方志敏只走出大门不远，就被外围哨兵发现，重新落入罗网。”

四、成功“越狱”的方志敏文稿

方志敏“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以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这是方志敏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但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越狱不能成功就把自己的革命经历、革命的经验教训传于后人，于是他开始在狱中写稿，并动员刘畴西军团长、王如痴师长也动笔写，但王如痴的一句话使方志敏撕毁了之前所写的书稿，王如痴对方志敏说：“写了出来寄不出去，有什么意义？”

是胡逸民的许诺使方志敏重新拿起笔，写下了他流传后世的不朽篇章。

胡逸民对方志敏说：“你若信任我，这件事，我可以给你出力……我心直口快，说到做到，请你放心写好了。”

自这番谈话之后，“我（注：胡逸民）注意到，从此方志敏天天埋头写作，连我这无话不说的囚友去找他，也只是点头致意，微笑应之，然后又埋头写了起来，我当然深知其故，不忍打扰，悄悄告退。”

方志敏的文稿写出来传递给谁呢？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的地址他从哪里得到呢？有文章说是方志敏让向影心去了一个中共设在南昌的秘密联络点后带回的，但这个联络点为什么没有给方志敏提供一个党内的联系渠道而只提供了四个“党外人士”的联系地址呢？

笔者认为方志敏给鲁迅、宋庆龄等人写信，并坚信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极有可能与刘鼎有关。据《刘鼎传》记载：刘鼎在两名交通员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时，被方志敏留在闽浙赣苏区担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志敏“一有时间就约刘鼎到省委所在地枫林村见面，开怀畅谈，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而就在两人时常畅谈之中，刘鼎向方志敏谈到了上海的地下斗争情况，谈到了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情况。方志敏当初听的是故事，入狱后，这些故事人物便成了他逃脱囹圄的重要联系渠道。

方志敏不但与胡逸民成了无话不谈的囚友，而且认识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影心，胡逸民在其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妻子（向影心）探监时，就有意给老方带一些肉、鸡蛋和好食品。方志敏也经常和我妻子谈话，方志敏和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用米汤水密写的《给党中央的信》，就是向影心送到上海的。这“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方志敏对我和夫人更加信任了。”

这对方志敏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虽然鲁迅等人没能出手相救，但文稿总算能送出去了，于是继续“写呀，写呀，方志敏白天写，晚上写，写到深夜，又写到天明……他在狱中在死神敲门的情况下，半年多时间写下了二十万字的宝贵材料。方志敏是值得我和我们每一个人记忆的一个伟人。”

向影心第二次送的文稿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给繆敏同志的信》，但这次向影心没有完成任务，人也“失踪”了。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览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圆……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了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年后，胡逸民证实，这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原来，向影心常来监狱探望胡逸民时，就已和国民党军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来通过桂永清结识了戴笠，当起军统女特务，再后来又做上了毛人凤的姨太太。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是永难解开的谜团了。”

而《给繆敏同志的信》的原文，至今下落不明。

向影心断了线，方志敏把送文稿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看守高家俊身上，高家俊写信把刚放暑假的女朋友程全昭从杭州召到南昌，把送文稿的重任交给了她。

程全昭按方志敏的嘱托，化名李贞，带上方志敏从胡逸民处借来的20块大洋作为路费，来到上海宝隆医院找到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林医生安排她住下后，程全昭来到生活书店，接待她的是邹韬奋和胡愈之共同的好友毕云程，毕云程把给其他三人的信件也一并收了。

就在毕云程犯难之际，碰巧来到生活书店的胡子婴（章乃器妻子）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愿到宝隆医院取文稿。胡子婴这次“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文稿是《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胡子婴取回后由胡愈之带到了中央特科。

王世英回忆道：“1935年（7月）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1936年1月29日，方志敏被俘一周年之际，中共掌控的法国《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的文稿“越狱”后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

程全昭完成任务后遭遇了小偷，身上的钱只够购买到杭州的车票，回到杭州后的程全昭音讯皆无，令高家俊和方志敏忧心如焚，加上越狱的迹象被发现，凌凤梧和高家俊都受到怀疑和牵连，高家俊借故回家探亲，成为第三个为方志敏送文稿到上海的人，但高家俊未能完成任务，后来迫于形势，把文稿全部焚毁。

方志敏把送出文稿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在就义前的一天晚上他对胡逸民说：“老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谈话了……你是一定会获释的，我们总算有过囚友之谊，这就拜托你了。”方志敏随手指指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写好的稿子又说：“出狱后将我写的这些东西交给住在上海四川路的鲁迅先生。”

出狱后的胡逸民在杭州二姨太家里住了数月后，“我终于下了决心，悄悄筹划上海之行，去找鲁迅。”

然鲁迅先生已经仙逝，胡逸民又阴差阳错地找到了章乃器及其夫人胡子婴，把方志敏的最后一批文稿全部交给了胡子婴。

收到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救国会七君子事件”），胡子婴“怕他们（特务）再次来搜查，怕文稿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

章郁安（庵）即章秋阳，宋庆龄收妥章秋阳送来的文稿后，一直到冯雪峰重返上海，宋庆龄把文稿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先托周文、郑育之夫妇保管，王稼祥赴苏疗伤在上海候船期间住在周文、郑育之家里，冯雪峰又将文稿交付给谢旦如保管，这些文稿被谢旦如放进红色小皮箱后，便比放进瑞士银行的保险箱还要安全了。

因为谢旦如把这个红色小皮箱里的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

方志敏重新动笔写文稿是受了胡逸民的鼓励和支持，方志敏能在优待牢房写文稿是胡逸民帮的忙，使方志敏深受鼓舞的第一次文稿“越狱”是胡逸民安排的，最后一批文稿是胡逸民亲自送到的，因此，方志敏的文稿得以留存传世，胡逸民是第一大功臣。

胡逸民因此在《方志敏全集》中占有相当篇幅：在《给党中央的信》中，等于是方志敏向党组织给胡逸民写了介绍信，而《给某夫妇的信》和《遗信》两文，则都是写给胡逸民的。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方志敏写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信，据史料记载，至少有三次是明确收到的，但《方志敏全集》中没有登载一封，看来他们都是阅后即焚了。

五、西安事变源头在模范监狱

邹韬奋是通过毕云程认识胡愈之的，毕云程是邹韬奋求学时的资助者、困顿时的赞助者，是邹韬奋的恩公。毕云程与胡愈之则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

三人皆是抗日爱国的同道者，也是没有换贴的生死之交，《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成为三人共同的事业。“《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是有重要作用的。”

杜重远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与东北军上层人物也都有来往，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民族资本家。日本侵占东北后，杜重远失去了自己创办的企业。

逃难到上海的杜重远作为抗日将领马占山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发起募捐活动以支援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恰好邹韬奋掌控的《生活周刊》也发起了同样的活动，杜重远就去拜会邹韬奋，两人自此相识相交相知，杜重远因此“也参加了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的一些文化工作，这样我（注：胡愈之）和杜重远也认识了。”

蓝衣社暗杀名单公布前后，邹韬奋避居海外，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就由胡愈之和毕云程主持。

福建事变后，《生活周刊》发表了胡愈之的文章《民众自己起来吧》，“表示了对当时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赞扬”，《生活周刊》因此被查禁停刊。

“在《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的两个月，我们立即出版了《新生周刊》。这次由杜重远出面登记出版，并由他挂名任刊物主编……但实际上刊物仍是由我（注：胡愈之）和艾寒松负责，是《生活周刊》的继续，还是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立场。”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注：作者艾寒松）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声称此文‘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

杜重远因此获罪被判刑14个月，《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判刑后的杜重远被关押在漕河泾的模范监狱，与李士英、李泽才、刘田夫等人同狱，但杜重远却得到了优待，他单独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有专人做饭，也有家人伺候，对外也有电话联系。实际只是为了遮掩日本人的耳目，在里面隐居而已。”

“许多东北军的上层人物，专程来上海探望……（这）正是杜重远向他们做工作的极好机会，以促使东北军能反蒋抗日。当时，我每个星期日都要到杜重远那里去，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他也叫我帮他一起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往往在那里停留一整天。杜重远总是事先约好一些东北军的人来，我们在一起交谈，向他们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宣传共产党一贯反蒋抗日的主张，鼓励东北军站到反蒋抗日的一边来。谈一次不行就谈二次三次，在狱中谈了，我又和他们到外面谈，通过耐心说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

高崇民和阎宝航从北平专程来上海看望杜重远时，胡愈之把重点放在了高崇民身上，“我（胡愈之）和他（高崇民）先在监狱里谈，后又在外面饭馆里谈，先后作了三次长谈……最后高崇民被我说服了，同意和共产党联合反蒋抗日……他答应去西安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久之后，高崇民、孙达生身藏杜重远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信件，又手持杜重远给王以哲军长的亲笔信，走进了王以哲的军营。

“后来他（高崇民）到西安工作很成功……这样就为张、杨和党谈判联合抗日奠定了基础。”

再后来，杜重远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转移到虹桥疗养院，张学良、杨虎城先后前来拜会杜重远，便有了著名的“虹桥对”，杜重远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反蒋抗日的决心。

西安事变的序曲在漕河泾模范监狱缓缓奏响，而序幕则是在虹桥疗养院里徐徐拉开的。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谦虚地写道：“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我们这一时期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人士的说服争取工作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二季完）

参考书目及资料：

1、《我的父亲博古》作者：秦铁

2、《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作者：秦福铨

3、《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作者：秦福铨

4、《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如何与共产国际联系》作者：张寿春

5、《陈云长征路上“失踪”之谜》作者：吴志菲

6、《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作者：刘仲华（老秦）、萧寿煌（老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