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俄罗斯的文学史上有一个奇迹，就是诗人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曾经三次为国歌填词。

 米哈尔科夫生于1913年，在2009年去世，享年96岁，是苏联文学史上最高寿的作家之一。其父亲是十月革命后被没收了大部分财产的贵族，儿子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是著名导演。

米哈尔科夫在1943年30岁时第一次为苏联国歌作词。斯大林亲自对国歌歌词进行审定，并且七次就此同他会谈，使得诗人一举成名。而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在1950年的时候才加入苏联共产党。1977年十月革命60周年之际和2000年普京上台后，米哈尔科夫应邀两度修改歌词，前一次删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后一次则进一步删去“列宁”、“共产主义”，增加了“上帝保佑”的内容。　

米哈尔科夫认为，了解盛极一时的苏联为什么突然垮台，首先必须要明确“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共产党员”指的是加入了共产党，有党证的那些人。“共产党人”指的是信仰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且愿意为这一信仰流血牺牲的人。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人不一定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一定信仰共产主义。

 米哈尔科夫宣称，他自己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党人。因为他本人是信仰基督教的，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起码应该是无神论者。同时，他虽然拥护苏联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却做不到愿意为维护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流血牺牲。自己这样达不到标准的人大量入党本身就是一种问题，但更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苏联领导机关上。

 米哈尔科夫表示，自己在1943年完成苏联国歌创作之后，与斯大林时代和之后各个时代的苏联领导人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据他多年的观察，断定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不仅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而且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

 例如，假如斯大林要是领导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可以塑造一大批当代俄罗斯财阀寡头式的人物。这既能够得到苏联领导干部的支持，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相反，如果要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苏联一些人的发财之梦，对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不过，因为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不可能为个人的利益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国歌里不再有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因为其真正实现了共产党把工农大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承诺。

 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据米哈尔科夫自己跟苏联领导人多年的交往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人。甚至像他自己那样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愿意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流血牺牲，仅仅是拥护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人也越来越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狂热反对共产主义信仰，蓄意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逐渐占了大多数。

 米哈尔科夫宣称，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苏联共产主义者就会受重用。其实，随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十年如一日的“非斯大林化”，虽然其形式上还是共产党执政，但是事实上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体制内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像斯大林这样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是最排斥的。这种人连入党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升职了。相反，那些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领导人”最喜欢反共人士，诸如政界的戈尔巴乔夫，文学界的叶夫图申科之类，越反共在党内升官越快。

 以米哈尔科夫自己长期工作的苏联作协和俄罗斯作协为例，也可以看出苏联解体时的基本形势。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两者的比例约为4:1。其他的各部门情况也与作协的情况大同小异。

 也就是说，苏联解体时普通人中爱国派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高层当中自由派公知却占了绝对优势。当然，即使是爱国派也就是米哈尔科夫这样仅仅拥护苏联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也做不到愿意为维护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制度流血牺牲。像819事件时那些领导人就没有一个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倒是叶利钦一类狂热反共的人敢于殊死一搏。因此，党和国家的垮台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之，苏联国歌作者米哈尔科夫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总结是：苏联只有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却没有共产党人，更缺乏斯大林这样的共产党人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反共的“共产党员领导人”在领导机关中占了绝对优势。

附：

　　马可：苏联解体的原因

从经济结构上看，苏联的经济结构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以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从经济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战略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这种战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停滞不前。

在这种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下，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

 第二，货币发行失去控制。

 第三，债台高筑。

 第四，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

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在：

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干预下，有名无实，这样，所谓苏维埃民主或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就谈不上人民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2、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个人专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可能。苏联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从而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成为可能。

3、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离权力越来越远。人民群众逐渐与苏维埃、与国家政权相疏远，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家政权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一旦遭遇风浪便难免发生震荡，其履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必然大受影响，也就失去了这个政权的合法依据，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4、民族问题。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他们信奉庸俗的国际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了实际, 欲速则不达。

（2）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 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致使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

（3）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这无疑为联盟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

思想政策上的失败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CNN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输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

其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埋下了祸根。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一段时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闻机构和传媒，公开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种诽谤苏共和苏联的舆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造谣诬蔑、丑化领导人的言论随处可见，却不允许正面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加剧了群众的思想混乱，毁掉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文章来源 ：萤烛察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