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擘画，明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历史逻辑、重大原则和实践要求作出全面阐述，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考察西方现代化发展史能够发现，“现代化推进的程度”和“共同富裕实现的程度”之间是一种类似于二律背反的悖论性关系。西方现代化伴随贫富差距的扩大而造成共同富裕难以实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铁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世界性问题展开系统思考，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出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出台系列重大举措，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差距扩大的世界性问题作出历史性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进程本身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对现代化的考察一般可以从广义现代化和狭义现代化两个角度展开。其中，广义现代化是指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狭义现代化是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通过学习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要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之间的悖论关系，首先需要从广义上考察资本现代化进程。16世纪前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形成、地理大发现等系列社会因素相继出现，为人类走上现代社会提供了精神条件、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英国率先走上了资本现代化道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其他国家也相继展开对资本现代化方案的探索。就其本质而言，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被称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资本为纽带将各类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以剩余价值攫取为最终目的，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形成以资本为中心的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虽然现代化进度不同、程度不同，但贫富差距问题长期存在，尤其是随着资本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演进，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发严重。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政治制度、技术变革和理论创新等多重因素的相互激荡中产生的。其一，17世纪英国率先通过“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政治制度保障。英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最早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北美殖民地在英国“光荣革命”影响下也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英国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激发了包括法国、荷兰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政治现代化为经济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其二，以自然科学突破带动技术变革，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为资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以纺织业为例，飞梭、珍妮机、水力纺纱机等一系列技术变革成就极大提升了织布效率。并且，伴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及其运用，纺织业的动力问题得以解决，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英国进入工业化时代。蒸汽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大规模运用到工厂生产中，“一台机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相当于几十、上百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而且价廉物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英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向工业化国家迈进。其三，西方国家自然科学革命强化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秩序”的信仰。经典物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意味着人类在探索“自然秩序”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并且伴随着相关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自然秩序”越来越深入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进入经济领域，形成了以“自然秩序”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抽象人性论为起点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表达，形成了“推行自由市场”“社会分工带来效率”等系列观点，为资本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斯密基于抽象人性论谈到，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如资本的积聚集中、劳动与资本的巨大分裂关系等都带来贫富分化问题，而“造成无所不在的悖论性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的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欧洲等国家出现了极大贫富分化问题，其中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占国民收入的45%—50%。这个时期，欧洲贫富分化问题也十分严重，其中在20世纪前10年，“欧洲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超过了20%……不仅英国、法国、德国是这种情况，瑞典、丹麦也是如此”。同时，日本的贫富分化问题跟欧洲相似，“不超过20%的国民收入流入了前1%人群”。这一系列问题早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有所表现，并且马克思之前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已有所触及。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阐释，其中，包括罗伯特·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贫富分化问题进行了多维度阐释。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对贫困问题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描述。他指出，“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丰富，劳动者反而越发贫穷。他谈道：“文明制度下的人在不是死于急性的饥饿的地方，却死于穷困造成的慢性饥饿，死于迫使人们吃不卫生的食物的那种饥不择食的饥饿，死于迫在眉睫的饥饿，即因工作过度疲劳而死，因贫困而被迫从事非常有害的和极其繁重的工作而死”。

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马克思基于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在资本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实践愈发展，劳动者愈贫穷；而劳动者愈贫穷，愈发出现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这进一步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通过“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两个维度对现代化模式中的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一，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成为一种可以分割社会财富的权力。在“资本一般”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谈道，“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且，相较于劳动者而言，资本所有者人数更少，更易于通过联盟和集中等形式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力，进而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对劳动力的定价权，从而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考察资本如何运用其权力属性获取剩余价值的相关问题。这种贫富差距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发展差距。这是现代社会出现贫富差距的总根源。其二，“许多资本”之间的权力有所不同，进一步加剧了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悖论性关系。“许多资本”在支配各种事物中也有差异，相当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支配的权力大小有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在其生产和循环的总过程中会不断分化出不同形态，形成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土地经营资本等多种形态。马克思通过比较这几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后发现，虚拟资本具有“脱离经济实体而独立运动”“加快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容易产生赌博欺诈问题”等属性，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就掌握了较大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运行过程中，社会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向虚拟资本领域聚集，进而在不同资本之间产生收入差距，并且进一步造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表达，他认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同时，列宁在考察帝国主义的实质时指出，“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认为帝国主义带来全球层面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积极探索现代化道路。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迫切希望解决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都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给出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改革举措，包括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盛行，拉美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了“拉美模式”，其中以巴西为典型。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巴西实行系列举措，“一是对外扩大开放度，鼓励进出口，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二是对内深化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控制通货膨胀和确定重点优先发展”。在运行初期，这一方案确实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但是“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以托马斯·皮凯蒂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时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了描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数据分析得到，“1987~2013年，全球最富人口的年均财富增速是6%~7%，高于同期全球人均财富2.1%和人均收入1.4%的增速，所有数据都经通胀调整（1987~2013年的年均通胀率是2.3%）”，而“最富有的1%人群（即4500万人）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全球人均财富的50倍，这些人一共掌握着全球财富总额的50%”。这意味着，伴随着世界财富的增长，更多的财富聚集到小部分人手里，贫富差距问题十分严重。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道：“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很大。”这一重要论述指出了一个问题，即资本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悖论性关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并且，伴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各国采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等因素的出现，这种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越发严重。“新冠疫情期间，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水漫灌纾困，却让财富越来越往‘金字塔’顶端集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明确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上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并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野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重要论述。在坚持不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这一全球性、历史性问题的系统解答，完成了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原创性突破，制定了全面的治理方案，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程度”这一悖论性问题的深刻分析，首先要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运用总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对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问题进行考察，对“现代化”“共同富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实现了理论上的原创性发展。具体来说，体现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总体性、系统性的原创性回答。第一，运用总体性、系统性思维对“现代化”进行把握，创新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总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着力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二，运用总体性思维对“共同富裕”概念进行把握，提出“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的原创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总体性进行论述，指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分配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注重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尤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第三，运用系统思维对“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进行阐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重要命题。在从总体性视角对“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概念进行重塑基础上，从系统性思维角度对两者内在联系进行考察。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依靠科学的实践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系统思考，谋篇布局，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治理方案。第一，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关于共同富裕实践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谈道，“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正确锁定问题，才能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对接并形成实践方案。在此基础上，要用好问题导向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正确坚持问题导向，在理论和实践精准对接基础上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第二，坚持好和运用好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从所有制上保证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全体人民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求不断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各级国有资产总额超过259万亿元，比2012年年底增长2.6倍，年均增长15.4%。2012年至2021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截至2020年末，我国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第三，尊重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富裕程度、区域和人群等领域存在的差异，着力解决“共同富裕”领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实践方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进一步强调如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同分配制度的协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协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民生福祉方面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等等。第四，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系列实践方案，包括：“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形成高质量的发展成果，进一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离不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建立能够保障共同富裕实践落实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列论述，形成了系列创新成果，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第一，在“共同富裕”实践方案的治理体系中“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悖论性问题的主要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摆在首位，这凸显了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统领地位。在治理体系中坚持党的领导成为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方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应当看到，党的领导在实现各领域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保证各领域贯彻党的整体战略部署、坚持以总体性推进各领域具体工作具有极大优势，为推动落实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第二，将党的领导与“共同富裕”相关治理体系相融合，保障各领域内部协调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当前，中国共产党推动治理体系建设，通过推动党组织与现代治理体系有机融合，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明确，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发挥现代治理体系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现代治理体系建设，通过党组织解决现代治理体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发挥现代治理体系应有治理效能。同时，要充分用好党的自我革命以推动相关其他治理主体的革命，这是推动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能够有效推动党组织与现代治理体系有机融合，通过实现高质量治理体系建设保障共同富裕理论创新观点和实践思路的落地和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认为，现代化进程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塑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递次主导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成为各国主动或被动的普遍选择。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也随之不断蔓延成为世界的普遍性矛盾。因此，现代化与贫富差距分化的悖论性问题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域，而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面临的世界性、历史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对世界历史运动规律的深入分析和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批判，但也将问题的解决留给后人。

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问题的解答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和追求，以非凡的理论智慧和理论勇气对这一世界性、历史性问题作出新回答，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回答了现代化与贫富差距缩小能否共存的世界历史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大多数国家选择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贫富分化似乎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翔实记录和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的严重贫富分化。他指出，机器大工业生产在造就大量无产阶级的同时，也不断摧毁着小资产阶级，其结果就是“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无论在劳动过程还是社会过程，实质上都是资本的附属物，“工人的个人消费……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一个多世纪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试图以基于理性选择的瓦尔拉斯均衡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全部考察，从而将贫富分化从一个经济问题退化为道德标准讨论，“理所当然”地将其描述为现代化的成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发现的资本主义病理学普遍真理仍然适用于这个时代。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存在根本性不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国之所以能解决好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根本在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特征和内在要求，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制度保证。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是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避免了片面依赖高福利引致社会治理失序的世界历史性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断成熟，发达国家普遍选择建设所谓福利国家，试图兼顾现代化和缩小贫富差距。这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表征的改良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马克思早在创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即指出，“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战后风靡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其实质正是将弥合贫富分化的成本转移到中等收入群体身上。然而，累进性增长的社会福利引发了庞大的财政负担，严重降低了劳动者积极性，冲击了现代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这一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迷信高福利的作用，过早将现代化早期的国民财富用于分配，导致拉美国家无力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短暂的繁荣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国国情、分阶段有序推进的，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意味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且是一个生产问题。一方面，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蛋糕做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完善分配制度，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通过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努力，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新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布局，精准施策，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引领亿万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我国千年以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以实际成绩证明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可行性，打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现代化定于一尊的历史局限性。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开启或深化现代化建设征程，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回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使更多人共享现代化成果，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实践指南和治理方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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