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党内注重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领导人。陈云指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只有经过交换、比较、反复的调查研究过程，才能避免从片面的实际出发，做到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才能避免把阶段性的“是”当作过程性的“是”。陈云指出：交换，就是“找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交换意见”；比较，就是“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决定”。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

向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

怎样调查研究？陈云提出的普遍性方法就是向敢于对你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实情况。他总结道：“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

【1958年7月，陈云同志到无锡国棉二厂调研】

为了搞好后一种调查研究，他希望领导干部“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陈云每逢重大决策，不仅自己下去调查研究，而且常派自己熟悉的同志下去调查，也常找能讲真话的可靠人士上来面谈，在调查中特别重视反对的意见。这使他总能准确地真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从典型着眼调查研究

需要调查研究的地方和事情很多，这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陈云非常推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为这里毛泽东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不是泛泛地调查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是用“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从这里得到启发，在面临诸多地方、诸多事情的调查研究时，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地点和事情进行调查研究。

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时，提出“是从延安出发还是从上海出发，或者从伦敦出发”的问题。他分析后强调“我们要从土地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立足于延安调查研究，才出色地解决了边区的财经问题。在建立北满根据地期间，陈云在诸多事情面前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他掌握了那里雇农占农民60%的具体实际，将日伪时期形成的“开拓地”“满拓地”分给无地的雇农，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建立强大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1949年七八月间的上海调查、1951年3月的武汉调查、1955年1月和5月的青浦调查、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调查与北京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调查，都是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地点和有典型意义的事情进行的。1949年七八月选择到上海调查，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在那里找到稳定经济的办法才能稳定全国，新中国才能站得住。在全国准备经济建设时选择到武汉调查，因为武汉是中国腹地的交通中心、流通中心，在那里调查研究城乡交流和市场情况、开展基本建设的途径、处理中央和地方在财经工作上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三次青浦调查和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都与农业问题有关，其典型意义在于全国人民都有饭吃，其他一切事情就都好办。

【陈云同志在青浦农村调查期间与公社干部的合影。】

从细节入手调查研究

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也是注重细节的经济管理家。正如他所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陈云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从细节入手。

陈云的上海调查就是从细节入手，解决了上海工厂搬还是不搬的重大问题。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缺煤少粮，工厂无原料，运输贵，开工难；财政上税收少开支大，十分困难。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向中央提出：上海厂校及人员搬迁、疏散到外地。陈云从工厂入手调查，了解到工厂有熟练工人，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各种各样的工厂连在一起才形成一定的工业基础。他由此形成了“沙漠里头就不能有喜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的认识。于是，他提出：“搬了，这里工人失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

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母猪是公养好还是私养好，也是从细节入手的，即从喂食、垫圈、保胎、接生、保护奶猪、夏天防暑和冬天保暖等进行调查，掌握了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等具体事实，得出了“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的结论。经济困难时期，陈云提出每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以解决浮肿病问题，也是从细节入手调查研究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例子。

【1961年陈云同志在青浦农村调查时召开座谈会一览表】

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调查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决定政策上。陈云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陈云深入阐释了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关系。

从先后、难易、本末看，调查研究在先，决定政策在后；“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从决定政策的效果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如果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那就只能制定出片面的错误的政策。

从调查研究的时间与决定政策的时间量的比例看，陈云多次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高界限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到百分之十”的最低界限是“百分之一”。从这个界限上，陈云曾经说：“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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