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民间有个说法：“治顽症，下猛药”。问题是诊断顽症需要有胆有识，下猛药更要敢作敢为。尤其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真正治理顽症的成功案例，往往是决策者有超前意识，也就是顽症初现端倪，人们却没有警觉的时候，就敢于下猛药治理。这方面我们的的确确要老老实实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学习。著名的6·26指示，可谓是主席治疗新中国卫生事业顽症的一剂猛药中的猛药。毛主席下猛药治顽疾，真是药到病除，立竿见影，令世人叹服，可谓绝世无双的道器变通。

（一）

根据历史资料，早在1933年，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

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毛主席关注红军医院的建设，提倡中西医相互团结，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毛主席再一次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服务。

1945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指出：

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在勾勒新中国的蓝图时，他强调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

建国后，毛主席领导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2年3月16日，由于反细菌战争的需要，毛主席在阅读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报送新华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后。批给周恩来、聂荣臻、粟裕：

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掀起：这场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年8月3日，毛主席在年度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稿上批示说：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

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主席为大会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会议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定为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向。

对于当时有些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并要求：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二）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领导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最能体现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解放前，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疾苦，致使血吸虫病愈演愈烈。

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人。

1955年冬，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还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规划。

1956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卓有成效。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刊载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的社论。

毛主席读后十分欣慰，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写了这两首诗。

毛主席写道：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还在诗题下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诗时的喜悦心情：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们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三）

除了血吸虫以外，毛主席领导新中国下猛药治顽症取得的成果举世闻名。

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

 

1955年，人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

 

1960年代初天花已告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余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可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并没有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他敏锐发现，我国农村的医疗体系问题依然突出。

毛主席 “626指示”可谓猛药中的猛药。

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

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 ：

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到这组数字，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 :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

毛主席说：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毛主席接着说 ：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 3 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626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 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而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其中有两个显著成体系的道器变通之变：

第一，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大大得到强化。

这种制度不复杂，只是要求城市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立起来。

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

1968年底，毛主席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长阳县乐园公社成功举办合作医疗的试点经验

1966年春，长阳县乐园公社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疫情，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上了百日咳、麻疹、脑炎等流行疾病。仅杜家村大队耳厢生产队在一天内就死了4个麻疹合并肺炎患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长阳县委、县人委一面指挥控制，一面由县卫生局局长带队在乐园公社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改革和整顿试点，以“合作医疗”办法开展治病防病。

覃祥官（右一）深夜出诊

从1966年8月开始，以覃祥官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一心扑在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试点上，创立了合作医疗新制度。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0.5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另交钱。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覃祥官（左一）与社员一起参加学习

1968年，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就该报道进行核实，并在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两个公社开了2次座谈会。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同年12月5日，一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文章及《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长阳县档案馆还保存着珠江电影制片厂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长阳县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迅速传遍全国，覃祥官作为拥护合作医疗制度好医生的典型被浓墨重彩地写入报道为全国人民熟知。

1976年9月，覃祥官（中）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

覃祥官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所作报告

随后，土家山寨掀起了大办合作医疗高潮，到1974年初，全县有435个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占99.77%。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占90.3%，有36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达642人。有一批生产队办起了“土药房”，参与者达3500人。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合作医疗的成功推行，验证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解决了群众治病吃药的困难，提高了医生群众觉悟，使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民主管理基金增强了农民维护好、用好基金的自觉性。从1969年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

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毛主席针对医疗上遇到的全国性顽疾，下猛药医治，可谓稳准狠。

那么短的时间，花的成本那样低，效果却是那样的快那样好，难道不是神奇的道器变通吗？

【注】长阳县的有关资料参考：

http://www.sohu.com/a/294463781_556544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