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鹏鲲丨真正重要的问题：提出新形势下的中国立场

点击：作者：于鹏鲲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5-20 10:24:39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总编辑继呼吁扩大核武器的数量之后，5月16日又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能淡化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彼此间的共同价值吗”？如果想讨论的问题归结到底，是中美外交战中怎么把我们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这确实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绝不能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错误的归因。

如果说，目前的中西矛盾真的是意识形态分歧产生的矛盾，那么中国和西方国家建交之初，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还要更加严重，这个问题没有理由当时不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交往，利益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举个例子，八国联军侵华中的各个侵略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很尖锐，但是它们竟然能协同进行军事行动，背后支撑的就是利益，意识形态不可能超越利益。

同时，中西在意识形态方面可以讨论的空间也不大。如果西方国家同意支持我们，但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能够同意吗？

但不得不说，胡锡进讨论的这个问题背后有现实意义，也是中国在和美国的斗争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题眼不是“淡化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提出新形势下的中国立场。

为了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讲讲中西关系是怎么了，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矛盾之处？

中西关系的矛盾之处

胡锡进的呼吁有个直接的实践来源，那就是无论中美贸易战还是疫情抹黑战，很多西方国家都积极地参与美国遏制我们的行动，搞得我们外交工作压力很大。显然分化和瓦解其他西方国家与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形象和一般主张又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和支持，这就与这些国家在贸易战和疫情中的围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想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首先要搞懂我们过去想在世界上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首先，我们多次重申不走霸权之路。“咄咄逼人不是中国的传统，国强必霸不是我们的选择”。

其次，我们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将来中国富裕和强大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一员，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同时，我们总的来说是国际现有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我们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但是，我们主张中美要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这两个大户人家，必须要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中美两家绝不能成天吵吵嚷嚷、争吵不休，不能打架，更不能打死架”。

当然，中国还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者。

最后，我们是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并逐步发展形成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

大体上我们过去的这套形象是很受欢迎的，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而且在一些特定的背景下得到了全世界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例如，中国的“多极化”主张，欧洲国家就普遍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具体到贸易战和疫情抹黑战，中国的支持者为什么就少了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而是说明我们过去的这些策略还是存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再次说明在国际战略以及外交层面提出新形势下中国立场的重要性。

过去的国际战略在新形势下遇到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国际战略存在什么问题和矛盾呢？

当不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言人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有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基因。但是在中美对抗中，除美国外的其他西方世界的态度也非常重要。

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相反，冷战之后西方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是长期保持稳定的，并不是衰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纯粹是我们某些人由己及人的结果。在它们的想法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得到了高速发展，只是中国发展的尤其快而已。

事实是非西方国家中，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起色，但是阿拉伯世界、独联体世界和非洲反而有一大批国家的经济衰退了下去。其中最夸张的是南非，从发达国家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国家的衰退也很明显，苏联的经济曾经达到美国的2/3以上，今天俄罗斯的GDP仅仅稍微比广东省高一些。

中国占世界经济的占比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本质还是非西方经济体内部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西方经济体衰落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磕西方取得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如果能成功，那么过去就应该成功了。所以不难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也不愿意为了中国得罪西方国家，反而有部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沆瀣一气坚持杯葛中国，希望达到“祸华取利”的效果。

我们就不难理解，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在一些问题上支持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又和美国一唱一和。因为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提倡的“多极化”，有助于这些欧洲国家在美国面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希望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衰落下去。

西方国家是不会真心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中国多次说我们是国际现有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这个国际现有秩序一方面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向多极化过渡，另一方面就是西方国家拥有远大于人口和土地的影响力向均衡化过渡。

国际秩序说到底要由各方力量之间的综合国力说了算。从西方强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地位下降、日子不好过，因此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一定要反对发展中国家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的。

在围堵中国的行动中，西方国家之所以与美国狼狈为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毫无效果，那么法国还能当欧洲宪兵？欧洲各个国家还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指手画脚？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它们追求的只能是霸权的存在和霸权的均衡。霸权的存在不受挑战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支持霸权的均衡，好像站在中国的一边。但当霸权受到威胁时，霸权的均衡是可以往后摆一摆的。更何况中美两败俱伤似乎对他们霸权的均衡是有利的。

那么，有人说，我们不支持发展中国家不行吗？我们取代现有秩序中美国的地位，维持住其他西方国家的地位不行吗？目前来看还真不行，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外交的基本盘，别忘了是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反而放弃并非明智之举。

更何况，随着中国经济蛋糕的进一步增大，未来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占比都要被中国拉高，这也是不符合西方国家愿望和他们目前规划的。换句话说，放弃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可能带来西方国家就会支持你的结果。

因此，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可行性的的中国立场，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真正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其他国家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支持中国是很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去回答甚至列出一大张表来。如果这是个如此容易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贸易战中我们显得那么孤立？为什么在新冠疫情中参与抹黑我们的国家这么多？甚至还包括我们援助的国家？

提出新策略的难度所在

事实上，这一目标无非就是要实现下列四者之一：

1.在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并在外交军事领域挫败敌人的图谋，最终使得中国经济体靠一己之力就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使得斗争出现新的形势。

2.在不丧失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前提下，使得相当的发达国家脱离美国的阵营，支持中国。

3.坚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改变国际秩序。

4.提出了创新性的斗争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占比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获得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优势。

从可能性上分析，

2可能最有效果，但基本不太可能，但是在有利条件下，也不要放弃争取。

选择1的话，想要改变国际秩序，可能还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而且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越来越针对中国，往后的几十年中难度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4是最好的，但是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是对理论创新要求最高的。

显然3在上述四个方法中时间较短，也最有助于分摊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但是3就将引出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国内经济发展、人民生计与对外援助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民间对于优待外国人以及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就有抵制心理。笔者过去有一种错误认识，就是将这种抵制看作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事实上并不完全是。我们不妨试想一下，我们想要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且想要他们的发展分摊我们的压力，就必须在工业基建领域进行援助。也就是说要投资他们的工业生产线而非仅仅修路或者水电站。

这样的援助有可能让对方初步发展起来，也可能毫无效果，毕竟发展中国家能够励精图治的还是少。即使对方有了一定的发展，还有下一个问题，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在不能通过抢掠完成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出口从来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最重要的手段。换句话说，扶持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钱，而且还要直接面对着他们的竞争。当然这些国家的内需也会很快的发展起来，但是出口与内需的增长之间总有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我们将会面临一个稳定的，且逐渐增大的竞争。

竞争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竞争中打败了他们，那么扶持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放弃在产业链底端的竞争，那就必须产业升级。对于一个14亿的人口的大国来说，这谈何容易。恐怕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设想14亿人中有10亿人都能从事中高端产业。尤其是对于中西部的贫困人口来说，想要达到从事中高端职业前的教育门槛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国家要创造这么多高端就业岗位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中国不能保证存在庞大又相对稳定的低端产业，那么就业和社会稳定是不能得到保障的。

这点美国已经为我们做了示范了，作为世界上关押自己公民比例最高的国家，有人感叹：“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像美国一样将大量的本国公民置于监狱之中”。美国出现的这种现象与其去工业化密切相关，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说来说去，如何避免在国际战略上被围殴，我们还提不出很好的方法。中国在20-30年之后要在国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不能很好的进行一个设想。

由此也可见，中国还必须要经历一个历史时期才能获得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能力，一定不能盲目自大。如果我们已经具备了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能力，那么祖国统一、领土纠纷都应该迎刃而解对不对？

因此，在这个中间阶段，中国能不能度过伟大复兴前的困难和挑战，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提出可行的中国立场，这才是中国国际战略中真正重要的问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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