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我从南昌回到北京育英小学住校读书。周末或节假日，就和李讷一起回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五十年代初，每逢五一节、国庆节，天安门前都要举行阅兵或游行，学校放假，我就跟着许多中南海的家属小孩和工作人员，早早来到中南海新华门东侧的红墙后面。紧贴红墙有个小土丘，站在丘顶，离红墙顶也就一米左右高，恰好可以俯视红墙外的长安街。受阅部队和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后，走过南长街口，就出现在我眼皮底下。1952年我在育英小学四年级读书，五一节那天，学校放假，我很早就去红墙后面，占据了一个最好的位置，随着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双手紧紧扒住红墙顶上的琉璃瓦，生怕被人挤开。不久，有人推开我后面的人群，将一张藤椅放在我身后，我很奇怪，不知是啥意思，接着有一位叔叔从人群中挤过来，一声不响地坐在藤椅上，膝盖正顶着我的后腰。我回头看了一眼，虽不认识，但肯定是部队的大首长，因为他穿着黄色呢子的军装，还有警卫员站在身后。看到周围许多人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我察觉到自己的头正挡着他的视线，就使劲地向左手边挤，想给他让出个视线空当。“不要挤，不要挤，我看得到。”随着这位首长的话语，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过头来，正碰上一双慈祥的目光对着我微笑，我也不自然地回报了一个微笑，又扭过头去向左边挤。“不要挤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伸出一支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叫毛远新。”我侧过身来回答。“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问。“叫毛泽民。”我答。“毛泽民?”他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有些意外。他张大眼睛反复打量了我一下，二话没说，伸出双手，从背后一把把我抱起来，安放在他的腿上坐下。他双手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说:“我和你爸爸很熟，那可是个好人呐。”又低下头，脸颊贴在我头上，长叹一声:“唉……可惜啊。”
随后，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硬塞进我手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红的苹果。“我晓得，你是志愿军的总司令。”我说，“老师说，志愿军的司令员叫彭德怀，可厉害呢，在朝鲜把美国鬼子都打到三八线南边去了。我们少先队员都要给志愿军叔叔做一个慰问袋呢。”“那就谢谢你和同学们喽。”彭老总说，还抬起右手给我行了个军礼，虽然是坐在藤椅上。我问他:“你是志愿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我搞不明白，像他那么大的首长，怎么也挤在家属孩子和工作人员堆里，窝在墙头土堆上看游行。“嗯……”他略一停顿说：“天安门上有民主人士，我不去。”
“哦，你是害怕民主人士啊。”我压低嗓门，小声地认真地说，像是在谈论什么重大机密。“嗯?”他愣了一下，很快又微笑着连连点头:“唔，唔。”这天观看天安门前的游行，我一直坐在志愿军司令员的腿上。当天傍晚，主席全家一起吃饭。“今天我见到志愿军的司令了，”我得意地说，“他还给了我一个大苹果，是朝鲜的。我想不通，为什么他连美国鬼子都不怕，却害怕民主人士?”主席一听，笑出声来，说:“他哪里是害怕民主人士，他这次是秘密回国，不便于公开露面。”后来，周末下午从学校回家，在丰泽园后门外，我经常能碰见正在中海海边散步的彭老总。每次都是他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伸开双臂，快步向我走来，然后弯下腰，双手一夹就把我抱起来，用他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扎我的脸，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各种零食塞给我。
部队授军衔后，他虽然戴着有国徽图案的元帅领章，经常还是那样率性不修边幅。特别是冬天，他那身棉衣前襟和袖筒子上油光发亮，比我的棉衣还显脏。如果不细看领章，还以为是个伙夫班长呢。再后来，我长高了，上初中了，读高中了，他也抱不动我了。但我周末骑自行车回家，从中南海西门进来，还多次在中海海边碰上，他仍然是老远就喊着我的名字，伸开双臂，大步向我走来，每次他都要把我紧紧搂抱一阵，问长问短，然后把手伸进自己上衣或裤子口袋里，使劲地掏啊掏啊，掏出一把把夹杂着黑色颗粒粉末的花生、瓜子或者是糖块，不由分说，硬往我口袋里塞。我猜想，他衣服口袋恐怕经常塞得满满的，而且口袋里面肯定比我衣服口袋里还要脏。一九六〇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周末骑车回到中南海，在中海海边那条熟悉的路上，就再没有见过他散步的身影。
（来源：自“新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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