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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镇平、白艺娟:市场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点击:  作者:石镇平、白艺娟    来源:“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10-21 10: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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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石镇平、白艺娟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而市场社会主义却否定这两大理论基石,从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而市场社会主义却否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市场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最终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与市场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原则区别。


科学说明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对于揭露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划清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深化,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詹姆斯·扬克(James A. Yunker)等市场社会主义者相继把中国的改革实践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据。1

或许是受到这种论调的影响,部分非市场社会主义者,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或是从肯定的角度指出,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社会主义,[1]中国社会面貌的改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市场社会主义行之有效的佐证;[2]或是从否定的角度指出,中国要摆脱当前面临的困境就必须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局限,[3]甚至转变为市场自由主义;[4]或是从中立的角度具体分析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劣和潜在问题。[5]总的来说,他们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了。

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科学说明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对于揭露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划清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基础方面的根本区别

任何学说都不是凭空生成的,必然有其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是判定学说性质的重要依据。虽然市场社会主义也把“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它在理论基础方面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1、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

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许多天才的描绘,但是,他们的学说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性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更不能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直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上述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的。

(1)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而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6]351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容纳不了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
剩余价值学说告诉我们,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剥削方式,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不顾一切地扩大生产规模,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对抗性分配关系,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被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从而造成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并存的两极分化现象。
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彻底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2、市场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才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却普遍对这两大理论基石予以否定和重释,从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否定唯物史观

市场社会主义者大谈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却普遍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存在多种说法:“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7]90“使受制于平等的人类自由得以充分的实现,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8]87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平等、自由、共同体和效率;[9]252,253社会主义应寻求经济效率、公平、民主和团结的统一等。[9]297
其共性之处在于,把社会主义仅理解为一系列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否定了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区分不同社会性质的客观依据。
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施韦卡特和罗默分别把社会进步归结为人们会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同“来自物质和社会生活的可感知困难”作斗争;[10]12人们会“利用他们的理性去提高他们借以生产产品的技术的效率来缓和稀缺”。[11]126上述说法片面夸大了个人及个人的主观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上,市场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的想法,已经被历史证伪。除了短暂的叛乱时期,工人阶级一直无法‘超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而现在由于技术创新,工人作为社会阶层和政治角色的比重似乎在下降”。[9]59,60他们或是祈求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支持自己的方案;或是把制度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有着激进议程的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从而否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就导致他们的理论终究带有难以抹去的乌托邦色彩。

(2)否定剩余价值学说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只有承认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创造的,才能进一步揭露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秘密。而市场社会主义却否定劳动价值论,从而否定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市场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一是主张用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指出,“只有现代边际分析方法提供的技术使我们能满意地解决问题”。[12]二是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认同“竞争和需求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他认为:马克思纯粹依靠生产商品时耗费的无差别劳动来确定其价值的做法,在价值与需求、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3]38三是批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脱节。罗默指出,“劳动价值论声称,市场价格应与生产商品要求的劳动时间成比例,但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11]2
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市场社会主义以“重释”为名对剩余价值学说进行否定。诺夫提出的“成本与成果之间的差额……正是剩余价值的尺度”,[13]47抹煞了用于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生产剩余价值上的区别,掩盖了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罗默也曾提出一种根据财产关系对剥削的定义,即“与财产的不平等所有权相联系的结果的不平等”。[11]13用财产关系定义资本主义剥削,这就否定了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科学结论。
由于否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市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价值诉求,而不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去阐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仅仅是平等、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实现。
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其一,价值目标是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产物,不同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对于价值目标的理解是有所区别甚至截然相反的。[14]113其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一结论已经被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困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彰显出的比较优势所证实。

二、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方面的根本区别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有其内在质的规定性,这些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用以指称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未来社会”。现今通行的把“社会主义”置于“共产主义”之前的惯常用法,主要是受《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影响,但列宁只是改变提法而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15]

1、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科学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即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在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分别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以及阶级和国家消亡。[16]

(1)实行社会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关于社会所有制,他们曾有过多种表述,“公有”“财产公有”“财产共有”“社会个人所有”“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其内涵都是指全体劳动者联合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这样就实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统一,从而排除了任何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可能性。
如今,我们习惯把社会所有制称作“公有制”,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既不同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存的公有制模式,更区别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17]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2)没有商品货币关系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由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了社会所有制,人与人之间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因而商品生产和交换所赖以依存的两大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就不再采取商品形式,随着商品货币关系被消除,劳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将由社会根据全体成员的需要、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来安排。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4]300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产品经济”或者“计划经济”,这种完全排除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由于还不具备条件因而至今仍未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过,但不能由此否认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实行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而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和实行计划经济又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3)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决定了未来社会产品分配关系中剥削将不复存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社会总产品做必要扣除后,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按需分配”,即社会按照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合理分配劳动产品。
马克思曾把“按劳分配”比作“资产阶级权利”,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而是指由于人们的天赋、工作能力存在差异,每个家庭的人口和需要状况也存在差别,按劳分配原则却仅以“劳动”为尺度进行衡量和比较,因而这里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只是相较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而言,如果同资本主义以及过去的一切剥削制度相比,按劳分配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18]434-436

(4)阶级和国家消亡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这是因为,所谓阶级就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平等是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任何差别,阶级自然不复存在,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14]297
当然,阶级以及作为阶级伴生物的国家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是站在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谈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17]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6]676而无产阶级解放又与人类解放有着内在一致性,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他们立足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实行社会所有制、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缺乏这些基本条件,人类解放不过是一纸空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是科学的结论,决不是什么空想。

2、市场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否定

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构建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是批驳“资本主义无可替代论”的重要环节,但他们的构想普遍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主要表现在否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主张市场经济永恒论和反对按劳分配三个方面。

(1)否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保障,但从来没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中,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但仍然容许农业和小型工业企业保留私有制。兰格具体阐述了支持公有制的理由:公有制经济能够使收入分配达到最大社会福利,能够把私营企业未计入成本的项目,如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等计入经济会计,从而避免与私营企业有关的诸多社会浪费。[19]事实上,兰格所倡导的公有制是一种“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和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所有制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马克思的话语框架下,国家所有制仍然属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过渡时期的公有制”。分权模式一派则批评国家所有制只是一种间接的、较低级的胚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和剩余产品不是由收入的创造者支配,而是由分离出来的国家机构代表他们来支配。[20]65因此,虽然分权模式也主张变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即“因为没有人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以没有人——不论是社会政治共同体,还是劳动组织或者工人个人——在任何财产-法律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或控制、处置社会生产和劳动资料”。[21]191
然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社会所有制是仍然保留私有制并伴随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劳动分工的一国范围内的社会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不存在人与人对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彻底排除商品货币关系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所有制根本不是一回事。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尚且倡导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明确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
英国工党提出,国有化几乎始终牵涉到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问题,即“所有权”掌握在人民、工人阶级或其他大集体手中,而“控制权”则被管理层把控,这导致管理层缺乏动力来按照高效的或令工人满意的方式组织生产。[8]152,153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英国工党断言,国有化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8]2也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8]41
罗默更是公开申明:“公有制是否如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我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在垄断的情况下,这样做肯定是有害的”。[22]6在罗默看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当公有制对平等有所助益时则采纳它,反之可予以革除。
可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逐步淡化和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基础地位,把所有制形式的选择看作一个纯粹的手段问题。这与科学社会主义把所有制问题看作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把社会所有制看作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完全相悖。

(2)市场经济永恒论

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市场手段论”“市场中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市场经济永恒论”。2
诺夫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预测同社会主义现实进行比较,提出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共产主义是理想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低估了现代经济的复杂性,误以为生产关系和计划是“简单”而“明了”的。事实上,消除商品生产、为使用而非交换去生产就暗含着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而集中化必然带来计划官僚制度。[13]90这一观点被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23]
拉多斯拉夫·塞卢奇(Radoslav Seluchy)也从否定的角度提出,马克思“本来可以设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以消除不平等,同时保留平等和自由的一般基础,但是他却决定支持一个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4]21
而霍华德·谢尔曼(Howard J.Sherman)的论证视角略有不同,他从正面论述了市场经济在共产主义社会仍将占据重要地位。他这样说道:在“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奢侈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通过在市场上竞争进行确定——就像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那样”。[25]
市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认为无市场的共产主义愿景不可行,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由社会调节一般生产,但他们没有解释谁代表社会,以及如何以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完成生产调节。而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不依赖市场的情况下,有效建构现代经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无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愿景是适用的,它也只适用于小而简单的社会,计划经济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难以有效解决信息、激励、民主等问题。最后,马克思“废除市场的提议”是以物质资源丰裕的假设为前提的,但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情况,接受这一假设似乎是天真的,如果考虑到进一步工业化的生态限制,这一假设是不负责任的。[9]124-129
其实,这些理由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完全排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计划经济,它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与商品经济并存的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同的,不能以计划经济实践所出现的弊病来否定马克思。
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社会所有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结论是推不翻的。
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永恒化、凝固化,认为它将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共存共荣”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3)反对按劳分配原则

市场社会主义以兼顾效率和公平为目标探索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公开反对按劳分配,如彼得·阿贝尔(Peter Abell)认为“源于马克思并支配着历代社会主义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两项原则均没有考虑自由,第二项原则没有论及如何建立激励机制以保障效率和分配正义彼此相容,第一项原则所假设的特殊激励结构则缺乏现实基础;[8]88而米德提出的“劳资合伙制”可以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8]104
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劳动是收入的唯一源泉”,[24]179但他们所说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所说的适用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有着根本区别。在按劳分配的主体上,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而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不仅与自身劳动强度和劳动熟练程度有关,还与所在企业的绩效挂钩。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是按劳分配的主体,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按劳分配是根本不同的。在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上,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要通过迂回曲折的价值形式间接完成;而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则是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劳动的计量无需价值插手其间,分配的实现也不需要借助市场交换。
从市场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演进来看,苏东剧变以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已经较少关注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分配,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并提出了公共所有局根据个人劳动分配企业利润、成年公民凭政府发放的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获得企业利润、由自治企业的工人通过民主方式分配企业利润等方案。但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普遍仅围绕具体的分配政策大做文章,没有认识到分配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他们在追求公平分配的同时,淡化和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基础地位,这就决定了这些方案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劳资矛盾,使财富不至于过分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及其他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说的社会所有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向着共产主义崇高目标所进行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货币关系和多种分配方式,与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实行社会所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和国家,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二者属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三、市场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还在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回答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具有理论、制度和运动三种实现形态的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

1、科学社会主义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是卓越的思想家,但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为改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饱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命运,他们共同创立革命理论、缔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共产党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南、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必经之路等基本观点,从而指明了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1)共产党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18]228
而共产党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别在于:“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6]44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承担起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核心的责任。

(2)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指南

工人阶级无法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只有通过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革命理论,他们才能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理解自身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最终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由自发斗争进入自觉斗争阶段。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注定会误入歧途。
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11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26]599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首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思想旗帜与行动指南。

(3)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暴力革命的作用,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6]66“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27]
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偏爱”暴力,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奴役、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暴力机关,当反抗斗争威胁到其统治地位时,资产阶级必然会动用暴力机器予以残酷镇压,而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暴力以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当阶级矛盾激化并发展为外部对抗时,资产阶级为了昔日天堂必将展开殊死搏斗,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获得彻底解放。[28]
对此,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9]194
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放弃以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但他们一贯反对全然寄希望于和平过渡道路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4)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必经之路

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势空前尖锐的时期”,[29]207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进而逐步推进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政治保障。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规定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6]166
也就是说,在“四个达到”完成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思想分歧的中心问题,“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9]206

2、市场社会主义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

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以高效可行作为模式王牌的市场社会主义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集中表现在:主张多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过分夸大普选权的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

(1)主张多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尽管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在现存的共产党统治环境中进行内部改革”,[21]101但从总体上看,市场社会主义普遍主张多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为什么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社会主义指出:就理论方面来说,共产党的创建者及其成员认为“自己是工人利益唯一代表者的基本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30]325共产党所认识到和承认的利益是否确实是人民的利益,“人们却根本不能确定”,“因为人民既不能宣告他们的利益,也不能为争取这些利益而组织起来,还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30]329而这种“毫无理论根据”的提法“使共产党蜕变为一种偏执的、独断专行的组织,肆无忌惮地追求一种只允许它自己作为政党而存在的社会”。[30]325就实践维度而言,“要使公众有权利就需要政治竞争,然而全世界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过去都彻底地把竞争压制下去”,[22]39这“严重阻碍”了民主的进程。“只要一个政党垄断着国家政权和企业权力,那么南斯拉夫、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注定会以失败收场。”[7]9基于这种认识,市场社会主义提出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实行多党制”。[13]289
但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政治上的表现,到目前尚未出现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普选制上台执政的情况,这说明多党制不过是资产阶级“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18]110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多党制,实质上就是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合法存在并掌握政权,他们一旦掌权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的复辟。

(2)主张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市场社会主义不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成分,但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兰格所承认的,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显然要密切得多。在兰格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越性在于从整体上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但它对于垄断价格、货币和信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最佳分配等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很容易解决这些问题。[31]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主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福利经济学、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等。[32]
然而,在当前两制并存且资强社弱的世界格局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这势必造成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从而造成思想与行动的混乱局面。

(3)过分夸大普选权的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主义把暴力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市场社会主义却宣扬放弃暴力革命。施韦卡特旗帜鲜明地宣扬:“暴力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民主运动,它将改变我们经济的基本结构”。[10]206阿伦·恩格勒(Allan Engler)进一步阐述了反对暴力革命的理由:其一,暴力革命收效甚微。时至今日,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局面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其二,暴力革命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本质上相抵触。暴力革命致使本该用于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被拨配到武装部队,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生存手段受损、贸易关系中断、社会和政治权利丧失。其三,武装夺权的胜利难以催生宽容、多元、人权和民主。[33]92,93基于此,恩格勒强调:“当工人阶级渴望一个平等、民主与合作的世界时,他们将诉诸工作场所组织、社区动员以及民主政治行动,而不是要求或盼望武装起义或革命专政。”[33]82至于如何通过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提出了两个步骤,即市场社会主义政党通过普选上台执政,并运用已掌握的权力变革生产领域内诸关系。[8]198
就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步入低潮、缺乏革命形势的历史条件而言,如果这是一种战略退却的斗争策略,那它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彻底放弃暴力革命,必将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最终葬送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4)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仅强调国家在社会管理和经济调控方面的作用,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奥塔·锡克(Ota Sik)看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至今还是很抽象的,马克思和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阐述也是有矛盾的”。[30]313这种“矛盾性”集中表现在:马克思认为国家在生产资料普遍化、阶级社会被铲除后将很快消亡,列宁却主张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存在国家。[30]316但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适用于过渡时期,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列宁所谓“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29]266主要是指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国家消亡后,由于民主还不完全,原先由国家行使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仍将继续保留下来,但这已经不是严格理论范畴的国家了。[34]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则把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污蔑为“极权专政”“极权专政的极端形式”“政治专制”等,[20]98[35]从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同“人民民主”完全对立起来。
但其实,国家在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阶级的“专政”。不同于以往一切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内在统一,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和道路等方面,市场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市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也就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市场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就成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绊脚石。
由于在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运动等各方面全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质上却在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冒牌社会主义。
从这一点看,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二者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的隐身衣。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把苏联引向了不归路,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名称上看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两个概念的组合,但是,二者却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根本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容易跌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陷阱,模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在实践中容易把社会主义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因此,充分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充分揭露市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实质,对于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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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初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兰格模式为诞生标志,以超越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为己任,倡导运用市场机制去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参见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63.)。市场社会主义者约翰·罗默在《社会主义的未来》,戴维·施韦卡特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十大论题》《反对资本主义》,詹姆斯·扬克在《中国是市场社会主义吗?——西方理论与东方实践比较》中,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

2、也有少数市场社会主义者是持“市场经济历史论”的。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价值规律的社会性机能会缩小、最终消亡,不能像自然科学规律那样使用。”“我认为本来社会主义是应排除商品生产的,即使目前应利用它也应尽量限定其范围。”(参见伊藤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M].尚晶晶,张京萍,宋颖,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4-6.)

 

(来源:“科社共运动态+”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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