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李连成——当代中国农民阶级本性的典型表现

最近闭幕的“两会”有两个代表人物非常受关注。一个是大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郭凤莲。另一个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关于李连成自1991年带领西辛庄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先进事迹媒体上报道非常之多，笔者这里不再赘述了。笔者这里思考的是为什么李连成能够带领农民通过集体化道路致富？根本原因是什么？

 

笔者在阅读有关报道中，这样描述李连成，他“在30多年前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理念——‘干部要带头吃亏’”。这就是他的“甘于奉献，勇于吃亏”精神，也就是根本原因。

 

 

“干部要带头吃亏”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上世纪90年代初，李连成将自己年收入3万元的蔬菜大棚无偿转让给了村里最贫困的三户人家，这在当时堪称“壮举”，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总和。……。

 

由李连成的这种精神，笔者马上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最近笔者在网络上给红色网友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强调人的本质、人性的三层含义：一是人是劳动实践的人；二是人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等多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主要表现为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人，也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共产党宣言》讲的“两个绝大多数”和“两个少数”的对立（“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实际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资产阶级阶级性的根本对立。列宁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面临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不同于工人阶级，那么如何认识农民的阶级本性呢？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讲道：“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列宁还说：“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同时列宁也承认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也有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少数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4000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

 

列宁这种对农民的阶级属性的分析完全适用于翻身解放了的新中国，也适用于当代中国。毛主席完全承认中国的农民身上也存在极其严重的小资产阶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毛主席始终认为，这不是中国农民的本质属性、阶级属性，而是枝节、实例。中国农民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他们对旧中国、对地主和资本家“也养成一种敌视和仇恨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同志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反压迫斗争的亲兄弟。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积极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也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先锋战士。这是中国农民的本质、主流，最闪光的因素，也是中国农民的阶级本性的真正表现。

 

毛主席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发现和弘扬农民身上的闪光点和其阶级本性。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的“穷棒子”精神。这个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毛主席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1958年，毛主席又高度赞扬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即河南省封丘县崔希彦领导的应举合作社，他为此专门写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高度赞扬“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0年代，毛主席又树立了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山西省昔阳县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农民阶级本性的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着农村私有化的波涛汹涌的浪潮，华西村吴仁宝、周家庄雷金河、刘庄史来贺、南街村王宏斌以及全国近2000个大队的党的基层领导敢于反潮流，坚持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走上共同富裕。今年“两会”又突出报道了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同志的先进事迹及其“甘于奉献，勇于吃亏”精神。这不与王宏斌同志的“傻子”“二百五”精神异曲同工吗？不就是《宣言》中“两个绝大多数”和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具体化、形象化吗？他们不是纯粹的个人，而是翻身解放了的中国当代农民阶级的阶级本性。浩然同志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正是对农民这种阶级本性的最形象、最具体、最深刻、最典型的描绘、讴歌和发扬光大。

 

但毛主席如同列宁一样，也正视和承认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自发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对干部队伍的侵害和腐蚀作用。他多次指出，这种小生产方式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反复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积极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不能不正视和承认的客观事实是，毛主席去世之后，出现了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放弃“政治挂帅”思想的倾向，任凭和纵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包括农民身上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泛滥，且把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视为所谓“人性”而为之创造条件、大开绿灯。某些学者在公开媒体上大批特批列宁和毛主席关于“小生产方式自产资本主义倾向”的科学论断。他们树立的所谓“敢为人先”的改革典型，实则是打着“人本性自私”思想旗帜，是重蹈几千年封建社会农民私有化的老路，是少数农民私有观念的极度膨胀。他们人人怕吃亏，干部更怕吃亏，实际是他们人人想占便宜。这与李连成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十八个手印之一的严某某在2008年人民网访谈节目中，就公开承认他们分田到户的动机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多年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的沈浩同志在日记中就谈到，小岗村的深层次根源就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思想。这种思想绝对不是翻身解放的中国广大农民的本质、本性，而是落后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自身存在的极其严重的自私自利观念。他们分田到户之前之所以贫穷、讨饭，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而是他们作为私有者的“人人怕吃亏、人人想占便宜”导致的懒惰、懒散作风。说明当地党组织把农民身上的这种私有观念也看作本质、本性、人性，完全放弃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也说明树立这种典型的领导自己就是信奉“人性自私论”，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是有意无意地要把新中国的农民引入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这种小生产者自私观念在改革开放中的膨胀，不仅表现在分田到户的改革方向，也在农民中直接间接涌现出极其之多的依靠不正当手段的暴富者，那个吃人肉、喝人血的许家印就是农民身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的典型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最终标准。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以迁就、助长、纵容农民身上的所谓“人性”即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发家致富的道路，已经给中国农民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损失，证明了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死亡之路。只有以陈永贵、雷金河、吴仁宝、王宏斌、史来贺、郭凤莲、李连成为代表的农民的阶级本性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最广大农民和人民的真正的金光大道。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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