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凤：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内在矛盾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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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晓凤：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内在矛盾
2025-02-25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加速了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推动了生产力变革，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域性数字和跨国性资本相互“联姻”，搭建起撬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杠杆。资本主义在控制数字技术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化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孕育了否定自身的客观条件和主体力量。要解决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必须彻底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衍生关系，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真正回归数字技术的工具本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颠覆性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资本主义依靠传统的“咒语”操纵着数字技术“幽灵”，推动自身进入更高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时代挑战和时代问题。那么，数字技术是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新武器，还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手段呢？本文立足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试图探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新变化及其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出路，深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征的认识。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并深度融合，不仅重塑了资本形态，还改变了生产过程，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深刻变革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生产方式变革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尺度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生产方式作为首要考察对象。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展现出他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重要关注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是一个经常出现且高度抽象的范畴，仅在《资本论》中就出现过568次。马克思并未直接界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指出了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此处，马克思将“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和理论设想。
生产方式是“作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组织形式，既是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形式，同时也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载体和实现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描述了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产方式动态变迁的基础，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进。只有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和思路，以整体的、辩证的、系统的观点把握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方向。
（二）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资本逐利的需要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动力，“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在资本逻辑下，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资本投入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以此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这表明即使是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公司，也需要在竞争中展开技术与市场占有率的比拼。如Open AI自2022年11月发布Chat GPT3.5后，于2023年3月升级至4.0版；谷歌于2023年2月推出聊天机器人Bard，并于2024年2月将其升级为Gemini。
数字技术通过对生产力全要素系统的渗透，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在更高水平上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于劳动者而言，大量体力劳动逐渐被智能设备和技术所替代，甚至部分脑力劳动也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为延长自由时间和增强劳动的自主性提供了可能。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手段和途径，促进了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也对劳动者的知识储备、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劳动资料而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智能化，以及新的劳动资料的产生，呈现出真实与虚拟交织的特征。如传统车间通过智能化改造可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精准调控，还能够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用于训练智能生产资料，促进自身升级迭代。在此过程中，新的劳动资料孕育而生，既包括智能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线、工业母机等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硬件设备，还包括算法、大数据、云服务等非物质的数字技术和智能系统。对于劳动对象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一步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值得重视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的支持，数据已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广泛渗透在各个行业中并由智能算法实现回嵌应用。
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联姻”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主导着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并发展出数字资本的新形态。掌握海量数据的数字平台借助大算法存储、传输、处理和应用数据，重塑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增强数字产业的聚集化和资本化，从而形成了垄断性数字寡头，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控制力。如Open AI在创立之初，是一家开源和非营利性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以“创建和发展造福全人类的安全通用人工智能”为使命，吸引了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加入，并取得了原创性和前沿性技术突破。但是，当大模型需要进一步提高算力以支撑研发训练时，Open AI不得不向资本逻辑妥协，接受微软的巨额资金入股并转为封闭性和营利性的企业，并将利润目标设置为其投资额的100倍。数字技术成为引领数字时代发展的驱动力量，也成为资本触角延伸的载体与获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三）生产力革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
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生产力革命，也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技术性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不同经济主体相对地位的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等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加剧了技术性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相较于一般性的生产资料，数据、数字设施、数据中心等技术性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核心企业往往掌握大量的技术性生产资料所有权，吸引着大量的边缘企业或个体生产者，并使之依附于其外围。这种对核心企业的依附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技术创新核心企业与边缘制造业工厂通过分工形成一种新型组织模式。如苹果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保留了关键性的技术研发和管理部门，而将生产制造转移给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商。二是平台企业直接组织个人或者小微生产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成为新的生产组织中心。如Uber并不制造汽车，而是依靠获取、处理和应用供需数据来吸引大量零散车主利用自身的一般性生产资料（即车辆），加入平台的经营活动。数字平台占有数据资源，而参与创造数据的消费者却无法获益，外围劳动者更是只能依靠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在平台算法的指挥下从事劳动。三是将以上两种组织模式融合，最大限度地占有技术性生产资料，高度垄断技术成果。有研究指出，苹果公司将自家智能设备与自研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捆绑出售，利用技术优势和生态平台优势，通过向非苹果应用供应商征收30%的“苹果税”、禁止访问部分用户数据信息等手段，强化其垄断地位。
第二，不同经济主体的相对地位呈现出深刻变化。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增强了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资本家为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灵活和便利优势，建立并推广弹性雇佣制。在这种弹性雇佣制下工作的工人看似可以相对自由灵活地选择工作，实则满足了资本家“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在弹性雇佣制度下，劳动与资本之间建立了相对松散、灵活的契约。资本家更易于筛选出满足其岗位需求的劳动者，淘汰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而劳动者则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失业风险大大增加。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世界约20亿工人属于临时或短期雇佣关系，约占全球总就业人口的60%。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资本更容易也更便捷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加剧了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许多劳动者难以获得长期工作机会，且失业后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间隔可能长达数月以上。这种长时间、高频率的失业现象，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后备军，使得资本家在工资议价与获得剩余价值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第三，数字化生产引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资本家垄断技术性生产资料，并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对劳动者的监控和剥削，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哈佛大学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教授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劳动进一步自动化和智能化，降低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据统计，自1995年至2021年，全球前1%的资产者约占有全球财富增量的38%，而后50%的劳动者仅占有2%。2021年，全球前10%的资产者占有全球总财富的比例为76%，而后50%的劳动者仅占有2%。此外，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工作内容均被改变，进一步扩大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加剧了阶层分化。如在2016年，美国高度数字化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72896美元，中度数字化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48274美元，而低度数字化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30393美元。高度数字化技术工人被数字化代替的风险仅为30%，而低度数字化技术工人被数字技术代替的风险高达60%以上。2019年，谷歌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年薪达到2.81亿美元（约合19.9亿元人民币），其薪资是谷歌公司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85倍。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很多新变化和新特征，但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
第一，全社会共同生成、使用数据资源的需求与数字寡头垄断、控制数据资源的欲求之间的矛盾。“数据也不天然就是资源，更不会天然就能成为资本。”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用户能够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在交流交往活动中产生了大量数据，促进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这种活动并非“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不属于劳动创造的具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平台资本家采集、处理和运用由用户在数字空间生成的公共资源，并将其“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反复优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断攫取更多利润。与传统生产资料相比，数据资源的占有过程更为隐蔽，成本更低，能够更快地实现垄断。平台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最终导致数字产业的资本化和集中化，产生了垄断性的数字寡头。数字寡头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数据资源，拓展产业链与数字生态系统，谋求与金融资本和政治权力的联合，以获取更多超额剩余价值。在此意义上，数据已经衍生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实现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的空前控制和支配，必然加剧数据资源的垄断程度。
与传统的石油、土地、机床等生产资料不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具有共享性、增益性、可复制性等特点，不仅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损耗，反而需要在交流和使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增殖。全社会共同生成、占有和使用数据，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在资本逻辑下，数据并非完全自由地流动，而是被数字平台资本家占有并垄断，容易出现数据孤岛、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甚至引发“数据壁垒”，阻碍了对于数据信息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深度开发与挖掘，限制了分工协作与劳动社会化的纵深发展，桎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打破数据资源的私人垄断，实现资本的有序化发展，推动社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和高效利用，不断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潜力。
第二，数字社会中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与私人资本通过强化技术垄断控制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数字时代，基于技术背书的数字信任机制，分散的劳动者能够通过网络协作实现集中劳动，将社会化深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环节，推动了生产的普遍社会化。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智能手机、电子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为数字技术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奠定了基础。分散在各地的劳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从事生产活动，从而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最广泛的全球交往、生产与消费。弹性工作方式、数字平台对用户的依赖性、数据的非排他性、数字商品的非物质性等都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趋势。
然而，在资本的裹挟下，算法不断强化资本对于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在数字技术条件下，数据间的交互代替了经济主体间的互动，算法将现实生产过程以数据形式同步于数字空间。资本借助算法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展开全景式监控，提升了生产各个环节的配置效率，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控制。事实上，算法作为前沿性技术，其研发和创新需要联合全球研发者共同推进，其应用和推广也需要在开源项目中实现。只有在一种良性竞争环境中，才能不断促进技术升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少数拥有数据资源和技术优势的资本家破坏行业正常的竞争规则，加速生产集中，实施垄断行为，使得技术创新趋于停滞。借助数据的开放性强和渗透性广的特点，垄断资本能够快速且大规模地占据某一领域的网络中心节点，获得该领域的指挥权和支配权，从而直接控制该领域的分工协作。掌握大量资本的少数金融机构为谋求巨额垄断利润，通过投资决策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阻碍社会技术革新进程，控制科学技术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垄断资本为了保障自身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垄断，通过滥用知识产权、采用排他性技术标准等手段，干扰和阻碍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延缓技术革命。当前，数字技术垄断往往超越一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垄断利润。如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通过发动“科技战”等手段，限制技术的国际传播，阻挠后发国家发展先进技术。
第三，数字技术促进人的解放的本质与资本增殖的目的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了产品的社会化水平，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和新机遇。数字技术催生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让生产率足够高、价格足够低，最后导致零边际成本模式的出现”，有助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和获取的成本，促进了数据信息平等地在各类群体之间的传播，突破了时空、地位、身份等限制，有助于克服信息壁垒、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进一步缩小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大量高危、繁琐、重复、机械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被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机械设备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为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提供了可能，为劳动者自由自主地选择工作创造了条件。但事实上，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没有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的剥削。一方面，数字技术突破了劳动的时空限制，导致劳动者在非工作场所和非工作时间均可能被卷入工作事务，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反而大大延长。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在2019年，全球约有1/3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部分劳动者甚至接近60小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大大增加。微软2022年管理者工作趋势指数调查显示，85%的雇主难以相信工人能够高效工作，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凯伦·利维（Karen Levy）据此指出，管理者们更倾向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监控工人的按键活动、注意力和工作效率。在亚马逊仓库中，传感器和计算机能够精确到秒地记录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如果达不到设定的生产效率，就会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数字监控大大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与压力，也造成了基于种族、性别、年龄、身体素质等因素的新歧视，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三、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变革路径
数字技术与社会生产的有机融合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产生了否定旧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和时代要求。但是，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必须“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
（一）发展目标：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
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并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提出了“数字社会主义”的概念，审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替代方案，强调数字空间中“分享、合作、协作、开放、免费定价和透明的力量”滋养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要想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变为社会现实，就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变革，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由于数据是数字时代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因此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首要问题是数据所有权问题，包括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以及劳动者如何与数据相结合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人民逻辑替代资本逻辑，将数字化生产资料用于公共使用、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所指出的，要“用公有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把数字劳动转化成为数字工作”。在数字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依托更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恢复数字技术解放人的劳动的本质，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数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二）依靠主体：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相反，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开展跨界经营和全球扩张，重塑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悄然形成了数字帝国，更为快速和便捷地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殖民和数字资本积累。全球工人阶级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与日渐均质化的社会地位，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更加尖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在数字技术冲击之下，大部分普通工人沦为产业后备军，忍受着实际工资的降低与福利的削减。2023年，美国有超过4700万人依然面临饥饿问题，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存。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未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地位。依托于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就业的新型劳动者或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或者尽管占有部分生产资料，但并不占有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产、智能机器等关键性生产资料，无法独立进行生产创作，只能依附于资本家。数字时代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推动了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觉醒。西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逐步提升，各种形式的罢工、抗议、示威层出不穷，“各类民众抗议运动从规模、频次到激烈程度上都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因此，在数字时代，工人阶级不仅依然是新生产力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也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三）领导力量：坚持并加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
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政府不仅将数字技术用于监控工人的劳动过程，还全方位地编织了严密的监控和管理网络。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指出，在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合谋下，全球资产阶级的核心集团成员几乎同时占据着多个领域的关键职位，跨国公司高管往往在国家智库、慈善机构、各类研究机构、高校、基金会等机构中担任董事或主席。但是，也应当看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众的反叛情绪，也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空间为民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新途径，使得他们可以快速传播原先难以表达的反叛情绪。原先原子化分散的个体也可以因共同的志趣、观点、情感等在网络数字空间中自发组织，突破了科层制权力结构和时空限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反抗，单纯依靠民众在数字空间中的自发积聚是不够的。列宁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要凝聚工人阶级力量，培育阶级意识，“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从而将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因此，在数字时代依然要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科学的理论、系统的斗争策略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来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力量，领导工人阶级积极探索运用数字技术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途径。正如美国学者乔迪·迪恩（Jodi Dean）所指出的，“集体的力量并不仅仅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而应当团结起来……需要政党领导集体建设以及带领集体实现目标和诉求”，缺乏政党领导的社会运动不过是一种代表多少人参与运动的景观现象而已。目前，已经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于工人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并提出前瞻性的思考。如爱尔兰工人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关与各类垄断企业之间大量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交流，对于寻求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革命力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该党提出“掌握技术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当下进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斗争的关键。
（四）推进战略：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收入差距增大、就业场所分散化、雇佣关系不稳定性增强等因素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但是，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实现国际联合将有效提升集体谈判能力，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近年来，各国工人阶级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拓展国际联合和合作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推动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发动和联合各类社会群体参与工人罢工或反资本主义的抗议运动。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以及2024年美国东部码头工人大罢工等社会运动已表明，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发动社会变革和反抗运动的新型阵地。这些运动从互联网发端，并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和组织，得以迅速传播并扩展到多个国家，引发全球响应。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全球性组织，积极争取自身权益，改善自身处境。2006年，荷兰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推动并发起“好电子网络”运动，吸引了世界各国100多个组织加入，旨在保障信息通信产业工人的基本权益，抵制全球信息通信公司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加强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工人的联合。此后，该运动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信息通信产业，辐射到整个数字经济产业，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维护权益的有益尝试。
结 语
由数字技术所引领的生产力革命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也不断提出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时代要求。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和新样态并没有改变资本裹挟技术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也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过时，反而证明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全世界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不断推进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共享和普惠属性，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走向摆脱资本奴役和人类解放的新世界。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大数据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变化及运动研究”（23FYB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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