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中国股份制改革决策科学性分析及未来走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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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中国股份制改革决策科学性分析及未来走向
2025-02-25
【摘要】“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十八大以来，国家已经在进行诸多重大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力度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就连美国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革。以自动化生产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力将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种冲击必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究竟怎样认识股份公司制度，未来是否以及如何对股份公司进行改革。在中国经济科技不断发展，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人的政治素养是极为关键的。说到底，政治素养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股份公司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如何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也就是要回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轨道上来。现在，已经有许多文献赞成中国这样做了。
一、引 言
当前，中国正在重回世界中心。2024年底，中国发布了第六代战机等新式武器，2025年春节，中国人热议DeepSeek、Tiktok和小红书。中美科技战几乎胜负已分。文化和文明的天平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中国倾斜。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特朗普新任国务卿——认为，美国多位总统犯了大错。他说，“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却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国内大问题必然牵扯美国巨大精力，使它难以外顾。世界诸多国家也会牵制美国。
当此之时，我们其实也面临一些改革积累下的问题。中国改革本来说的是对运行体制进行的改革，然而，这种改革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已经大大下降了。过去一些年来，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一些历史逐渐被当事人爆料出来，一些当事人在进行反思。这给我们深入思考股份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如何进行改革提供了一种契机。
二、1978年之后的二三十年，中国做好了搞股份公司的准备了吗？
对此，我们先给出答案：没有。因为中国股份制改革是少数人强推的结果，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类似的问题，1978年之后的二三十年，中国做好了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了吗？答案同样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做好了准备，我们国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党的代表大会及重要文件所推出的一些重要的改革政策，实际上也缺乏现实的稳固支撑。
什么问题证明中国没有做好接受股份公司的准备呢？中国国有股份公司和民营股份公司暴露出来的巨大问题可以证明，只有少数民营股份公司为国家承担了使命可以证明，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可以证明，中央提出共同富裕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可以证明，股份公司本身的异质性可以证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导致中国就业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可以证明。它们不仅可以证明中国没有做好接受股份公司的准备，而且可以证明，那些当年主张搞股份制改革的人实际上既不懂中国真正的国情，也不懂什么叫股份制。
今天，中国有许多股权设计专家。这些专家强调了股权设计的重要性，强调了股权设计中的陷阱。中国一些“企业家”设计将公司的控制权放在海外，设计用极少的资金控制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市值的股份公司。现在连资本对股权的重视都下降了，资本已从重视股权转向重视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而控制权就是公司政治。公司政治就分为好的政治、坏的政治。比如，任正非搞股权分散、职工持股、不进资本市场、不上市就是好的政治。而其它的以小博大、圈地圈钱、搞阴谋诡计、举债扩张、收割他人（包括高净值客户）的公司政治就是坏的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的高频词汇。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也进入中国，也通过一些人的使用似乎成为中国的高频词汇。然而，何谓企业家？是否实现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人就是企业家？很显然，在当前世界的实践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企业家类型。任正非和马云就是非常不同的企业家。华为坚持不上市，不接入资本，而马云为阿里巴巴上市，压上了巨额的赌注；华为是高科技企业，而阿里巴巴以消费互联网为基础；华为是生产性企业，而阿里巴巴只是在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赚钱的企业；华为股权高度分散，大量员工持股，没有国外资本股权，而阿里巴巴股权高度集中，并且国外资本是大股东，只是控制权被阿里巴巴的合伙制契约关系所限制；华为没有创办什么大学，马云创办了湖畔大学。即便在美国，特朗普提出的“再工业化”，也显示出企业家都有一个爱国与否的问题。这就说明，单纯强调以企业家治理来取代股东治理的革命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的股份公司从以股东为中心转向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股份公司改革方案，是有巨大理论漏洞的。因为这个改革方案没有关注什么是好的政治，没有注意到政治挂帅的问题。
政治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不是说要搞无情的阶级斗争，不是说要按家庭出身搞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阶级斗争没有那么简单。阶级斗争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仅要深懂理论，而且要深懂历史，深懂文化，深入了解现实。能够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人是很少的，而做不到这一点，要么导致阶级斗争取消论，要么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当我们党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容易导致斗争的扩大化；当我们党不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容易导致斗争的取消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的李泽厚，1995年与刘再复携手出版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爱人可以告别，革命怎么能够告别呢？你说告别，就告别得了吗？完全是唯心主义美学家、文学家的呓语！《告别革命》的出版只能说明李泽厚、刘再复们对社会根本没有最起码的理解，对革命没有最起码的理解，从而也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度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发源地在中国的学术界。他们的《告别革命》本身就说明，革命仍需存在，革命应该革到一些知识分子头上。
中国要不要搞股份制改革，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一些股份制改革，就有一些专家鼓吹股份制改革。但值得指出的是，世界银行1984年就建议中国从产权入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是美国人的货币大棒和意识形态工具。于是，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就与美国人在中国改革方案上合流了。这种情况是否似曾相识呢？1950年代末，中国社会上也有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得到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支持，而毛泽东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顶住。他还批评其他领导人：为什么不顶住？大跃进是有问题，但单干能解决农民命运问题吗？中国农民不是已经单干了几千年了吗？连邓小平都承认，家庭生产解决不了农民命运问题。股份制改革能够解决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吗？世界银行真是好心让中国工人阶级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还是世界银行的专家犯了混，真给中国出了一个好主意吗？
被称为“改革先锋”的厉以宁，在六七年前的一篇文章回忆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起步。他说，他“当时的改革设想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的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做了说明”。他“一开始就说：‘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厉以宁并没有说他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他只是提出了中国要搞“所有制改革”，而国外的报纸就立即将他的观点引申到了股份制。国外报纸是否得到了世界银行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建议中国国企从产权入手、搞股份制改革的信息呢？我认为，完全可能。国外报纸的这个消息很可能不过是移花接木，借厉以宁之嘴，将世界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再次表达出来，扩大股份制改革的思路在中国的影响力，诱导中国进行股份制改革。我很怀疑，这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手法在经济上的一种应用，而且，它成功了。——中国确实以国家意志来推行股份制改革了。这个改革搞了20年左右。
另一位参与了股份制改革的人，叫金立佐，于1983年11月由北大经济系调到体改委理论组工作。2022年，他也回顾了中国股份制改造思路的形成。有一个微博以《激情燃烧的岁月——关于股份制改造思路形成的若干回顾》为题予以发布，该文称，“我自称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思想理论的主要贡献：新权威、股份化、加减法、公天下。”——这里的“我”似乎是金立佐的同学。这位同学“公天下”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然而，这位同学似乎没有考虑到“股份化”与“公天下”的矛盾。而金立佐的文章显示，他们搞股份制改革研究的大背景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跟后来的公司制和股份制试点以及推行或有逻辑关联的，是《决定》的第六和第八部分。”该文认为，《决定》的第六和第八部分分别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颁布之后，为配合解读和宣传工作，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2月迅速出版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论集，其中有我两篇文章‘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能够富中国’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开发民间活力’”。 “文章提出：不同经济形式之间进行联营合营的“联合经济形式”，是现行经济形式之一，其特点是同一个经济组织内部有两种以上经济成分。”“有理由相信，这种新型的联合经济形式可能成为未来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文章称，（198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经常是一聊就思想火花四溅。”可是，他们连当时已是中国经济学顶刊的《经济研究》1984年12月所发表的严斯茂的论文《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初探》都“并不晓得”。我认为，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倒不是上面改革的回顾，而是他在今天明确承认，“回头检视，少年不识道，爱上层楼。当年知识浅薄，改造世界热情万丈。由于天时地利，股份制改革探讨一时捷足先登，尽管尚算看到了国家经济职能双重性这个行政主导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但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源流、性质特征与制度架构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对不同国族文明建构的异同，不知根底，更是无明于历史惯性尤其是习性业力。”金立佐说他1986年10月“受体改委委派赴牛津大学参加联合国开发署资助的中国经济学家培训计划，1988年短期回国后获特批读博，专研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设计”，网上再搜索，他是英国中国经济学会首任会长，自2015年5月起获委任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金立佐的这种承认应该是肺腑之言。这种肺腑之言还说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为（股份制）改革提出了许多理论，而实际上，这些理论都是似是而非的。这也就表明，中国一些改革，甚至是重大改革确实是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如果金立佐“对现代公司制度的源流、性质特征与制度架构并不真正了解”，那么，80年代的厉以宁是否真正了解“现代公司制度的源流、性质特征与制度架构”呢？我很怀疑！如果中国改革的风云人物都对自己所推崇的改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改革是否会脱离中国的国情呢？难道只要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国情这一句话，因而中国就必须采用股份公司这种制度了吗？我看，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之后的许多改革者也不会同意这种逻辑。而金立佐的这种承认，是否也是隐含地承认股份制改革并不是中国必须采取的改革呢？他所说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习性业力”无疑是指中国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是指初级阶段，那又是指什么呢？他这么说的意思似乎是，由于“历史惯性尤其是习性业力”，股份制改革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为什么没有接下去说，欲言又止呢？又是什么情况使得他今天敢于点出“历史惯性尤其是习性业力”呢？点出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否是指出中国需要对改革进行改革呢？
三、股份公司对西方而言是好制度吗？
中国一些人鼓吹股份制改革时，所没有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股份公司对西方而言是好制度吗？我认为，无论他们怎样论证，他们推出股份制改革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西方在用，并且中国也已有应用。这样，从哲学上看，他们就是“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家了。——对他们而言，西方的存在就是合理，中国的存在也证明它合理（因而可以移植）。他们根本不了解，对于西方的合理的制度对于中国并不一定合理。世界银行向中国建议搞股份制，显然是因为西方在用。西方人很知道股份公司有什么猫腻、有什么病毒，就如同他们知道市场经济和WTO有什么猫腻、有什么病毒一样。克林顿已经承认，美国愿意让中国加入WTO，就是为了和平演变中国。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有着不少评论。他的一个肯定性评论是，“假如必需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股份公司通过集中转瞬之间就把这事完成了”。他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带有否定性的对股份公司的定性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股份公司开始涌现了。然而，它大概只有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才成为一种带有主导性的企业形式。而只有到了80年代，很多国家才处于一个交叉路口，“即它们的企业是要采取美国的股份公司的方式，还是要保留自己原来的方式”（劳伦斯·E·米切尔：《美国的反省：金融如何压倒实业》，钱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3页）。然而，为什么要采取美国的股份公司的方式呢？美国的股份公司的方式对于美国就是好的吗？现在来看，美国的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系统性的缺陷。特朗普、马斯克出来挑战美国的美联储、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政治经济架构，就证明了这一点。拜登的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出来反思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仅证明美国的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系统性的缺陷，而且证明美国的主流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系统性的缺陷。他们在美国在掀起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究竟要反对美国的什么制度呢？是反对美国的私有制吗？有可能涉及。就目前来看，他们所反对的既包括民主党的政治议程，又有美国历史留下来的政治架构。股份公司制度呢？
我们现在可以非常保险地说，应该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股份公司制度就表现出对美国国情的不适应了。为什么？如果股份公司制度很好，尼克松就不可能在1972年访问中国。尼克松访问中国，表明美国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既然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就表明，美国股份公司的力量是不够的。尼克松需要中国的支持，一方面是制约苏联，减轻自己的外部压力和外部资源消耗，另一方面应该是打开中国的市场。毛泽东主席顶住了他对中国市场的觊觎，这是多么高的战略定力！1978年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了美国股份公司以繁荣的机会。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股份公司会那么繁荣吗？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介绍雷军。雷军在一二十年中坚持不懈地以WPS对抗微软的Office，他宁可用杀毒软件和游戏上的盈利支持这种对抗。中国如果多一些任正非、雷军，美国股份公司就不会有1990年代的风光。有人说，是特朗普帮了中国的忙。他的封锁让中国的领导人下定决心，搞技术的自主化。而当中国一旦下定决心，举全国之力，解决技术难题之后，即使我们还会犯错误，也不会犯多么严重的错误了。而自力更生本来就是毛泽东主席定下的国策。这种国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一段时期、在一些重要领域被放弃了。中国重回自力更生的路线，美国股份公司不适应美国就可以更快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即使中国搞了改革开放，美国的股份公司过得也并不轻松。早在2006年，距离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出台只有13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富兰克·克拉柯、格雷姆·迪恩、凯尔·奥利弗所著《公司的崩溃》一书。该书通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澳大利亚知名公司会计舞弊、倒闭的案例，系统地分析了舞弊的背景及其与会计系统和证券监管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也采取了与澳大利亚等国差不多的会计制度。再过13年，即201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学、社会学教授杰拉尔德·F·戴维斯的《消失中的美国股份公司》一书。该书指出，“美国曾作为股份公司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如今却在去股份公司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这两本书的翻译出版说明，一些中国学者和出版界人士对于被中国改革所迷信的股份公司制度是有看法的。
有人或许以为，上述两本书只是它们的作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为信。中国在股份制改造道路上一路走来，就采取了这种排斥态度。中国至今还没有系统反思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著作，似乎也显示许多学者对于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是麻木的。而2024年年底，一些人还跳出来，仿佛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者似的，为中国股票市场发展支招，要求中央抬升股市。然而上述两本书，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得到了其它方面的大量数据和事实的支撑。英美在其几百年的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3%，证明西方无论采取怎样的企业组织形式，都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到，假如美国的股份公司没有采取跨国公司的形式，从而不能从其它国家吸取资源，美国的经济要糟糕许多。
认真地对待上述两本书所传递出的信息，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有益的。因为某些人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沿着股份制改革的道路前行的。如果我们知道，股份公司本身存在重大问题，那么，把性质极为不同的“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混合就能行吗？这样，我们就知道，仅仅顶层进行设计是不够的。顶层设计还有一个科学性问题，有一个科学思维的问题，如果将明显的问题置于不顾，顶层设计只能是走入歧途。我们的社会大众已经知道中国有许多专家是伪专家了，让这些伪专家来为国家设计制度，不相当于古代的奸臣当道吗？
股份公司即使在西方也不是好制度，原因在于，它虽然是一种增大资本金的方式，但同时它也是以一种加大矛盾的方式来实行私有制。股份公司这种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其与国家利益的矛盾、股东与股东的矛盾、股东与董事会的矛盾、董事会与外部投资人的矛盾、董事会与工人的矛盾等等。在安然公司被视为不良治理的典型之前，安然董事会经常被称赞为全美最出色的董事会，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杰出人物，结果却发现这个董事会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这在美国股份公司中绝不是少数。现在，人们发现，美国的股份公司开始走中国原来所走的“造不如买”的技术路线了。——一些美国公司在购买中国技术专利，而不是自己投入资金支持美国大学研发，这会让美国的技术进步陷入恶性循环。
而从总的来说，美国最好的股份公司的股票基本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存在两百多年，我们无法想象，美国最好的公司资源不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如果是这样，美国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结构，但这些机构投资者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巨额的财富。美国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成为美国总统所关心的问题了。这就足以说明，要么股份公司在美国不重要，要么股份公司加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知道，即使20世纪80年初中国自己有了股份公司的实践，即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是以股份公司为主要企业形式的国家，中国也是不宜推进股份制的。而当美国依靠股份公司无法走下去后，中国是否能够依靠股份公司继续走下去呢？
四、中国股份制改革决策产生的真正根源
表面上看，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决策是由一些专家的股份制改革主张推动的。而实际上，它可能是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效率效益的判断出现失误决定的。而且，这种失误的判断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最大的失误可能在于，1978年之后的领导层认为，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而效率效益低下。而这种判断失误在于，他们把一种局部的、短期的存在当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归因于公有制了。这就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了。这也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时代的红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敢于提出“中国的改革要成功的关键在于所有制改革”。
我们和其他一些同志已经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论证，1949-1976年时期的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绝不是效率效益低下，不仅不是效率效益低下，而且是效率效益奇高。如果我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国企改革去动公有制就是走上歧途了。
中国一些人要动中国的公有制，而要动公有制又绝非易事，首先要师出有名，要找现实和理论的依据。而人浮于事、大锅饭就成为现实依据了，国有企业利润率低下就成为现实依据了。而要为动公有制找到理论的依据和政策上的切实的路径，就只有西方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了。毕竟，西方股份制度发展了几百年，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了。然而，这些主张对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人都没有想一想，西方股份制企业有没有人浮于事？有没有“吃大锅饭”？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股权本身就是人浮于事，就是“吃大锅饭”！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资本已经非常充裕。本来经济学预测，资本应该流向资本稀缺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人们发现，资本大量流向美国，美联储更是用货币手段来操纵资本的流向。如果美国资本是充裕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低的。但是，通过股权，资本可以获得超额收益。资本获得的超额收益远远大于工人吃大锅饭所消耗的财富。而且，当中国搞了股份制之后，谁得到股权了？据说，股份制的鼓吹者和推行者有了很大的财富，他们终于吃上“大锅饭”了。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拥有多少股权呢？进入二级市场中的散户们在中国重开股票市场之后又得到了多少股票收益呢？——有同志指出，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是对有钱人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中国老百姓终于都明白了，他们自己常常处于被收割的韭菜地位，房价收割你、教育收割你、医疗收割你、墓地收割你、理财收割你、平台收割你，甚至创业也收割你，基本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
中国1993年出台《公司法》，1997年就遭遇第一次内需不足；2008年又遭遇第二次内需不足；现在内需不足挥之不去。而这些现象都是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并行的。股份公司真的是我们党管理经济的杠杆吗？资本是党的杠杆，还是资本把股份公司当成了杠杆呢？少数人不是凭借股份公司获得了巨额财富吗？而这种财富不是构成官员腐败的资金池吗？
当中国面临内需不足的蹂躏时，中国又长期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为什么呢？因为集中精力在搞所有制的改革，而忽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些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由于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要与其他公司竞争，又要照顾自己的股价，就不敢在美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进行研发投资了，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了。而一些股份公司就不能不走欺诈和债务扩张的办法来做大自己了。只有如华为这样的少数公司能够在技不如人的情况下长期坚持，让自己做大做强，同时顾及大多数的利益。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在股份制改革之下，现在不是已经在诸多领域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了吗？确实。中国在实施股份制改革后，也取得了一些发展。比如，中国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度相连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又通过降低汇率、出口退税等办法刺激生产，完成了中国在“资本”和技术上的进一步积累。但这也不能否定股份制改革的决策科学性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在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制度框架下，深入实施《鞍钢宪法》，中国可能进步更快，而且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公司欺诈；第二，它未能考虑到，中国真正卓越的企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西方股份公司的制度；第三，在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那些没有科技知识的人建立的股份公司必将日趋失去竞争力，股份公司制度在未来中国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所以，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真正根源是改革设计者的主观愿望和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一致性。有人或许会说，改革者的主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局限。但我们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毛泽东主席延寿十年，他应该不会同意让中国全面搞股份制改革。更何况，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国有很多人是反对股份制改革的。而且，即使中国出现了股份制企业，本来也是可以不让它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的。
五、结 语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已经在进行诸多重大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力度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就连美国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革。然而，我们还有一些深刻的问题，如有学者提出削藩问题。今天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藩无疑是与股份公司联系的。以自动化生产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力将会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种冲击必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究竟怎样认识股份公司制度，未来是否以及如何对股份公司进行改革。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将以股东为中心的股份公司改革为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股份公司的改革设想了。但我想，企业家是高度异质性的，而且，今天的企业家是否在未来依然表现为企业家是不可知的，将中国未来的股份公司改为以企业家为中心肯定是不够的。
在中国经济科技不断发展，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人的政治素养是极为关键的。说到底，政治素养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股份公司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如何真正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就必然要限制董事会和经理的权力，也就是要回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轨道上来。现在，已经有许多文献赞成中国这样做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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