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为群：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和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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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群：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和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
2022-10-14
一段时间以来，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中国民间、学界、乃至半官方的叙事和讨论里有一种倾向，热衷于使用西方地缘政治的理论和术语来诠释世界格局、国际形势、大国关系、力量对比、以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战略。一些讨论和研究不仅把美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简单归结为“海权国家”的衰退和“陆权国家”的兴起，把诸如“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理念和实施也说成是“地缘政治”的需求和战略。譬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观点是：随着美、英、日等“海权国家”的衰落，以中国为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陆权国家”正在兴起、扩大并整合包括中亚、南亚、东欧、以及部分中东国家的“世界岛”，等等。不夸大地说，把“地缘政治”挂在嘴边，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不可否认，西方地缘政治战略学说对于我国的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一定的借鉴和实用意义。
早在15世纪，葡萄牙开创了西方国家对欧洲以外的探险之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上强国，在其鼎盛时期，葡萄牙帝国横跨了现在53个不同的国家。西班牙不甘示弱，在1492年成立王国的当年就派出哥伦布进行航海探险，在随后的30年里，将大部分美洲地区和菲律宾变成了殖民地，成为世界第一个殖民帝国和霸权国家。英国更是后来居上，成为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日不落”帝国。而在哥伦布开始探险的300年后，即1793年，马尔嘎尼率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而遭冷遇的故事，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对我们这个球体“天下”的认知和态度，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19世纪末，风雨后又是一番红素：美国开始崛起，地缘政治学说也同时萌芽，至今又经过了一百多年。可以说，在500多年的对外冒险、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的过程和经验中发展、提炼出来的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理论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但可以提供欧美等国战略思维的出发点、思路和逻辑，因而帮助我们可以“知彼”而制定对策和方针，其本身就具有参考和实用价值， 尤其可以帮助我们在物质空间的维度和角度评估和研判国际战略形势、我国所处的战略位置、以及各个竞争对手的潜力、发展和动向。
地缘政治理论由于其起源、立场和历史的原因，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地缘政治学的实质是地理战略学，即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包括国防和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把仅仅依据地理（或物质空间）环境而生发的理论套用到这个包含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等诸多元素而且在不断变化和互动的世界上是不科学的；把植根于自身狭隘利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国家理论应用在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全球观是不恰当的；把这种源起于侵略扩张、目的为寻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理论即使是不自觉地应用到中国制定国际战略、看待和处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里，是有害的。
一
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缘政治学说起源于西方，鼻祖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拉采尔第一次把地理环境与国家机体联系起来，在1897年提出“国家有机论” ，把国家比做生命有机体，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分布、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进程。
吸收了拉采尔的理论，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并首次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的， 是瑞典人契伦（Rudolf Kjellén）。契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地理与有机体的国家、空间现象与国家的学问。因此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或具体地域。”
较早被纳入地缘政治学理论、现在大家喜欢谈论的“海权论”，最先是由美国的海军史专家、两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Alfred T. Mahan）提出。马汉认为， “一个民族的伟大”与海洋密不可分，特别是与它在和平中的商业用途和在战争中的控制有关。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分析国家的力量时首先应重视海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与六个条件有关，即1，地理位置： 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2，自然结构：拥有众多优良港湾和河流， 3，疆域： 拥有同海岸线长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 4，人口：保证有足够的海军及舰艇建造的人数规模。5，民族素质：全民对国家海洋利益的渴望和需求。6，政府：有发展海上力量、称霸海洋的决心和计划。
作为昂撒民族通过海洋征服世界理论的集大成者，马汉如此阐述海上武力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关系：1，海上武力因竞争而生并导致更激烈的冲突；2，海军的存在是为了参加海上战斗，保卫国家海权体系的完整和正常运转；3，国家不仅要通过海军将国家的海上实力推广到全球各地，而且将其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
“陆权”论的提出者是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麦金德看来，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大陆强国和海洋强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尽管海洋强国曾占过优势，但长远观之，由于陆权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交通日益改善，海上强国终将被陆上强国所压制。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洲由于陆上交通发达，已成为一个“世界岛”。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其范围大致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新疆、蒙古、西藏地区，北至北冰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并可以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占据东欧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咒语般的“三段论”：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继麦金德之后，荷裔美国人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综合了海陆权的理论，特别强调：取得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将同时成为海上与陆地的强权。由于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的战略目标一直是阻止别国取得心脏地带，如果德国与日本其中一国在欧亚大陆取得胜利，就会严重影响美国的世界地位。而德、日的联盟一旦成功，美国将会被欧亚大陆包围。
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认为地缘政治已经过时，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却在1997年出版了《大棋局》一书，振聋发聩地告诉读者：地缘政治仍是美国维护全球首要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最主要的“棋盘”仍在欧亚大陆。
通过斯皮克曼，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沿袭和发展，陆权论在近半个世纪中成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通行理论，多数西方战略家还是按照麦金德的描述来观察世界。事实上，人们从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今日，西方集团从未放松对“世界心脏地区”即东欧即乌克兰的争夺这一事实中，就不难找到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流觞。
一百多年来，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林林总总，有诸多分支和延伸，但其主干脉络基本上在这里了。
二
在我们审视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之前，顺带一笔来厘清某些概念。
“地缘政治学”是英文geopolitics的翻译，直译是地理政治学。我认为把“地理”翻译成“地缘” 极佳，一个“缘”字不但涵盖了地理本身的机理，也突出了与其它各种因素的联系、关系和因果，是神来之笔。
但对陆权和海权两字的翻译就有些问题了。“land power ”和 “sea power ”这两个词，在英文里是带有前置修饰的名词，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意思。当中文里将其译为“陆权”和“海权”时，意思就发生了变化：第一，变成了只是形容词。例如，我们会说“英国是海权国家”或“德国是陆权国家”，而不说“英国是海权”或“德国是陆权”。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中文的“权”字虽然与power一字的部分含义（权力、掌权）有关，本身却没有“强大”或“强权”的含义。因此，国人往往容易把这两个概念与“海洋（海岛、海岸线长、或拥有大片海域的）国家”和“陆地（位处内俄陆、缺乏海域、或陆地面积占优的）国家”相等同或混淆。在power这个概念里，“强大”之意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继续沿用约定俗成的“权”字， 就应该将其理解为“强权”之义。这个语义上的差异很重要，我们在后面将继续触及。
一、从我们现在使用得最多的“海权”和“陆权”两个概念和理论来看，其本身就是含糊、矛盾、和不准确的。
譬如，在一战和二战前后，绝多数人都会认为德国是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因为德国陆上力量十分强大，海岸线不仅比英国、意大利、希腊这些海洋型国家短，也比法国、西班牙这些更像大陆型的国家要短。德国北部沿海五州的经济也普遍落后于南方的内陆州。但是创造地缘政治学说的契伦即使在当时（1914年左右）英国海军一面倒地强大的情况下，却认为德国是海陆兼备，具备争夺强国地位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作为瑞典人的契伦的出发点是想让德国抗衡东面的沙俄，这样去鼓吹是合乎他自身的国家利益的。
斯皮克曼继承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也就是陆权优于海权的概念，同时将美国视为“海岛”。但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他推出了“边缘地带”说，认为边缘地带在经济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他的理论可概括为：谁（以武力或是和平方式）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质的地区，便可以包围心脏地带、瓦解心脏地带。美国虽然是“海岛”，但美国同时接邻大西洋与太平洋，处于世界上最有利于整合边缘地带、最终占领心脏地带的位置。斯氏说，国际政治就像是某种“磁力场”，各个磁极之间的磁力线此消彼长。这无疑说得不错。但海权陆权孰优孰劣，还是要看说话的人屁股坐在哪里。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大致是“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和蒙古，南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和（中国西北和西南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北至北冰洋”。请大家注意：中国约四分之三广袤的、富庶和发达的中原、华南和东北等地区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实际上，在麦氏眼里，蒙、疆、藏与中国无关！ 世界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当然无需理会一个在1904年发表著作、眼里只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无视具有2000多年文明和统一的中国的英国人，但是，仅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个巨人就开始屹立在东方，再过了半个世纪到现在，这个东方巨人已经完全可以藐视英国了。斯皮克曼说“就外交政策而言，地理是最根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永久的”。斯氏此说被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学者奉为圭臬。但就如我们所见，一个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地理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个定义的时效性也太不“永久”了吧。
继续说中国。中国的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从前的历史、不远的过去即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都可以据之以雄辩地说中国是一个“陆权”或陆上强大的国家。 但是，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与陆地边界长度相差并不大，且内陆不乏大河大湖，近海有台湾、海南两个大岛，通过强大的陆、海、空三基达6000公里的中远程火力和全球紧逼美国的海军力量，实际控制渤海 (内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国土面积的一半），可以前出印度洋和太平洋。以现在的实力，中国在半个地球上的“海权”不也是杠杠的吗？
如果把中国看成只是或主要是陆权国家是片面、局限的，在战略视野的层面可能产生误导作用；这与中国近年来成功实行的海陆并进的“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也是相悖离的。此外， 过分强调中国作为“陆权”国家而去“整合世界岛”，近不利于统战南海周边的东南亚诸国、远不利于交往和团结非洲和拉丁美洲。而只能分别通过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路所到达的这两块大陆从外交和经济战略的角度对中国都十分重要。在可以看见的将来，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全球博弈的大棋盘上可以有力地帮助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战略反包围。
二、即使是在“单纯军事观点”的层面谈地缘政治，也要随着科技和制造能力以及客观需求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1，地缘空间的某一“权”（power）的度或维度本身是可以扩大的：譬如，高速公路、高铁、特高压输电、涵洞掘进和高难度桥梁架设方面强大的基础和交通建设能力使得中国的“陆权”向各处、特别是西南（西藏、云南、贵州、老挝、泰国等）和西北方向（新疆、中亚、西亚及欧洲）有力地伸展。又譬如，随着对可达一万多米的深潜、深海勘探和3000-4000米深海开采技术的掌握，我国“可下五洋捉鳖”，不但南海海底丰富的石油及可燃冰蕴藏已经成为我国能源战略可观的供给来源，多个大洋的深海海底也成为我国核潜艇隐蔽驻屯、集结、和作战的翱翔之地。
2，“权”或与之相关的“维”是可以增加的。早期西方地缘政治里主要考虑的强权之“维”是海洋和陆地，但航空业在二战前后的大发展和日本的机群偷袭珍珠港，使“空中优势”的理论或“空权论”在美国大行其道。一战时以击落14架德国战机骄人战绩的俄国王牌飞行员、随后成为美国飞机出色的设计师和成功的制造商的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P. Seversky）在1942年再一次华丽转身，创造并狂热地向美国政、军界推销他的理论：“在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中的情况下，任何陆地或海上行动都是不可行的。” 塞氏认为，空中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武器，远程轰炸机深入敌后的陆地和海洋，将摧毁敌人的首都、政府机构、工业和重要地区，痛击其要害。在他眼中，海上力量已经过时，并强烈反对建立庞大且昂贵的舰队。因此，美国许多陆、海军指挥官特别讨厌塞维尔斯基，称他为“疯子”。然而，这个“疯子”的理论在两年后的诺曼底登陆被证实是正确的：逾8000架的盟军战机为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登陆组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空中保护屏障，一举粉碎了纳粹德国的顽强抵抗。在此之后，美国更是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和各种飞机，成为并保持“空中霸主”的地位至今。
卫星、反卫星武器、天基反导武器、载人航天器、空间轨道战斗机等可在外层空间使用的力量，事实上已经在海、陆、空之上加了个“天”字号的“权”或“维”。
而网络、电子、电磁、激光和量子等战术和战略武器也成为可以影响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另一“权”或“维”，也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电磁权、光电权、或网络权？
3，实际上，物质空间是多维或多权的。在陆、海、空、天、电的权或维之间的确有“缘”有关系，可以相生、相克、相支持、相制约、相转化。最简单的例子之一：中国陆基的超高音速中程导弹是美国航母的杀手，因此能够以陆控海、以陆控空，当然也能以陆控岛。例子之二：中国成功地填礁造岛，在浩瀚的南海里凭空建成了七个巨大、永不沉没的“陆地航母”，不但具备了对周围的海域和空域的监控和打击能力，为中国不断扩大的航母编队获得更安全、隐蔽的训练和作战的关键区域，进出自如地西扼印度洋、东扼太平洋，对于全球25%的海上航运量、中日韩等国85%以上的石油进口、以及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90%各种重要原料的主通道也掌握了一定的控制权。不仅如此，南海水深浪高、海域宽广、气候复杂，且处于第一岛链的下端，是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此进行隐蔽训练和突然出击的理想之域：由此可以向东经巴士海峡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狭长地带前出进入南太平洋，从而绕过重点防御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北美导弹防御系统从美国南部方向发动攻击，可以向西经马六甲等地进入印度洋，对印度构成威慑；甚至还可以潜航更远，将打击力量延伸到欧洲或完全没有导弹防御的美国南大西洋方向。
综上所述，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地缘政治学说关注地理学和扩大了的维、维度的物质空间等因素对国家自身、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以借此帮助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以及相关国家的政治、军事行为和走向。
仅此而已。
三
西方国家一直把地缘政治学说用以影响、制定甚至决定国家的战略决策和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不能。
如前所述，这种理论再发展、再丰富，也只是把对物质空间的分析和综合运用在人类社会有机体（国家、民族等等）的彼此关系上，缺失了人文（道义、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考量。
之所以对在我国国际政治话语体系里使用西方地缘政治的叙事应该十分警惕，有如下理由。
1，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与生俱来的属性是扩张、侵略和霸权。
其鼻祖拉采尔在提出“国家有机论”后，又发表“生存空间”的概念，认为向邻国扩张领土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法则。
其始作俑者契伦从瑞典抗衡沙俄的目的出发，认为德国向外侵略是“人类的使命的责任”。 由于他一再鼓吹“无论从地理上或者从文化上看，德国都是当然的指导者”， 其理论也被法西斯德国用来为其对外扩张和侵略服务。
麦金德提出陆权论的本意是想提醒英帝国主义正面临着陆权国家兴起的严重挑战，需要修改战略和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德国所处的地缘位置，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如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就借用了麦金德的理论为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扩张和侵略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马汉明确提出：“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 他的“海权”理论不但成为推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美国海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并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推行对外政策和制订战争计划、谋求世界霸权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
斯皮克曼赤裸裸地赋予了地缘政治理论可以“缺德”和“无道”的豁免权。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倾向扩张，强调，国家领导人对于道德价值的考量不能干扰国家的权力目标。虽然可以用道德作为追求权力的辩护，但在道德带来弱点时就要放弃道德。国家并不是为达成道德价值来追求权力，而道德价值是国家用来获取权力的。
2，地缘政治理论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行为方式和话语体系， 直到今天。
远的不说，1941年，德国在未击败英国的情况下突然进攻苏联就是一个明证。有资料证明，希特勒很明白多线作战的弊端，可还是忍不住，下了决心东进犯苏，因为按照陆权论特别是豪斯霍费尔的思想，东欧在领土、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德国作为陆权国家的“适战性”远超英国。
阿富汗不但贫穷，而且地理、人文因素都十分复杂，对其实行占领、控制和管理在经济上明显是得不偿失的，近代史上强大的英国对阿富汗的侵占遭到了可耻失败，也是满满的前车之鉴。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在那里相继投入重金、重兵，结果都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按照“地缘政治”的逻辑，那里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也正是根据“边缘地带”的理论，包围并瓦解了苏联。前苏联在瓦解之后，俄罗斯的历任领导人包括早期的普京都亲美亲欧，并心心念念地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是，基于“地缘政治战略”以保持其世界霸权的原因，美国将俄罗斯继续视为寇雠，不断孤立、挤压、和蚕食，直至俄乌战争的爆发后也一直不收手。君不见，为了断掉欧盟国家与俄罗斯重回谈判桌的念想，美国甚至对欧洲最主要的能源动脉——北溪管线都不惜狠下国家恐怖主义的毒手吗？
美国在中国周边寻找和扶植盟友，战略包围中国，也是以其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为指导原则。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写道：“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远东地区的统治性强权，前提是它能够获得真正的统一并且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而能够平衡中国大陆强权的只有北部的俄罗斯。如果西方各大强权还想在这一地区保持影响力，它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海上力量寻求岛屿基地。” 斯皮克曼主张二战中不要完全消灭日本，用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不要灭亡德国，用以平衡苏联的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果然依计而行：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寻求对岛屿的控制，比如第一和第二岛链，就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台湾省处于第一岛链的重要位置， 美国一直、也一定会继续变本加厉地想方设法地将其用作重要棋子来求饶和围堵中国。
3，西方地缘政治理论是列强的，而不是被压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话语系统。
当一个概念或理论在历史上出现和发展后，它本身自然地带有某些符号特征，“胎记”或“烙印”，而这些胎记或烙印随着概念或理论在重复不断的使用下得到不断的强化。
我们看到，由于地缘政治理论最基本的起源和内核是“强权”，最多运用这种理论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原来是殖民地，但是后来“崛起”并具有强烈扩张主义色彩的某些地区大国。因此，对于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霸凌的弱小国家和被压迫人民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理论和观念有强烈的反感，对在国际关系中持这种叙事方式的国家有出于本能的警惕。
“缺德”和“无道”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一直被用以掩盖世界上领土扩张、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的本质和根源，混淆国际斗争的实质。如将其套用在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可能在国人中滋长强权思想、让敌对势力把中国的崛起等同和歪曲为新的霸权崛起、还有可能引起历史上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铁血扩张的所谓“黄祸”的联想，对于中国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话语权上的正面和正义形象十分不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对当时法国和英国贵族阶级一些人等“装模作样”地对资产阶级进行“控诉”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嘲讽：“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所以，我们能够不加思索、随手拈来地使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概念吗？
警惕！
四
进入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争之世，中国的整体国际政治和外交战略，只有立足于“铁肩担道义”的道德高地，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世界战争和战略学说的瑰宝，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里的第一篇“计篇”里，把“道” 列为“五事”之首，排在“天”（天时、气候、昼夜等）、“地”（地理、地势、地形等）、“将”（将帅、谋略、指挥等）、和“法”（组织、管理、军纪等）的前面。
“道”就是道义、正义、民心和军心。有了道，就有了道德高地，战略上就可取得“气”和“势”；有了道，就容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得道多助”；有了道， 就可能“军民团结如一人”， “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因此，道义是政治、战争和胜利的基础和根本。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屋建瓴，就是贯穿中国外交关系和全球战略的“道”，即指导思想。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本质是高度的人民性。其中心词“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名词，就是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和人民。把全人类的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目标，不但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同时体现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民为先、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文明精粹，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精神。
二、强调“共同的命运”，就强调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出发点和目标。作为同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和人民彼此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有了沟通、商议和谈判的共同基础。人类社会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安全、需要管控和应对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也需要发展民生和经济。只有坚持早年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商议，才能避免冲突、增进合作，改善经济和安全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这一理念所倡导的是中国“天下大同”的集体利益和价值，与美西方所信奉和推行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理念是绝然相反的。千百年来，这些残害人类的丛林原则和行径，诸如白人至上、西方中心、极端利己、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疯狂扩张和铁血杀戮，被掩盖和粉饰、被伪装和标榜成为一套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叙事体系。
四、这一理念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和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在世界范围的对接、扩大和延伸。把“不忘初心”和“共同富裕”等目标从中国扩展到整个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宏大心胸和所秉持的信仰、信念与信心。
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虽是长远的目标，却不是空谈，而是有着近十年脚踏实地的践行内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方略，其范围涵盖了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 开通了中巴、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六条走廊，利用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支持系统，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和RCEP等多边协作组织，在亚、非、拉和欧洲建设了中欧班列、欧亚高铁、蒙内铁路、泛亚铁路、匈塞铁路、尼泊尔水电站、科威特巨型炼油厂等许多大型项目。截至2022年3月，中国已经与全世界190个国家中的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就辉煌。
相对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强权、扩张、侵略和霸权的历史事实、中心价值和现行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的中国立场、中国态度和中国解决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五
笔者认为，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依然是今天强大而有效的战略思想武器。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主席的这一新的战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继续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一、“三个世界”的划分：与五十年前十分相似的时代挑战。
中央党校国家安全研究所孙东方所长最近谈到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性时，对五十年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精辟总结：“世界上各种力量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深刻调整，冷战格局呈现新的战略态势。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从以往美国对苏联占有明显优势转向苏攻美守；中国成为国际舞台独树一帜的战略力量，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进程；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美苏难以再像战后初期那样掌控世界。”
我们看到，今天的国际形势与五十年前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超级大国的前苏联瓦解成为地区大国俄罗斯，在三十年来吃尽美西方苦头后终于绝地反击，成为反美的猛张飞、急先锋和中国的同盟军；亚非拉包括东南亚和中东等许多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大幅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上；美国成为一超独霸后继续骄横霸道，但已内外交困，顾此失彼，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联盟如欧盟和北约越来越离心离德、分崩离析。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科技、军事强国，同时也成为自诩为全球霸主的美国的最大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今天的世界大势与五十年前相比，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相似之处。
1，当年的美苏两霸变成了美国的一超独霸，但这个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头号公敌。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三十年里，美国亲自下场，发动了对格林纳达、巴拿马、尼加拉瓜、伊拉克、南联盟、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的九场侵略战争；美国策动对他国的制裁、干涉、颠覆和代理人战争则不计其数，尤其是以五次的北约东扩，导致了今天震惊世界、颠覆格局的俄乌冲突。借用五十年前的话，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不啻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 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2，俄乌冲突的发生，导致了俄罗斯对乌东的反噬；发生在东欧的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八个多月，一系列的进攻、反攻、和恐怖袭击环环相生、冤冤相报，没有消停征兆，正在继续升级。随着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和克里米亚大桥的爆炸，欧洲45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支柱的德国，已遭遇前所未有的能源、粮食和工业生产的严重危机，这些危机正在引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和秩序洗牌。一言以蔽之，就是当年所说的“天下大乱”。
3，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时说，“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今天亦当如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以新的可能性在人类眼前陡然出现。更有甚者，核战争即将发生的风声雨声不绝于耳。随着中小型核武器技术和制造的发展，现在的“核打击门槛”已经很低，比起1962年导弹尚未上架的古巴导弹危机，陆基、空基、海基的核按钮可以随时按下；美国刚刚买下2亿9千万美元的抗辐射药，俄罗斯也购置了500万份的碘片…… 今日的核冲突更处于真实的、一触即发的时刻！
习总书记指出，今日的世界面临“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与当年毛主席对世界“天下大乱”的研判，不是很相似吗？
二．“三个世界”的划分：考量全面和思维缜密的科学论断。
如前所述，把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套用在世界国际政治战略、特别是纳入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中会陷入负面的道德陷阱。不但如此，仅仅用地理或地缘关系来描绘国际政治的格局也不够科学。譬如， “南南合作”指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历史遭遇和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开展的相互之间的合作，这个用词在国际上流行，而且经过联合国认定。但是这种把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划为“南方阵营国家”（Global South）或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是不严谨的：中亚的所有国家、北非的多数国家和西北亚、东欧的不少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不是。
完全使用传统的“东西方”来进行划分也有同样的问题：不但因为圆圆的地球是以赤道为轴旋转的，更是因为位处东方的前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而日本这个东方国家明明白白地就是发达国家，而是霸权主义的帮凶。
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分野同样不够严谨。首先，衡量的标准就是问题：到底应该用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和生活品质、多维度贫困指数， 还是用世界银行使用的国民总收入？全世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2022年9月21日，美国参议院以96票全票赞成，提出“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吗？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种族（白人和非白人，白种人中的昂撒和非昂撒等）、历史（殖民和被殖民的过去）、地域、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和诉求（现今的政权）等因素都囊括了，有必须坚持的原则性、有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的灵活性，有主有次、有模糊有清晰、求大同存小异， 因而是高度科学和全面的理论。
三、“三个世界”的划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框架。
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在国际社会中的卓越运用，在当时和今天都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辨明主次矛盾，分清敌我友、在斗争—团结的全球运动中赢得主动的国际战略地位。“三个世界”从哲学高度切入、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从政治概念到经济利益运动规律中找到了深层次的解决方案：即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矛盾，推导演绎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压迫与被压迫的经济政治矛盾。最后，找到主要矛盾的突出方面：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打出了这面旗帜，就可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下，团结尽可能多的大多数国家，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又是方法论，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充分运用于国际舞台，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灵活的、有弹性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今天“三个世界”的“地图”清晰可见：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上被控制、压榨和制裁， 在政治上受欺辱、干涉和威胁，属于第三世界，它们与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矛盾激烈，仍然是社会主义中国反霸的天然同盟军。欧、日、澳、加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发达、政治上是、或曾经是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国家，多数追随美国但在不同程度上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挖坑、薅羊毛和打压的对象，与美国有一定的矛盾，是可以分化、利用甚至联合的力量，属于第二世界。俄罗斯是上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被瓦解的产物，虽然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仍然可畏，但综合国力已大大减弱。由于其与中国的友好睦邻和经济互补关系，特别是其面临美国的敌视，以及咄咄逼人的打压和威胁，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现今可靠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盟友。至于把俄罗斯归到哪一个世界，可以暂时搁置。
在近代史上，中国经受了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殖民、掠夺和羞辱的百年之耻，虽然国力不断快速上升，在经济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仍然继续受到美西方帝国主义霸凌、欺辱、歧视和围攻。社会主义中国代表了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受欺负的弱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肩负着建立广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应该是第三世界当仁不让的核心和领头羊。
四、 “三个世界”理论之精髓：中国进入与美国正面博弈时代的强大精神利器。
进入21世纪以来，和平崛起的中国发现自己日益被美国视为首要对手和敌人。现在，美国朝野一致、喽啰云集、歇斯底里，对中国不断地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金融战和舆论战的进攻；挑起南海争端、策动香港动乱、凭空捏造新疆种族灭绝的谎言；抛弃三个公报的承诺，支持台独升级，不仅屡派军机军舰进入台海和南海水域，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更是加大力度对台提供武器，以图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成为其对华代理人战争的桥头堡。此外，组织澳英美安全联盟（AUKUS）、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议 （QUAD）和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对华进行战略围堵…… 打压和施压的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无所不用其极，端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享受了40多年的和平年月和改革开放的舒心日子，许多中国人不理解、不适应，甚至害怕今天面临的美国的打压、挑战和威胁，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委屈让利，“不要跟美国对抗”，不要当“战狼”。说得委婉一点，是“中国要引领世界，就要从世界格局出发，目标不是对抗美国，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得直白一些，是“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敌人“，“要坚决避免与美国和西方滑向对抗”；还有一些人在面对俄乌冲突时，干脆就主张应该弃俄降美。这些人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深刻论断，完全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丧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缺失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在阐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时，邓小平在联合国如是说：“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国际斗争的精神利器。早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又说，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就是秉持这样的气概和精神，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长达三年面对美国陆海空绝对优势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炎黄子孙、中国的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了民族精神的丰碑。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全体军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的铜墙铁壁前，日本军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今天也同样，君不见，佩洛西窜访台湾后，我解放军团团包围台岛进行军演，而美国曾经在台湾海峡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忙不迭地就远远退至1000公里之外，惶惶如丧家之犬，充分证明了美帝今天还是一只纸老虎。君不见，美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明显衰落，对中国的围攻堵截不断遭到失败；君不见，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军事的实力都远超当年，不但得到不断壮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与中国有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的第二世界国家比起当年也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张皇失措地叫嚷“不要跟美国对抗”，是得了软骨病，还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两军交战勇者胜！
五、“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体系的根本。
当谈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问题时， 中国著名社会科学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懋仁教授说：“所谓话语权的斗争，多年来，我们都是被动地被西方媒体或者舆论所牵着鼻子走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应什么。人家问我们，我们就答什么。总是感觉比较被动。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话语权没有在我们自己手里，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痛感需要改变这样的状态，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体系。”
“痛感”一词，表达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面临的严峻现实挑战。
笔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正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和打赢话语权之战的法宝。
美西方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里也就是三、四十个， 只占20%左右，却一直掌控着国际政治的话语权和道德高地。他们标榜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但这些普世价值的标准、解释权和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目的予取予夺。
·上世纪70年代, 智利的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当选为智利总统，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人民十分欢迎的国有化、土地改革、社会福利和外交独立的政策。但由于动了西方的奶酪，美国即对智利进行经济封锁，三年后策动军事政变，乱枪打死阿连德，把皮诺切特的极权军人政权扶植上台。美：其名曰，反对独裁。
·1999年，美国携北约13个成员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对南联盟进行了连续78天的狂轰滥炸，造成1800多人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我国大使馆也被炸弹“误中”，四位外交官被无端炸死。美：其名曰，保护人权。
·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手拿一管白色粉末在联合国安理会作证，称伊拉克在研制“大规模化学杀伤武器”，随后向伊拉克发动了长达八年多的战争。后来鲍威尔承认，那是一管洗衣粉。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并冲入美国国会；此前一年多，在中国的香港发生严重反华暴乱，袭击警察、包围政府、打砸抢烧。前者，美国说是暴乱；后者，美国众议院主席佩洛西说，是自由和民主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01年至2021年，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侵略战争，缘由是要“反恐”。而当“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新疆发动暴乱，杀人放火，中国政府采取了镇压和管制行动时，美国说，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
·中国的“一带一路”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高效优质地建设他们国计民生和发展最需要的交通、医院、港口、桥梁和电力设施，美国人说，中国是搞经济殖民主义；而对于他们自己对亚非拉国家长期实行侵略、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的罪恶历史，却闭口不谈，讳莫于深。
中国到至今的43年里，没有在任何国际冲突里发过一枪一弹；美国自建国242年以来，只有16年没打过仗，在近30年里对八个国家打了九场侵略战争。但“中国威胁论”充斥美西方的政府言论、书籍、报刊、电视、和网络社交媒体，对中国的攻击、诽谤、制裁、围堵、威胁，变本加厉，了犹未了。
此外请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向美国提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但美国从来或是顾左右而言他，或根本不予理睬。在他们的语境里，从来没有道德、良心、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词汇。他们所行的，是公然的蛮不讲理；他们的态度，是居高临下、降维打击； 他们秉持的，只有强权和霸道，即霸权主义。
所以，争夺话语权，必先反霸权。
何谓话语权？话语之权力也。“权”从“力”而生、“力”从自尊、自强、大无畏而来。没有大无畏的精神，在霸权的淫威面前就永远没有话语权。
作为中国现在极其需要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根本，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是代表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受侮辱的弱势国家和民族说话，这是一种在斗争中追求自己和弱势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与利益的自尊、自强、大无畏的话语体系，摆明了要挑战霸权主义，摆明了要扶助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甚至摆明了要坚决支持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权利的抗暴斗争和美国青年反对侵略越南的反战运动。惟其如此，才能得道多助；惟其如此，才能赢得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里同志、盟友和朋友的尊重和支持，才能赢得对手和敌人的尊重；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打败霸权主义、推动“全球共同富裕”、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让我们回顾一则历史往事，作为本文的结束：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夫人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这是中美自抗美援朝两国交战25年后的第一次交往。走下舷梯，尼克松先行与周总理握手，偌大的机场略显冷清，没有礼炮、没有红毯，连鲜花也没有，一人多高的大幅标语牌却赫然高耸，直入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总统的眼帘：“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
事后我们得知，毛主席说了，无论如何，这些字不换、不撤。
当日，毛主席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握手时，美国总统向毛主席弯下腰，行了个50度的鞠躬礼。
一周后，中美签署了划时代的“上海公报”，开启了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的历史新篇章。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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