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扎实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当代西方话语下，人才的培养被理解为“对人自身进行投资”。与“对人自身进行投资”相关的教育、医疗等行业成为当代西方资本聚焦的重要领域。与之相关，“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较大程度上参与了主体思维方式的建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西方“人力资本”话语展开分析与批判，有助于在人才培养方面避免当代西方话语的误导，科学思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01
“人力资本”的话语特质
在当代西方，资本广泛进入教育、医疗等传统劳动力再生产领域。与之相伴，“人力资本”概念和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逐渐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话语。在此领域，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和西奥多·舒尔茨的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贝克尔曾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作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那些通过增加人的资源来影响未来货币和心理收入的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认识论，要具体地而非抽象地研究劳动者，就需要从劳动者主体的个体亲身体验出发研究其经济行为的规划。在此视角下，消费也是在生产和投资，其生产和投资的收益是作为消费者亲身体验的“心理收益”。
与之相似，从劳动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工资也被视为一种投资的“收益”。那么，在此情境下，“投资”的“资本”是什么呢？“资本”被视为劳动者的技能。于是，工资被理解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收益”。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推论，如果要增加工资“收益”，个人就需要追加“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意味着追加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个人资金投入。“人力资本”理论话语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谁应该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负责？“人力资本”理论话语预设了劳动者个人理应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负责，同时预设了以“投资—收益”为模式的思维形式普遍适用。事实上，这些被预设的“理应存在”的条件都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具有历史界限。
02
“人力资本”话语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
“人力资本”话语的建构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息息相关。面对过度积累的危机，当代资本倾向于将资本的外部空间纳入资本积累的领域，这一过程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日渐普遍化的社会公共领域的私有化、货币化、资本化。于是，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事业（如教育、医疗等）成为由资本支配的从事“商品生产”的“产业”，并被赋予“第三产业”的概念。这些“新产业”吸收了因利润率下降而游离出来的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过程的后果是，社会领域的公共事业变成了广大劳动者必须在其中付出货币的商品交换领域，劳动者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但这在当代西方话语下却被打上了“市场化”“自由化”的虚假标签。
与此同时，从过剩资本中游离出来的劳动者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变成了产业后备军。这种状况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致使劳动者都不得不将有限的工资用于提升自身的技能，以求资本的雇佣，获得更高的工资。“人力资本”话语将这一过程叙述为劳动者通过对自身进行技能方面的“投资”获得了呈现为工资形式的“收益”。劳动者并未获得“投资”的实际选择权，他们在劳动人口相对过剩的状况下被迫加大提高技能的投入，而他们所获得的与其说是“收益”，不如说是一种被资本盘剥的可能性以及在此可能性下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满足。
由此可见，所谓的“对自身进行的投资”实际上是将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和成本转嫁到资本之外。当劳动者被迫在教育、医疗等环节承担更大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时，其生活状况将进一步恶化。甚至，缺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工资的可能性，被迫在获得劳动的可能性之前背负教育、医疗方面的债务，从而进一步被货币资本所支配。
03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人力资本”话语认为它们立足的支点是主动的经济主体，实际上看到的是被经济结构所建构的伪主体。在所谓“人力资本”的“投资”中进行“自我规划”的主体恰恰才是抽象的预设，“人力资本”话语在此所错失的，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生成的社会对象性形式之规定性的深刻洞见。
实际上，“人力资本”理论话语抛开了劳动者的历史规定性，悬置了劳动者在当代所处的社会对象性形式，因而往往将劳动者理解为资产阶级的个人。这种“自我规划”“自我投资”的个体主体的预设忽视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维度，进而并未回应一个关键问题：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素的所有权，主体将如何规划？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扩大了自然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私有化和货币化，主体被迫以货币作为对象性形式“规划”“投资”自己。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获得货币的主要形式是工资，这是由劳动者所处的资本—劳动关系决定的。当“人力资本”理论从第一人称视角看待工资，这种视角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由此，“人力资本”理论也就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归资本所有的条件下的货币关系视为永恒存在的“天然”形式。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理论是脱离了生活资料的生产维度分析经济的增长，进而在拜物教思维下将资本的增殖和食利程度的提高等同于经济的发展，忽视了这种所谓的“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相反，要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其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就需要重视和推动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公共投入与社会共享，减轻劳动者在成才过程中的负担，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视教育、医疗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共事业，“要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对此，需要谨防生成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人力资本”话语的入侵，避免教育、医疗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共事业过度私有化，减轻劳动者在成才过程中的负担，为培养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秀人才提供公平有效的服务平台。同时，需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并不断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流向与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相关的事业，避免劳动力再生产的红利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和占有，有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者：黄玮杰 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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