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6日，新北京印刷厂的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一架苏式“米格-15”战斗机，机身上书写着“常香玉号”四个大字。它无言地讲述着70多年前的难忘往事。1951年夏，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豫剧名家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几十人，踏上了全国义演之路。她辛苦奔波半年多时间，到过几十个城市，没日没夜演出180多场，用全部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换来了这架战斗机。“常香玉号”的故事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缩影。当年正是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常香玉于1952年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常香玉号”，现藏于中国航空博物馆。图为1992年3月22日常香玉来到博物馆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战机合影。从1950年6月底美国开始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以后，中国人民就以集会、游行等各种方式抗议美国的侵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并迅速在全国掀起高潮。10月26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不能置之不理的道理，普遍树立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增强反对美国侵略的决心和信心。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主席为郭沫若。此后，各大行政区、省、市都成立了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随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中华全国科普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本团体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和播放抗美援朝教育的内容。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下厂、下乡，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普遍召开会议，对各自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各地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吸收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研究如何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街道以及乡村，运用黑板报、宣传画、声讨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力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工商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陆续参加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列。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并以遵守政府法令、积极生产经营、防止囤积居奇、按时缴足税款等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相继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决心割断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随后，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建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海外华侨、归侨侨眷也采取多种方式声援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有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慰问电，还有的举行各种集会支持抗美援朝斗争。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在中国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2亿多人。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唤起了国内的民众，也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事实真相，看到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赢得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支持。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唤醒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他在指导朝鲜战场作战的同时，仍然关心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并及时给予指导。毛泽东在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就注意纠正错误做法，防止脱离实际和强迫命令的倾向。1950年11月12日，一份北京市委的报告引起他的重视。报告针对北京市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出现的先锋主义、关门主义苗头，提出推进运动的四点意见：首先应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不应勉强群众参军；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普遍号召工人努力生产节约，学生努力学习，机关工作人员做好工作，工商界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郊区扩大抗美援朝运动。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些意见，当即决定将北京市委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及所属省市区党委，提出：“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毛泽东特别强调抗美援朝宣传的针对性，要求重点澄清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1950年12月26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十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对战争与和平搞不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又要打仗，又要搞和平运动签名，又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打仗，是打侵略者，不赶走侵略者，就得不到和平。和平运动签名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都是为了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对于这个问题，要加强宣传。”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动员的经验。他深知，动员不能光靠自上而下的宣传，必须“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也就是要启发群众的自觉。1950年冬，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位美籍教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将“美国出兵朝鲜”改为“联合国出兵朝鲜”，当学生据理质问时还态度蛮横。金陵大学也有这样的教授，引起学生的不满。南京市委于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毛泽东于12月9日批示：“南京市反美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执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此后，控诉会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宣传动员方式。这种方式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来说明问题，将理性认识与真情实感相结合，产生良好动员效果。毛泽东对社会各界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鼓励，高度赞誉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1950年12月2日，他在给天津市工商界的复电中指出：“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1951年12月12日，他在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复电中又指出：“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的率先垂范更是无声的、最有力的号召和动员。尽管深知朝鲜战场的巨大危险，但他毅然让儿子毛岸英第一批加入志愿军走上前线。毛岸英牺牲后，他只是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毛泽东将丧子之痛深埋心底，却对志愿军和烈、军属关怀备至。他多次亲切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和代表团，把拥军优属工作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曾三次接见烈士黄继光的母亲，温暖了无数志愿军和烈、军属的心。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大批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广大城乡出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人民，率先响应祖国的召唤，特别踊跃地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受到美国飞机轰炸的安东市（今丹东市），在几天之内就有5000多名民兵报名参军。锦州市报名参军人数也很多，有的人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在志愿参军的请求书上签名，以表示自己的决心。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掀起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人口只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报名参军，没有被批准入伍的人说：“参军比考秀才还难！”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一样，毅然投身到志愿军的行列。内蒙古自治区所赉特旗的一个行政村，有60多个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贵州省一位苗族民兵在参军报名会上说：“国民党四次抓我去当兵，我逃跑了四次。现在是为保家卫国参军，我一定要去。”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复旦大学一位女大学生准备报名前写信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在回信中说：“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除了报名参军，在全国还掀起了踊跃支前的热潮。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仅北京市志愿赴朝的铁路员工就有1200多人。东北地区志愿赴朝服务的汽车司机达5000多人（1951年6月统计），还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全国各地赴朝服务的医务人员约6000人。志愿军参战初期，运输补给困难，加上防备美军空袭和实行运动战，部队很难吃上熟食。为解决部队就食问题，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即由国内向前线供应炒面。东北地区掀起“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仅20多天的时间，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另外，由于朝鲜冬天天气寒冷，很多志愿军被冻伤，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上海的纺织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眼圈都红了，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争分夺秒加紧生产，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志愿军同志在前方受冻！”他们日夜突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提前完成了20万条军毯的支前任务，紧急运送到朝鲜前线。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各地还深入普及地开展了制订爱国公约运动。爱国公约的内容，主要是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反对美日单独媾和等。人民群众通过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作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为抗美援朝做出贡献。各行各业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不仅增加了工农业生产，而且改善了领导与群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团结，鼓足了干劲。太原钢铁厂的工人们在订立爱国公约后，连续创造三次新纪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山西朔县农民结合抗旱工作订立爱国公约后，全县平均增产一成。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因为订立爱国公约，改善了经营管理，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为国家纳税也相应增加。为了支援前线，打击侵略者，全国人民还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从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到1952年5月，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5.565亿元，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思想觉悟。他们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尽一切力量为志愿军捐款，出现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广州市三元区萧岗镇农民将自己开荒的50亩地的全部收获捐献支前；上海市许多收入低微的三轮车工人、搬运工人和拖车工人等也是在车上插上小红旗，每月义务捐献一天的收入；新疆一位103岁高龄的维吾尔族老人，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孩子们也纷纷省下自己的糖果钱，捐献一架“少年先锋队号”战斗机；常香玉半年时间几乎每天都在义演，曾因过度劳累晕倒在舞台上，也得到过无数观众的倾情支持，有一位华侨观众甚至当场摘下腕上的手表慷慨捐赠……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还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生产劳动竞赛等运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全国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号，竭尽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1952年初，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为配合中朝两国政府和军民反细菌战的斗争，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现场调查，并公布了调查报告，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美国细菌战的罪行。在国际舆论谴责下，美国不得不有所收敛。中国不仅在战场上进行反细菌防疫工作，还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效，使美国的细菌战彻底宣告失败。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各地普遍进行优待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工作。各地政府和群众对烈、军属以由衷的敬意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各地都成立优抚工作委员会，广大群众把优抚工作订入爱国公约。在城市，烈、军属就业有保障、升学受照顾，连看病治疗也减免费用。在农村，对烈、军属实行固定代耕制，有了困难八方支援，逢年过节更是慰问不断。热爱、尊敬和帮助烈、军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风尚。有些军属深受感动，给在朝鲜前线的儿女写信，一再叮嘱他们，只有杀敌立功，才能无愧于人民的厚待。在进行优抚工作的同时，还用各种方式开展慰问前线志愿军的活动。截至1951年1月，各地就向朝鲜前线寄出慰问金114万元，慰问信45万余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1951年到1953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连续组织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成员包括全国各领域各方面代表。老舍、田汉、王昆、梅兰芳、程砚秋、裘盛戎、马连良、周信芳、常香玉等大批文艺工作者，随团赴朝慰问，在战斗前线、在坑道工事中为志愿军战士演出。相声艺术家常宝堃、琴师程树棠在演出时遭到敌机轰炸，不幸光荣牺牲。慰问团代表广泛收集英雄事迹，归国后，分赴全国各地作广泛的传达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胜利信心。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魏巍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周恩来赞扬这篇文章“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新华社发出大量消息、通讯和述评，挖掘报道出一大批英雄儿女。中国文联成立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广泛动员所属各协会和全国各地文艺组织，通过诗歌、杂文、戏剧、电影、报告、小说、绘画等形式开展深入普遍的宣传。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鼓舞着志愿军的斗志，同样，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建立的丰功伟绩，也激励着国内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国家建设。在朝鲜停战以前，志愿军共组织过两次归国代表团和四次观礼代表团。他们把志愿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报告给祖国人民，又把祖国人民的建设成就带回部队，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归国代表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地方欢迎队伍长达数十里。志愿军代表作了几千次的报告和广播演讲，听众达上亿人次，生动的报告感染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周恩来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胜利。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运动还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由于在增产节约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全国人民进行了忘我劳动，使国家的财政经济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因此，国家虽然处于战争时期，但物价稳定、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195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恢复按原计划完成，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抗美援朝运动的教育，清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部分中国人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使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得到空前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完全改变了旧时代中国一盘散沙、软弱可欺的局面。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掷地有声地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其时代特征，但它体现出来的民族灵魂精神内核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对于今天我们沉着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精神激励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编审；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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