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

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

张达志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是1933年六月底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的。这次会议在陕北党的斗争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革命转变时刻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它对创建陕北红军、陕北苏区、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已隔40多年了，由于记忆有限，又无资料，只能凭着个人记忆写点情况，提供参考。不妥或失慎之处，请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一、一些基本情况

 

陕北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荒山秃岭，地瘠民贫，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就是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越来越加重了对劳苦人民的压榨勒索，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当时，陕北的最高统治者国民党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盘踞在陕北。名义上受陕西省历任军阀的节制，实则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是陕北名副其实的一个土皇帝。陕北各县县长名义上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实则都由他控制，各地粮款都归他征用，任意派粮摊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层层加重对劳苦人民的盘剥。什么田粮税、人口税、买卖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等等。更为甚者，井岳秀大开烟禁，令群众种植大烟，从中重剥税款，鱼肉人民，以饱私囊。政治上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禁止任何民主改革活动，凡是带有民主进步的主张和活动，都被禁止。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者，格杀勿论，各地起而反抗者，一律疯狂镇压。

 

再者，地主阶级的剥削更为残酷。陕北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仅有极少不毛之地，或根本无地。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重租，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广大劳苦农民劳动一年所得，除向地主缴纳债租之外，所剩无几。再加上地主的驴打滚高利贷剥削，致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处于谋生不得之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陕北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对群众的残酷压榨，越发激起群众的反抗。

 

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陕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八七会议指示下，陕北党一是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派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员、冬书房教员或下到农村种田作掩护，以便在当地组织群众，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当时，在各地秘密成立了贫农会、互济会、手工业工会等，壮大了革命力量。1928年，党派我到佳县王诚家郭家圪捞村当小学教员，名为教书，实则在该村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我在该村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0余人，建立了党、团支部。这些党、团员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多数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现在幸存的同志为数极少。经过党这样长期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在农村中不仅建立了坚强的基层组织，而且还有了农民群众自己的秘密组织贫农会、互济会、儿童团等。二是党开始抓武装。首先决定派共产党员分布在陕北各地的哥老会中去工作，因为他们有枪支，目的是想把他们争取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党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派到榆林井岳秀部和神木高志清部去当兵，做兵运工作。同时还派大批共产党员到甘肃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兵运工作。其次，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党号召党员、团员捐献财物买枪。1928年冬到1929年春，在米脂中学支部（县委）号召下，花了60块白洋，买了一支驳壳枪，这些钱就是党、团员把自己的被子、褥子、毡等物卖掉捐献出来的。如张汉武同志仅有的一条被子也给卖掉了。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创造条件，同时也培养训练了人才。

 

广大劳苦群众在党领导下对阶级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929年党领导的绥德打蛋厂的斗争，以及1931年横山、1933年清涧两县人民围城抗粮抗捐斗争等，充分说明只要有党的领导，群众中就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力量。广大党员和劳苦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并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非要搞武装斗争不可，非要建设一支新型的工农红军不可，非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不可。在这种形势下要求中共陕北特委对陕北革命斗争作出新的部署，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所以陕北特委适时地作出了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决定。

 

二、扩大会的前后情况

 

（一）会前的准备。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1933年春从我家（佳县南抓村）搬到乌镇（乌龙铺），用高禄孝同志的名义开了一个杂货铺，由马明方、马文瑞等同志住机关领导全面工作。为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另由张书信同志开的小饭馆作为同志们来往接头地点。马明方同志及少数几位同志住机关集中领导，其他同志都分头到各地巡视检查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扩大会议作准备，并创造条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我作为陕北特委的特派员到神、府地区负责整顿那里的党、团组织，健全党、团领导机构，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我在神、府地区工作期间，整顿了各地的党、团基层组织，健全了党、团支部生活，健全了神木县党、团领导机构，成立了党、团区委，发动党、团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我同张毅忱、马万里等同志搞过两次打土豪的活动，因无枪支，游击战争未及时开展起来。数月之后，我由神木返回佳县乌镇向特委汇报工作，特委委派我回佳县任县委书记。在我向特委汇报工作的时候，特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由马明方等同志起草政治报告，同时研究开会地址、出席扩大会议的人员名单和安全保密工作等措施。

 

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是1933年6月召开的，会址在高起家坬高禄孝，高禄忠同志家里。为什么选在这里开会呢？一是这个村子在乌镇和县城之间，交通不便，不易引人注意。村内人员不复杂，党、团员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多。党、团员在群众中有威信，关系密切，说话有人听，特委在这里开扩大会议，党、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可以为会议放哨，打听消息，易于保密，能保障安全。二是高禄孝、高禄忠同志是个大家庭，除他两人是党员外，还有其三叔父高钧养是党员，其弟高禄贤是团员。其祖父是有名的中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位老先生积极支持儿子、孙子的革命活动，他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家里其他人也同情革命。他家院内有一孔窑洞，窑内又有一个套窑，便于隐藏很多人开会。我们在这个大窑内开会，由高禄孝同志等把饭送进来吃。在窑内放有小便桶。只有在晚上看不见人时才出来活动。会议期间，高禄孝同志的祖父邀请我们开会的同志吃饭。为了保密，不便都去吃饭，但又不好谢绝，怕伤了老先生的情面，决定派马明方同志和我去老先生家吃饭道谢。当时处在敌人残酷镇压的白色恐怖下，禄孝、禄忠同志和高老先生敢于冒杀头抄家之险，让特委在他家里开会，又请吃饭，可见其觉悟程度之高，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之强，决心为革命不惜牺牲的勇气之大。后来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高禄孝、高禄忠、高钧养三同志被敌人杀害而壮烈牺牲。高禄贤同志病故了，家被敌人抄没。高老先生也被敌人抓去坐牢、受刑，但他毫无怨言。这些为党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出席会议人员。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以后叛变革命）、崔逢运（北方局与陕北特委的交通，刚由北方局回来）、鲁学曾等同志外，还有各地区被指定的代表，如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赵福祥、高长久、张岗等同志和我（神木、吴堡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字记不清了），共二三十人。

 

（三）会议的内容和决议。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一是政治形势的分析与陕北特委工作报告；二是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三是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四是选举党、团特委领导机构。会议由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同志主持，并作了政治报告。崔逢运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富农路线，反对游击主义”等。大家觉得与陕北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只听了一遍，没有展开讨论。会议对于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充分摆了当时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经过讨论决议，首先在神、府地区，佳、吴地区，绥、清地区，延川、安定（今子长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军，创建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在选举党、团特委委员时，已经酝酿选举马明方同志为党特委书记，马文瑞同志为团特委书记。可是正在选举时，崔逢运同志却说北方局指示，书记要选工人当，而且提出绥德一木工同志当书记，大家不同意。商议的结果，大家认为当时陕北产业工人党员很少，只好选雇工为书记，所以选举出席会议的崔田夫同志为书记。因为崔田夫同志是个雇工，又是个很老的农民党员，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强，不怕苦，不怕死，勇于对敌斗争。此后崔田夫同志就成了特委书记，当时同志们称他为“老掌柜”的。选举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周、王兆卿、崔逢运、鲁学曾、崔田民、高长久和我为特委委员。由鲁学曾、马文瑞、崔田民同志负责团特委的工作。马明方同志和其他委员负责党特委的工作。具体分工是：马明方同志任组织部长（特委的很多工作仍由他负责处理），王兆卿同志为军委负责人，我分管农民运动工作。这次会议新选出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为特委委员，增添了新的血液，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加强了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特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三、为贯彻会议决议而奋斗

 

会议开了四天就结束了。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决定一个月后再开会讨论工作。毕维周同志任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王兆卿同志协同毕维周同志一块到安定去整顿游击队第一支队，并派高禄孝同志随同王、毕二同志一道去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给特委提取活动经费。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三同志赴安定，途经镇川堡在崔明道同志（共产党员）家住时，被米脂县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奸细董培义发现，董即带领敌军，将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等四同志逮捕。同时，在米脂县城还捕走了共产党员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两同志。在捕走毕、王、高、崔四同志之时，又由奸细董培义带路到姜兴庄姜好兴同志家捕捉马明方、马文瑞和常学恭。他们三人正在姜好兴同志家阅读中央文件，准备起草特委扩大会议文件，对毕、王、高、崔在镇川堡遇难之事毫无所知。这个村子群众好，特别是姜好兴同志的母亲，在大门外放哨。她看见国民党军队进村来了，就大声呼喊：敌人来了！白匪军来了！马明方、马文瑞同志和常学恭闻声越墙逃走，敌人跟踪追赶。幸被当地群众把敌人指向另一个沟去追赶，明方、文瑞同志和学恭才得以从一个小山沟跑了。三人脱险后，分别到各地同志家隐藏起来。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文件，由姜好兴同志的母亲掩藏起来了。被捕的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王品肖共六位同志，在米脂县城内被敌人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口供。最后被敌人残杀，将头挂在城门楼上，以此来吓唬革命群众。

 

这六位同志被敌杀害事件的发生，很快在陕北高原上传开了，对陕北党、革命人民震动很大，引起了党内、党外革命群众的高度警惕，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决心要与敌人斗争到底。

 

事件发生几天后，特委委员常学恭来到我家，向我讲述了六位同志被敌逮捕的情况和马明方、马文瑞以及他本人被敌追捕的经过。我听了这一不幸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担心敌人可能到我家来捕我。我俩商定，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派刘光显同志到米脂县打探被捕同志的情况。据刘光显同志回来说，遇难的六位同志个个表现英勇坚强，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他们身上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我们听了刘光显同志讲述后，对六位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感悲痛。同时，也担心其他同志的安危。隔了两天，马文瑞同志来到我家，接着崔田夫、崔田民同志来到高长久同志家，可是不见马明方同志到来。我们五人商定派我去寻找马明方同志，找到后就去佳县寨子沟开会。我当日到了马明方同志家（住米脂县叶家岔村）找到了马明方同志，我们一同来到了寨子沟。唯有崔逢运、鲁学曾两同志未向特委任何同志打招呼，就擅自离开陕北到北京去了。我们特委剩下的七位同志在寨子沟村张世禄同志家开了一次特委会议（该村距木头峪王宜家山村很近，是由张鹏图、张俊贤、张如岗等同志安排布置的）。出席会议的同志怀着对遇难烈士们的沉痛哀悼心情，决心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特委扩大会议目标而英勇奋斗。会议分析了当时特委两位委员和四位同志被敌杀害和另外两位委员私自离开陕北去北京的情况，分析和研究了陕北革命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特委两位委员及四位同志遭敌杀害，另外两位委员私自离去，但是陕北整个党、团组织未受到破坏，各地党、团基层组织仍在积极活动；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在思想情绪上会受到一些不良影响，急需振作精神，继续斗争，继续革命，坚决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一是派常学恭去北方局汇报陕北特委的工作。二是特委委员分头到各地去巡视整顿党、团基层组织，鼓励各地党、团员及群众，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不要犹豫动摇，应鼓起勇气，继续坚持为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决议而奋斗，但要讲究斗争方式，注意保密，严防敌奸细破坏党、团组织。特委及时更换了各地党、团组织的代号和联络暗号。各地党、团组织经过整顿，经过对党、团员的宣传教育后，更加激起了对敌仇恨，革命斗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坚强，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党、团组织更加巩固了。六位同志遇难之后，特委领导机关又由乌镇转移至我家和我家的附近。

 

《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弘基文化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