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东进”之议再度提起

 

 

在高台苦战期间，西路军“东进”之议又再次被提起。

 

西进不成，停止也不行，那么“东进”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好像也顺理成章。

 

但此时“东返”却已失去最佳时机。自西路军西渡黄河以来，西路军首长坚执西进之念，虽然其间因中央屡电陈述不要急于西进的理由，他们的确也是走走停停，但却始终抱着“西进取得援助再回师横扫而东进”、“援助物资外力送下”、“四军、三十一军归建”等等不切实际的幻想，行动取向与方向也始终是以“西进”为主。等到真正西进后才发现：事情远不象他们此前想像的那么简单，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情环境是越往西生存条件越恶劣！

 

而这时再要“东返”，他们一直期望相助的“外力”，却更加难以指望得上。

 

“事后臭皮匠”一下：如果年前他们能够按毛泽东、周恩来（应该还包括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屡电“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的指示行事，真正先打主意把屁股坐下来，先解决了自身生存问题再取“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去获得援助，情况是不是会有利得多哩？那样的话，靠拢东北军，与河东主力相互策应之势也更为有利。在“西安事变”这类偶发突发事件发生时，甚至有可能像河东主力进入西安附近地区一样，靠拢甚至进入兰州附近地区……

 

当然，果如此，也并不是一切都高枕无忧了，困难和不确定因素也仍然很多甚至很大：比如像胡、毛、关、王、马各军封锁（必然），情况不利时被“二马”逼迫河西部队至黄河沿岸背水决战（可能性不大）……，等等。但机会和选择也会更多呀！

 

至少，西路军首长一直孜孜于求的“外力相助”的可能性，也会大为增加啊！

 

当然，这样的探讨，总是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的，这种反诘往往无往不胜。

 

因为，像这样“一次曝光”定格的历史事件，没法像科学实验那样去重新检验！

 

然而，真正的智者，都是在对这类失败的事件所进行的不断检点中，成长起来的。

 

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

 

这次“东进”的提出，《历史的回顾》称，是自1月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1]，而笔者在现有的有关西路军的文献文电等资料中，却并没有查阅到这些“准备东进”的“连续指示”——当然，也没有查阅到西路军首长“准备东进”的请示。

 

《历史的回顾》中给出的中央“准备东进”指示的最早时间是1936年1月16日的中央来电。这个电报的主要内容是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原来在西路军中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现在又处于困难环境中更易形成与居民关系不良的情况。坚决在全军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严紧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家，不乱杀一人，同时优待二马被俘官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则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配合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2]

 

看见没有，中央是“同意……”，同意谁的动议哩？总不会是自己同意自己吧？

 

目前收集到的西路军与中央的往来文电并不完整完备，笔者也无法仅仅因为中央该电中的这个“同意……”，对这次“东进”的始动议者究竟是中央还是西路军首长作出最后确认，但至少说明这还是一个需要存疑待考的问题，治史者在阐释相关史实时应该谨慎落笔而不宜轻率定论，或至少应将原文引出以告之读者。

 

然而笔者所读到的大多数关于西路军的史籍中，都是这样直接抬出依据不明的“中央指示东进”。

 

这是史家的遗憾，还是读者的遗憾？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

 

军委主席团：

 

㈠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㈡士气正旺，沿途相机抗击。

 

㈢前面情况时告。

 

徐、陈[3]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

 

周、博：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毛泽东[4]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有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5]）。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是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6]”

 

几天后的1月24日24时，军委主席团还作出了“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徐、程（陈）：

 

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

 

主席团[7]

 

看见没有，“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当事人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轻率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最终坑害了谁，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至少是一个瑕疵，今天的治史者们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当以此为戒。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1937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第9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进路线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21日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速与于学忠交涉西路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1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青海日报》短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张闻天、毛泽东关于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1937年1月21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41～第9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