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双百”方针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毛泽东会见巴金(右1)、周信芳(右2)等

 

整个宇宙，包括天体，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得以稳定和发展的。社会也是如此，只有在群众参与的运动中才能稳定、发展。毛泽东倾尽毕生精力，建设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反对鸦雀无声、死气沉沉。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让社会有批评和反批评，有辩论，有说理的斗争，从而使这个社会有生机、有活力、有创新，从而得以稳定和发展。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一、提出“双百”方针的背景和初衷

 

“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有其国际的国内的历史背景。

 

从国际上看，苏共变修，“波匈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匈牙利的政变，对毛泽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毛泽东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苏共蜕化变质的重演或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从他提出的 “双百”方针看，就是创设条件，开辟民主渠道，让人讲话，特别是讲不同意见，从而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这是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是专制统治，没有丝毫民主，不允许人民群众说话。

 

从国内的情况看，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要巩固下来，还要有更加艰巨任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认为，中国每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拿枪的和不拿枪的，都有一场大辩论为之先行。他说：“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毛泽东选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页。）还有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每一步发展，也都是经过辩论的。如古田会议期间，就是围绕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大辩论；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则是围绕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辩论。实际上，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也是经过辩论的，如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一场大辩论。

 

毛泽东还用牛吃草作比喻，认为需要有一段时间“反刍”，农民叫“倒嚼”，总之是将吃进去的草慢慢地返回来咀嚼、消化；大辩论就是消化，思想斗争就是消化；贯彻“双百”方针，让人们自由争论，敞开思想讨论问题，就是消化。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7页。）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社会存在变化了，社会意识应当变化，但还没有来得及变化。于是，就应该给出这样一个时间，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社会意识的变化跟上，让人们从思想上慢慢地消化。

 

毛泽东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苏共变修、波匈事件影响下的中国局势进行了辩证的科学地分析。他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还继续存在着，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这个斗争还要继续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这其中，有不满意的意见，各种错误的议论，有的甚至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等。随着国际上的问题的出现，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曾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因为我们党在群众中又崇高的威望，群众中的大多数是跟我们合作的。”（《毛泽东在天津干部党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还讲到共产党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堵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做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果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必要，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在天津干部党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不仅在苏共变修、“波匈事件”对中国的严重影响下，国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的复杂局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正确的辩证的方法，因而使一度混乱的局势得以顺利解决。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应时。实际上，“双百”方针也是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一大贡献。

 

应当说，“双百”方针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突发奇想，也不是理论上逻辑上的推演，而是由国际、国内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决定的。毛泽东只是敏锐地洞察了新形势下的这些重大变化，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结论，并按照决策程序作出了决定罢了。

 

提出“双百”方针的出发点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出发点是使中国社会如何“生动活泼”起来。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体目标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他进一步强调，“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提倡生动活泼。”毛泽东特别强调“生动活泼”，他一贯主张，要有一种活跃、兴旺的气氛；要使社会有生气、有自由，富于创造性，反对死气沉沉、鸦雀无声、思想僵化那样一种压抑、沉闷的空气。在这种局面下，社会谈不上稳定，更谈不上进步和发展。因为思想僵滞、退化了，活跃不起来，就无“生动活泼”和创新可谈。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下，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个提法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一点十分重要，没有“个人心情舒畅”，老百姓心里不高兴，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没有积极性，社会也就没有真正的根本的稳定。毛泽东的这个出发点，最终落实到人的自由和发展，而这又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核心问题。应该明确，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心情不舒畅，无论什么事情也不会真正做好。

 

毛泽东说的，“战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我们这个社会有生机和活力的表现。这是一种欣欣向荣、团结向上的气氛。

 

既然让人讲话，空口说不行，要给予讲话的权利，讲话的渠道，有讲话的场合。这个“双百”方针就是很广阔的现实的让人讲话的渠道。毛泽东留出的让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讲话的渠道有三条：第一，开会讨论，与会人员在会上发言，畅所欲言。第二，写文章，可以在报刊上发表，让人人都能看见。第三，在广播电台上（那时电视不普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仅从可以公开见报这一渠道，就可见毛泽东态度之真诚。

 

毛泽东对当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判断。1957年5月16日，他分析说：“自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系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还有另一个出发点，就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学会辩证地思考和观察问题，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学会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告诉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克西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政变中被打倒。他的执政特点就是实行高压政策，不许群众讲话——作者注）。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准讲话，不准批评，不准发表不同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回去。这种方法是历代统治者采用的方法。历代统治者都不让人民群众讲话，也不敢让人民群众讲话，因为‘放’意味着向自己的统治权威提问和挑战。这样做的结果，不能及时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而是把矛盾捂住，不让它出现。结果，终有一天来个总爆发，到那时再也无法收拾局面，统治地位也要垮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

 

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是一概“不让人讲话”，只是不让人讲不好听的话；对于好听的话，不仅让人讲，而且讲得越多越好，甚至给予鼓励、奖励。但是，这样的话容易使人昏睡，忘乎所以，是不负责任的。真正有意义的话，真正对党负责的话，恰恰是不好听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使人清醒，使人兼听（则明），使人认识到自己尚未认识的问题。唐太宗所以器重魏征，就是因为魏征总是向他讲真话，讲对他负责的话；反过来，唐太宗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落下一个“从善如流”的美名，所以创造出“贞观之治”的局面，也与对于魏征那些不好听的话，能够听得进去，并予以采纳有关。

 

薄一波有这样一段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有人好‘左’，下面就有一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干部，群众把他们称之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受到赏识、提拔、重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页。）

 

提出“双百”方针的历史过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他接着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有人让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毛泽东手书：“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个方针是为了繁荣文艺、促进科学发展的，同时也是活跃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好方法。毛泽东从社会发展的全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实际情况考虑问题的，是为着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所以，他还特意阐述了对少数人闹事的根本立场和态度。毛泽东说：“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给予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应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总是捂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3—354页。）

 

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基本态度，就是公开，揭露，不回避，不隐瞒，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认识，并在说理斗争中，是非得以辨明，使闹事者和群众都受到教育。

 

“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让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方法，压制的方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毛泽东把“放”提到了“领导我们的国家”的方法、方针的高度，可见他把这个“双百”方针看得有多重。

 

毛泽东欢迎批评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批评是诚恳的，由衷的，他不是讲空话，做样子，而是身先士卒，把自己摆进去，带头贯彻落实。195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苏联驻华大使——作者注）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毛泽东认为，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批评的，对党的领导人，自然也可以批评。还有这样一件事，在确定“放”的方针后不久，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谷城时，对他写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表示了赞同，鼓励他就此写一本书。周谷城说，反对的文章铺天盖地。毛泽东说：人大一位教授引用过你的观点，不要怕争论。后来，周谷城的这本书将要出版时，写信请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回信说：“事情还在讨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不太适宜。作序一事，不拟应命。”周谷城后来说：毛主席考虑问题非常细腻、周到。“不做序是为了鼓励争鸣。”

 

1956年5月26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在谈到“双百”方针时进一步说：“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特罗菲姆.李森科是前苏联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他的学说当时在苏联“一家独放”，但在国际上还是有争论的——作者注），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这里讲的“简单的方法”就是行政命令或行政裁决的方法。毛泽东不是谦虚，而是尊重艺术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对于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说对自然科学不懂或不大懂，对于学术问题不宜干预，就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虽然懂得一些，但也不要以行政手段代替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艺术界、学术界雅雀无声、冷冷清清的局面，不利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反而会使人们的思想僵化、退化。

 

二、“双百”方针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他说：“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不是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统一，因而这个社会就是活跃的，兴旺的，能动的，就是有希望的社会。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仅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有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首先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然后是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些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过程中，也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稳定也就在其中了。这就是社会的辩证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说：“双百”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这就说明，“双百”方针的提出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巩固，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而且有利于解决各种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444页。）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也是在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的必然选择。

 

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毛泽东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毛泽东还说：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能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09页。）这样，人民群众一方面广泛享受着社会主义民主权利，一方面畅所欲言，在宪法范围内平等地讨论问题。如此，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活跃的、活泼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进步的稳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人民高兴，也会感到幸福。

 

有批评和反批评，社会就有生机和活力

 

“双百”方针是为了繁荣文艺、促进科学发展的。实际上，同时也是活跃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好方法。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可以归结为一点，说白了，就是让人讲话。在讲话中，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分清是非，建设一个生动活泼的，有生机，有活力的社会。

 

毛泽东曾自问自答式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是否允许发表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进一步分析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193页。）对于反面的东西，一是承认它，二是与它作斗争。这种斗争是充分说理的，是辩证的，而不是武断的和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只有在与错误的思想进行斗争中，才能提高觉悟，增强辨别力。

 

对于第二个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能否可以发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在温室里成长出来的，如果没有经过风雨，就没有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会打败仗。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还说：“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还是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干过农活，懂得农业上的一些道理。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个最普通的农业生产中的知识用来说明大政方针中的问题，从大学教授到基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十分难得。对于粮食（禾苗），杂草就是对立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经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的成功探索，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作为一个政党，让人讲话，一方面是对人民群众充分信任的表现，更是有力量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也是毛泽东对于巩固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放手让人民群众讲话，人民群众才心情舒畅；只有让人民群众讲话，对于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提出来，予以纠正，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简单的但说明问题的现象，骑自行车向前走，既前进又稳定。如果停下来，人车就会歪倒。社会也是这样，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在辩论中，在说理斗争中，社会既能前进，也能稳定。而死气沉沉，鸦雀无声，杳无声息，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有话憋在肚子里，时间长了，社会肯定会付出代价，单靠“维稳”治标不治本。

 

“有对立面是好事，不是坏事”

 

世界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自身存在的条件。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在谈到《西厢记》的剧情时说到了“戏剧冲突”的重要性：“《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有对立面，有冲突，才有戏，这是真理。戏剧如此，社会也是如此。社会也需要有“戏”，就是有对立面，有冲突，有斗争，人们有思考的题目，能吸引人。

 

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的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这种“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生机和活力的表现，是蓬勃发展的象征。前30年，人民群众所以意气风发，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如大庆、大寨、红旗渠以及“两弹一星”精神等，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有活力、有生机的社会关系极大。所以“有生机有活力”，就是要人民群众有话语权，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总之是能说话。这样，社会就会在运动中稳定和发展。否则，没有生机和活力，如同死尸一般，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和发展。人是有思想的，并不是找到饭吃就幸福了。毛泽东说，那不就像狗找到屎吃一样了吗？

 

1961年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对“一平二调”退赔等问题。当河北谈到这次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泽东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毛泽东把人民敢说话视为“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这说明他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要。毛泽东一贯反对把人民群众的嘴巴捂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如果百姓不关心国家大事，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帝国主义一旦发动侵略战争，老百姓能不能、会不会上前线？这是个问题。抗日战争中汉奸多得让世界惊叹！为什么？就是政府把老百姓甩在一边，或者打内战、不抗战，或者实行片面抗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扭转了抗战被动局面，走上抗战胜利的道路。

 

“庙堂”的事不允许群众过问，会有后患。一个默不作声，杳无信音，没有批评与反批评的社会是危险的。

 

四、“双百”方针是提高群众觉悟的有效途径

 

由于“双百”方针就是鼓励人民群众讲话，参与政治活动的。所以，它对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素质是一个有效途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

 

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只能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实践中

 

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实践中，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认识和觉悟，这是领导讲话代替不了的。194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讲到群众的觉悟只能在实践中才能提高时，以土地改革的实践作比喻，他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共产党员也是如此，必须在斗争中教育自己，取得经验，才能领导群众得到胜利。……每个乡村，必须有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众自己批驳了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毛泽东说这段话是为了把土地分好，我们在理解上还有必要看到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农民群众只有在斗争中，在分好土地的实践中，才能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认识，提高觉悟。也只有群众提高了觉悟，才能将土地分好。

 

毛泽东说，“双百”方针，“推而广之，也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随着“双百”方针贯彻的深入，毛泽东将此引入到党的开门整风的实践中。放手让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给党提意见，以便使党更好地改进领导工作。

 

党的建设的开放性，勇于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动，包括党的建设，源自于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追求的一致性，源自于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源于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

 

有人说，共产党不能给人民群众更多的民主，因为中国民众的参政意识不强，素质太低。这个说法欺骗了人们很多年。但是，必须明确，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恰恰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造成的，是不让人农民群众讲话造成的，是不让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造成的。如果我们借口群众素质低下，排除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仍然继续将人民群众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那群众就永远不会提高觉悟和参政能力。其实，只要党的领导允许群众参与，群众就有极大的积极性，而且觉悟很快就得到提高。延安时期，在共产党处在局部执政的情况下，搞民主选举，连小脚老太婆翻山越岭，奔波几十里路参加投票就是明证。应该明确，越是不让群众参政，越是不给群众民主，越是不给群众说话的机会，群众就会愈加愚昧。实际上，共产党允许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只有专制统治，才不允许群众讲话，才使人民群众继续愚昧。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始终是按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条行事的。新中国建立后，党曾经提出过“政务公开”，这比“不可使知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知之”不能停留在“听之”、“看之”的层面上。还要让群众“参之”。参与就是实践，群众只有在参与党的政治活动的实践中才能提高觉悟，受到教育，素质才能提高。如果将群众永远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群众永远是愚昧无知的，这个结果不怪群众。群众自己不能决定参与什么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所谓参与，就是监督，就是对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统治实质上是人民的统治，它最希望人民群众进步，也最需要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正如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所指出的：“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这就是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改变奴性的原因所在。一个国民素质低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双百”方针与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双百”方针让人讲话，包括让人们讲在学术上与中共领导人不同意见的话，这是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罢黜百家”就是限制不同意见，不让儒生以外的人讲话，是胆怯的表现。他们怕什么？怕人民群众讲话，怕丢掉政权，因为他们的政权是与广大人民对立的。

 

党领导水平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相辅相成

 

显然，毛泽东意识到，共产党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它变不变质，其领导水平的高低，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监督力度联系在一起的。做个比喻，一棵大树，他是生长在土壤中的。它生存、生长得如何，不仅仅在于自身，譬如种子（品种），更在于土壤（水分和养料）。共产党就是大树，人民群众就是土壤。因此，解决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仅仅从党内去解决，仅仅限于自身解决自身的问题，往往是治标不治本，至少效果不好。

 

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不可能离开人民群众孤立地进行。因为共产党不是空中楼阁，广大党员就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发动过“三反”、“五反”斗争和党内整风运动，尽管都取得了当时应有的效果，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在探索更有效的方法途径，既能解决党内的问题，又能使党外群众受到锻炼，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毛泽东对于群众运动看得更远更高，不仅要解决党自身的问题，还要让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这是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防止变质的基础。事实上，没有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只凭共产党的领导人坐在办公室反省，就有可能走到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去。

 

1964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当尼方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营养，既是毛泽东一生的愿望，也是他一生的实践，更是在搞好党的建设方面的新贡献。

 

同理，共产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影响到人民群众。一个思想上封闭、文化上落后，政治上腐败的党，是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引导和教育，特别是率先垂范；另一方面，党也需要从人民群众中不断吸取营养。总之，党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更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独立地发展、提高。共产党的提高必然包含在人民群众的进步之中。

 

一切事物矛盾的双方，从同一性的角度说，都是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中存在和发展的，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与人民群众相互联系而存在，相互促进而发展。党的发展水平，受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素养的制约和影响；人民群众觉悟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受到党的领导水平的影响。这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也只能在“放”（让群众讲话）的过程中共生共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也不会离开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也赖于人民群众进步的程度。

 

一般地讲，在群众整体素质较低的时期或地区，党的力量和活动范围也比较小；相反，在群众整体素质普遍较高的时期和地区，党的力量和活动范围也比较大。所以，党的领导的效果应是有利于群众素质的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让人民群众讲话，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党的建设与决策活动。这就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相依关系。

 

但是，群众中的某些消极落后意识也会渗透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对党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为此，毛泽东同时十分注意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注意防止以农民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党的思想的纯洁性。所以，他一直强调思想建党。反过来，党内存在的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别是贪污腐败等问题，也会误导群众，在群众中造成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使群众对党失去信心。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由此，毛泽东明确地告诫全党，一方面要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群众中的消极因素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一方面，党也要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结束语

 

“双百”方针是一个正确的方针，让人民群众讲话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使社会有生气，有活力，也能使群众在参与的实践中提高觉悟。如此，它与社会稳定、进步，与党的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在政治上一举多得的事情，而且不用投入。只是在出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予以及时批驳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思想上的东西是歼不绝的。

 

作者：李瑞昌  曾任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人生智慧纵横谈》等书。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