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一字长蛇首尾难顾，西路军陷入困境

 

 [参见图8-1：西路军苦战甘州西北㈠（1937年1月1日～10日）]

 

停止西进后，西路军在高（台）抚（彝）倪（家营子）地带进退两难，态势极其危险。

 

虽然西路军领导层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集中兵力”的重要，也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团聚各路人马准备打破困局，但因就粮等等具体困难，兵力集结仍然不如人意：迄至1月上中旬，全军仍在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甘浚堡一线排成了百余里的“一字长蛇阵”，陆续收拢中的部队在沿途亦迭遭“马家军”的围追堵截……

 

西路军西进以来，“打通国际”的意图昭然若揭，而这对于“马家军”来说也是利害攸关：倘若西路军西进目的达到意图得逞，首先受到威胁就是“马家军”屁股下的这片江山；西路军要停下来建立根据地，那也是在“马家军”的菜园子里搭窝棚，同样也不能接受……

 

如此，拼尽全力扑杀西路军，也就成了“马家军”矢志不移的决心和意志。

 

1月上旬，西路军迭经苦战，态势越来越被动。

 

当时，西路军主力分别驻扎在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等要点上，各驻节点彼此相距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看似靠得并不太远，彼此应援也不会太困难，与中央来电所言的“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也吻合。然而此间是河西走廊的平原地带，“马家军”骑兵的机动性远胜过了红军的两条腿：红军要走上大半天的路程，“马家军”骑兵一两个小时就能抵达。西路军虽然编有骑兵师，但征集来的马匹多为犁挽用马甚至还有母马，长途转战又没有时间训练，野外与“马家军”骑兵作战基本上占不了上风。

 

这个时期西路军的兵力分布状况为：

 

西路军主力（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红三十军、红九军主力：集结于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一带。

 

红九军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沙河堡（今临泽县城）一带。

 

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亦称“临泽”）：总供、总卫两部机关、兵工厂、医院、后勤人员及妇女独立团一部，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所率的红三十七、红四十三团驻扎在城南郊外。

 

高台县城：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红三十九团、红四十五团、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2个连及军部直属队3000余人驻守。

 

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这四个点大致呈一字长蛇分布，相邻两点间一般相距30华里～50华里，但两个端点高台——倪家营子则最近也相距120里左右，大约一天半到两天的徒步行程。

 

这个一字长蛇的分布态势对西路军是相当不利的。而最不利的驻节点，就是兵力相对弱小、非战斗人员很多的高台、临泽两城。这两个驻节点兵力均显薄弱，在被分割包围的情况下难以互援——援彼则此危，援此则彼危，而西路军主力所在的倪家营子跟这两点都在百里以上，且地势平坦，倘若出援，敌骑兵集团可凭借其优越的机动速度和冲击力，可给予以有效阻扼和杀伤……

 

“马家军”战场总指挥马元海正是打的“各个击破”的主意。

 

结果，这一字长蛇阵上的各薄弱点相继被兵力集中的“马家军”分割包围乃至各个击破。

 

1月上旬以后，西路军各部相继陷入苦战。

 

1月3日，西路军总部直属队及红三十军、红九军直属队及掩护部队各一部在甘州（今张掖）西南之甘浚堡被马步芳第一○○师第三○○旅韩起功部一部、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所率民团拦阻并予以包围。1月7日，敌军猛攻甘浚堡，激战竞日，红军乘夜突围，因组织指挥不善，队伍被打散，几天后在沙河堡才陆续收拢，虽然人员和武器损失不大（事务人员和伤病员约200人），但辎重、行李、牲口等却大部为敌所获……

 

而最为严重的是，西路军总部的电讯部门遭到重创：“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1]”，西渡黄河后才启动的二局工作也因此而难以继续开展，从而也给西路军总部此后对敌情的掌握和指挥效率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甘浚堡之役后，“马家军”的气焰更为嚣张，也更加轻视“西路军”。

 

1月8日，红三十军一部在西洞堡遭到敌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二旅马元海部袭击， 红军苦战后击退敌军。11日～12日，西路军分驻在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和抚彝以南的倪家营子等地的各部，分别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部主力的分割牵制乃至围攻，围攻的重点是红五军主力驻扎的高台县城。“马家军”为围攻高台集中的兵力为：

 

第一○○师、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骑兵旅马朴部；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马彪部；

 

马步青骑兵第五师第二旅韩起禄部；

 

计4个旅又3个团，另有民团一部助阵。

 

与此同时，距高台最近的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也被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第一○○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和第五九六团刘呈德部共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分割牵制；而位于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南部的沙河堡、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红三十军、红九军、骑兵师、妇女团等部亦遭到“马家军”骑五师、一○○师步骑兵两个旅以及民团一部的牵制性围攻。

 

“马家军”的意图很明白，先把倪家营子、沙河堡西路军主力这最大的一头摁住，集中兵力首先解决态势孤立的高台，而后再凭借其步骑集团优越的机动能力，由西向东逐次转移兵力，将西路军主力各个击破。

 

高台的红五军主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孤军无援的境地。

 

更要命的是：红五军唯一一部电台掌握在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手中，驻守高台的红五军董振堂军长根本无法与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联系——实际上，在战斗打响后，董振堂军长多次派人突围向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的总部首长告急，但均未成功。

 

15日，高台西关财神楼失守，东城门碉堡也被敌军攻占，失去制高点的红五军伤亡很大，处境异常危险。而在几天前高台被围之初，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的情况下，董振堂考虑孤城难以固守，为保存实力，曾指示骑兵团团长吕仁祥着人在北城下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拟与驻临泽的红五军部队会合后待机破敌。

 

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而据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的吕仁祥回忆，这个洞已经挖成了：

 

北城外是一个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敌人各个击破。我当时是骑兵团团长，亲自带领一个连昼夜施工。3天就挖好一个宽约一米，高二米的洞，靠城外洞留下了一层薄薄的土层，捅一个小洞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到突围时可以一脚踢开。地洞挖好后，放好警戒，等候命令。[2]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一道命令断送了他们仅存的一线生机。

 

16日，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派人化装来到高台，向董振堂军长传达了西路军总部的命令：高台是西进打通国际路线的必经之地和重要据点，不能放弃，必须死守。董振堂军长接信后，立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于是，红五军将士放弃了突围的机会，继续在弹药奇缺，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浴血苦守，与敌人逐砖逐瓦地反复争夺，用大刀、长矛、石头一次次杀退敌人的进攻，在血与火中与优势的“马家军”搏杀了两天一夜……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从高台被围攻到1月19日之前，无论是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还是驻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首长，都没有向高台派出过援军。驻沙河堡、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被“马家军”部分兵力所牵制，始终没有积极主动的行动。而直到高台城被攻破，也没有一兵一卒的援兵来到过高台城下，董振堂军长和他那些忠勇的红色战士们实际上进行的是一场待援无望生存无望的战斗，“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就是他们准备以生命去信守的唯一信念……

 

……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为集中主力在沙河堡灭敌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9日16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2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