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培训部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2016年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中担任电视总撰稿。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担任总撰稿之一。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缺孔子传？
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叫司马迁。千余年后，我家乡的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近代中西方相遇，中华文明遭到疾风暴雨般的冲击，也为本国人士强烈质疑。“打倒孔家店”与千秋尊孔的声音截然相反。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将自己点燃，凤凰涅槃，向死而生。
每逢时代发生重大嬗变，都会出现对孔子的褒贬。孔子出现在中国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变迁时，其学说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接受，却为诸多弟子尊崇而传承。秦代，孔子学说遭到最严厉的封杀。汉武帝建太学把孔子请回来，列五经为培养国之栋梁的教科书。无论褒贬，都不只是关乎孔子。写孔子非为写孔子。
在中国，没有受孔子影响的人，是没有的。
哪怕是激烈反对孔子的人。
关于孔子，褒贬无数，我留意着以下三点：
他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人。
他是在世界上广受尊敬的中国人。
他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人。
为什么？这是历史留给中国人不能回避的问题。
不只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
关于孔子，可关注的很多，我想聚焦到以下一点：孔子生在一个烽火烛天，强凌弱，众暴寡，追财富，讲权谋，见利忘义的年代。历史对那个年代的标志性表述就是“礼崩乐坏”。孔子生长在那个年代，他的心为什么没有被黑暗吞噬？他灵魂中的光明从哪里来？他试图挽救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有可能吗？
他曾经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治上，曾游说列国十四年劝政，无一国采纳。这世无其匹的努力，并未令他失望，而是促其觉悟：欲治天下先治国，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先治心。一步步寻本追根，才看到治天下首先要治人心。治理人心，需要教育。这就把思考从外部世界聚焦到了人本身。由此开启了崭新的育人之旅，直接导致中国春秋时期萌生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从孔子的“现世智慧”和老子的“出世思想”，均可见“他们两位都认识到，在他们社会的历史上，兴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孔子对这个社会的过去每怀敬意，而老子则转身离开了它”。
我以为，孔子对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非止“每怀敬意”，而是希图复兴它！我还暗自想，把孔子定义为儒家代表人物，与“诸子百家”并列，恐不妥。看看孔子在那源头做了什么？周礼有“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规定，孔子却以私人身份编修六经，打破昔日礼制，开个人编书之风。他的学生编撰《论语》加强了立说。这些都为后世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开了先河。
孔子是中华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做了当时那么多诸侯国的政府力量未能做到的事。通过教育去传播，则是找到最富生命力的途径。到战国时百家争鸣，后世诸子无不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诸子百家不只是争鸣，多聚徒讲学。这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乃至激发创新与弘扬，均有无法估量的贡献。那样的五彩缤纷、激荡交融，那样的相互辉耀、恢廓有容，一个多么灿烂的思想解放、文化复兴时代，终于蔚为壮观。
我于是看到，一个伟大的生命，不因身体的消失而逝去，才有不朽。那不朽的生命产生的影响，比他生前的更加远大。一部传记若只写到他去世之时，就没有准确地写出他不朽的生命。所以，这部《孔子大传》，孔子的生命没有终止于孔子去世之日，而是继续活在中国社会，直到当今。
2014年9月24日，新华网曾这样报道：“孔子诞辰2565岁了，人民大会堂今天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发表长篇讲话。大会汇聚了全球各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大家。”
这是自孔子诞生以来，在这个星球上举行的纪念孔子最隆重的大会。新华社当天发表了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的全文，共有五千四百余字。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还说：“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个结合”极大地打开通古今识中外的视野，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必要的思想基础。
《孔子大传》历史组审读意见：书稿广泛搜集各种历史文献中关于孔子的身世、生平、事迹等的记载，尤其是《论语》中可资利用的孔子生平事迹、思想言行等等方面的资料，从而克服了先秦时期的历史人物传记书写中史料比较缺乏而往往“难为炊”之困难，且运用得当，分寸掌握适当，无违于人物传记文学作品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统一。
《孔子大传》文学组审读意见：《孔子大传》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的重点作品，完成难度较大，是一个写作上的硬骨头。经过作家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研究思考体验和写作，终于啃下这个硬骨头，可喜可贺。作品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方位上，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以及思想文化史进程的格局上，回望两千多年前华夏大地上那些同样处于血与火的“大变局”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力图在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还原一个与作家心目中真实而生动的孔子，提炼呈现深刻的思想主题。
编者手记：中外人物传记多写到传主去世就结束了。作家王宏甲认为，伟大的生命不因身体的消失而逝去，才有不朽。他笔下的《孔子大传》，孔子的生命没有终止于孔子去世之日。本刊节选《孔子大传》颇具特点的两章和作者自序。前一章首次写出“从孔学里萌生出法家”，李悝、吴起、商鞅、范雎等人变法终致秦建大一统。产生的最大成果则是“统一观”的形成，此后纵然秦汉结束，统一观不灭。三国鼎立，追求的依然是要“统一”。后一章写“造化精神的劲旅”，子游、曾参、子思、孟子、荀子等一批孔门学子与后学，都是在烽火烛天的年代，坚持传播光明弘扬正义的文化志士，是他们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共同推动了优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孔子大传
（选 读）
王宏甲
从孔学里萌生出法家
我理解了“传”的本意即传播、传递。《春秋三传》都是将孔子编修的《春秋》加以阐释传播。孔子的思想在孔子身后日益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如子夏到魏国讲学，孔子推崇的“礼”，在战国演变出李悝、吴起、商鞅等一批法家来。
传播孔子学说成就最高者
历史上将儒家和法家分得很清楚。似乎儒是儒，法是法。孔子的学生子夏应魏文侯之邀到魏国讲学，形成著名的“西河学派”。这个学派产生了李悝、吴起、商鞅等一批法家代表人物。孔子推崇礼乐制度，其中的礼代表管秩序的法规。李悝所称的“法”，是孔子推崇之“礼”在战国时代的法制化表现，是对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子夏是晋国人，出身贫寒，听说孔子在卫国，便到卫国来拜孔子为师。这年子夏才十五岁，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少年子夏最初表现出特别爱好诗。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语言文字是最好的。孔子说他“好与贤己者处”，这是子夏的又一个特点。他乐于向贤能超过自己的人学习，并不放弃独立思考。《论语》记载他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就是他独立思考而传千古的名言。他不是一般地讲勤学思考乃至发出切合实际的追问，而是讲出学习、思考、志向的内部都不能缺少“仁”。
子夏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结束，又随孔子到鲁国。他是参加编撰《论语》的主力之一，此前还协助孔子编纂六经。他守墓三年后，开始系统地传授孔子学说，讲授各经义理，被后世誉为“传经之祖”。他的“切问而近思”使他注重实际，注重学以致用，也使他尤其注重对《春秋》的讲授。按司马迁说，子夏竟不能对孔子编修的《春秋》增删一辞，子夏一定对孔子的“微言大义”体会极深。“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都是子夏的学生，此二传的特点都在于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这里特别值得留意：子夏讲《春秋》，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历史导入政治。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这句名言也不是说说而已。他劝导世袭的官员，官要做得好，是需要学习的；同时对平民子弟说，你们学习好了也可以做官。如此教学，学生中有官员，也有平民子弟，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是在继承孔子说的“有教无类”。还可以说，孔子从“十五岁志于学”到“十四年周游列国劝政”，都是在试图改进君王卿大夫的执政思想和执政能力，子夏已然是从教导贵族高官和平民子弟两方面去实践。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以“三家分晋”开端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被魏、赵、韩三家分割为三国。赵得到了晋国北部大片土地，占有优势。魏国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韩、楚，魏在中间，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危机四伏。魏文侯是魏的开国君主，历史上说他好学，我想这里面有魏的危机和魏文侯的忧患意识在起作用。
魏文侯是这个历史时期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物。
从前孔子那么恳切地游说列国劝政，没有哪个诸侯王采纳。现在魏文侯主动地以孔子的学生子夏为师。这件事，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在《儒林列传》中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还写下“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这两段话里，不仅讲了魏文侯以子夏为师，还有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一批名士都是子夏的学生。这里的“为魏文侯师”“为王者师”，已不是当君王一人的老师，而是“国师”的含义。“独魏文侯好学”，讲的是在当时各诸侯王中唯有魏文侯好学。好什么学？好孔子之学。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正是从“三家分晋”开篇的。他在《资治通鉴·周纪一》里也写道：“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这里不仅讲魏文侯以子夏为师，还以子夏的学生田子方为师，而且每次经过段干木的庐舍，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
魏文侯何以如此，这段干木究竟是谁？
段干为复姓，名木。中文里有个“干木富义”的成语，讲的就是段干木的故事。这段干木作为子夏的学生，“学而优”却不肯出仕，隐居在穷巷草庐。魏文侯曾月夜登门拜请他，他却越墙逃避。此后文侯每从他庐舍前经过都站起来扶轼致敬。车夫感到奇怪，问原因。文侯说，段干木在。车夫又说，段干木只是一个布衣，君王向他的草房致敬，不是过分了吗？这个典故写在《淮南子·修务训》里，原文接着是这样写的：
……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已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
简言之，魏文侯说：我富于势，干木富于义。成语“干木富义”就源于此。文侯说段干木辞禄不仕，我常自惭形秽，你怎能轻看他呢？后来，段干木与魏文侯见了面，文侯也以段干木为师，段干木则愿意与文侯为友。后人说段干木、田子方与魏文侯的关系，称之“亦师亦友”。
看了以上往事，我想只需要记住：“春秋大义”是住在魏文侯的大脑里了。他把义看得高于权势和财富，相信义是可以促进国富民强的。一个诸侯有此认识，司马迁也才那么肯定地写一句“独魏文侯好学”。
我相信，魏文侯是有志的。“博学而笃志”，子夏这名言对魏文侯也深有影响吧。他显然知道靠他个人好学是不够的，要在魏国营造好学之风，所以请子夏去魏国传授孔子学说。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更大的意义是：君王以身作则，给臣子们做榜样。
子夏在魏国讲学的影响之大，魏人尊称卜子夏为“卜夫子”，子夏在魏享有孔子生前也未曾享有的尊贵。后人研究子夏在魏的教学，认为从知名的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谷梁赤、禽滑釐、子伯先等弟子的有限史料来看，也足见那里出现了一个人才群体。其中李悝、吴起是后世所称的法家代表人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中说，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
我为什么如此追述？
看清楚子夏在魏传播孔子学说的影响，看清楚魏文侯已然得之的思想观念，看清楚以上两点同魏国出现李悝、吴起等一批人才的关系，才理解魏国在战国初期为什么会走向变法图强。
许多文章说，子夏为魏国培养了李悝、吴起等一批人才。我以为，子夏、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是在那个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时代互相造就吧。
历史上将儒家和法家分得很清楚。似乎儒是儒，法是法。然而李悝制定《法经》，成为法家始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先说李悝实行的平籴法，此举不同凡响，首先在于这是国家管理粮食价格和粮食市场。即国家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储存，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又以平价卖给农民，防止商人抬价伤农。如此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唯有民不散，国家才有力量。
这看来是经济政策，核心思想则是“仁在其中矣”。历史上称之“重农抑商”。商人若违反，就是不法商人。这不仅保护农耕和农民利益，也保护市民利益。执政思想正是孔子曾对鲁哀公说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也就是《春秋》所言之大义。
李悝曾说：“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李悝还把无功食禄者称为“淫民”，提出“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这里讲的无功食禄者即世卿世禄制度下的特权阶层。李悝为相，夺无功食禄者之禄，用来招揽四方之士。这士就包括平民出身的文武之士。孔子办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功里就有射、御。李悝变法的这一举措，与子夏说的平民子弟学而优者可以入仕，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上通行已久的世卿世禄制，使各诸侯国的政治制度是家族化的。孔子在鲁国从政时曾提出“堕三都”，目的就是要削弱鲁国贵族“三桓”的势力。可是没有成功。魏氏本是晋国六卿之一，在残酷的卿族斗争中剩下三家分晋，魏国就是由此而来。魏文侯的明智在于，他知道若不削弱世袭贵族势力，魏国公室也会被架空，其结果就可能在内外交困中灭国。
现在看到，从前孔子不被诸侯和贵族们接受的思想，因子夏的教学传授，在魏文侯的执政中起了作用。废止世袭贵族特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世卿世禄制发起挑战。这将是影响整个战国二百多年发展走向的足够大的事了。
变法使魏国脱颖而出
《法经》是通过魏文侯颁发的。魏国变法，从发起到任用李悝来执行，魏文侯始终是最重要的领导者。
在本国内部通过非战争形式，革除世袭贵族特权，起用平民中的贤能才干，这与商取代夏，周取代殷那种改朝换代的革命不同，所以这是“变革”，称“变法”。
《法经》列《盗法》为首篇，《贼法》为第二篇。盗贼是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的，并在出现贫富悬殊很大的时代成为社会管理者首先要去治理的问题。
《法经》规定杀人偿命，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加籍没其母家。这限制了贵族任意杀奴，保护国家需要的劳动力和兵员。《法经》里有“金禁”，是禁止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其中规定丞相受贿，左右要伏诛。有“嬉禁”，禁赌博。用法去推行的原则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从前孔子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这是批评恶政，指出统治者不教导百姓，却在他们犯法时就杀掉他们，这是虐待啊！继郑国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于众之后，现在魏国李悝将《法经》内容公开颁布，这令世袭贵族感到震撼，因为此举具有让朝野可监督贵族阶层的作用。
这个时期，变法是在“修内功”，解决本国内部存在的危机。随着变法凝聚国力，魏国开始向外扩张，首选目标就是西面的秦国。吴起被任命为攻秦主将。
公元前413年，吴起率军突破秦军西河防线，攻进秦国领地。接着进入渭河平原，这就控制了秦国粮仓。这个时期史称的西河地区即今陕西洛河、黄河与渭河间大片辽阔的土地。魏军攻占秦国多座城池，占领西河地区，魏国在此设立西河郡，吴起为首任西河郡守。
此时的魏军，史书上都会讲到“魏武卒”。
吴起用了教育加特训的方式来训练这支部队，“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魏武卒，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特种兵部队，也是当时世界上步兵最骁勇善战的军队。
吴起建立的战功并不仅仅依凭军队的强悍。秦国贵族的骄横，政权腐败，也是助吴起成功的重要因素，表现之一就是西河地区的秦国百姓竟欢迎魏军到来。吴起把魏国变法的利民政策带到西河，更得到百姓拥护。
今人不难想象，当年魏国从秦的辖区夺来大片土地并赢得占领地的人民，是怎样使秦国恐慌。魏军接着又占领了函谷关，控制了秦国与中原联系的通道，硬生生地把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使秦无法与中原交通。吴起还向北攻占了戎狄的大片土地，魏国随即设立了上郡。魏国成为战国七雄最先的强者。
从魏的兴盛可见，在一个原本并不强大的诸侯国，废除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爱惜百姓，是可以首先雄强起来的。孔子当年奔走于列国劝政，并非滑稽之举。别人不知，但孔子的弟子知，许多弟子在继承和发展着老师终身为之奔波的事业。
现在我想说，我关注的不只是一国通过变法行仁政有没有可能首先强大起来，我还关注着历史上对“儒家”与“法家”的划分，关注着“法家”在魏的出现与子夏去魏传播孔子学说有怎样的渊源。
今天，我们从《汉书·艺文志》里能看到，李悝的言论大多收在法家类《李子》里，少数收在儒家类《李克》里。后世有人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其实是同一人。如果说李悝兼有儒家和法家思想，大致不错。后世称吴起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思想基础都是孔子的学说。
最重要的是，变法，废止世卿世禄制，是指向铲除社会严重不公平，重视平民力量与基本权益的一种努力。莫以为这样说是在拔高古人。孔子说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讲的是比孔子更早的古代。魏文侯是一个真正以子夏为师的人。在魏文侯领导下，李悝、吴起变法的基本精神，与子夏所传孔子的仁政思想是一致的。
我曾反复说，孔子推崇的礼乐制度，乐是陶冶精神的东西，礼代表所有管秩序的法规，可简称为礼制。这里面有对上古优秀文化的遥遥继承。现在魏国强化用法管理社会，就是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加强社会秩序建设，加强规范人的行为的“礼”的建设。李悝变法所称的“法”，是孔子推崇的“礼”在战国时代的法制化表现，是对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我想援引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的一段话：“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我看到郭老这句话时，自然坚定了我的认识。
历史上说的法家，是从孔子学说萌生而来。魏国加强用法去治理社会，亦如子夏说“仁在其中矣”。莫道“仁”没啥力量，废除世卿世禄、惩治贪污受贿，都足以使贵族阶层感有雷霆万钧的变革力量。中国历史上“变法”二字自魏文侯起，开始响彻战国时代。
我看到，战国之称并不因为战事多。变法，在官员的使用上，变世袭制为任免制，开始解散贵族的私兵，将兵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收归国家，这是开始向国家集权制转变，是一个不同于春秋时期的新时代出现了。
是的，这是一个新时代。请留下印象。
在这个新时代，孔子的思想过时了吗？
孔子所继承的上古优秀文化，依然在社会弥漫着黑暗的地方照耀人心。以终身传播孔子学说为职志的子夏，深知孔子修《春秋》斟字酌句到他人不能增减一辞，深知孔子说后世“知我罪我者”都在《春秋》！可见记述历史、政治的《春秋》是极有力量的。这便是子夏特别注重传授《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原因。
历史上说，子夏讲学形成了“西河学派”，有人称之“战国第一学派”，有人称之“魏国人才培训基地”，这都对。我以为它是一个缔造新时代的人才培训基地。子夏上承孔子、下启孟荀。荀子是战国后期的赵国人，曾三次主持齐国稷下学宫，这都可见子夏的影响远不止在魏国。
《荀子·大略》曾记子夏贫穷，有人问他为何不去做官？
子夏说：诸侯傲视我的，我不会去做臣子；大夫傲视我的，我不再见他。子夏受邀为文侯师，终身执教而不仕，尤其看不起争权夺利的人。他说“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这是相当犀利地说，争权夺利者就像抓住了指甲而丢了自己的手掌。
子夏也十分重视《诗》的传授，作有《诗大序》，他特别传给曾参之子曾申，曾申传李悝，再二传给荀子。这已不是传授语言之美，不是教如何作诗，而是倾心开发熏陶灵魂的大意义。所以子夏不惟重视开发礼法的社会应用，从未忽视灵魂中“乐”的光芒，其人格力量也是深刻影响了魏国君臣的。
魏文侯去世后，其子即位为魏武侯。靠着老臣辅佐，武侯也曾将魏国的强盛继续推进。但他即位仅一年，李悝去世，武侯任用贵族田文为相，田文去世后又任用贵族公叔痤为相。
魏武侯是不懂用人吗？
田文、公叔痤都是时时处处表现出拥护武侯的人。此时的魏国并不是世卿世禄制，武侯以为，任用出身贵族而能时刻为君王着想的臣子是更可靠的。这实际上背弃了父辈任人唯贤的用人法则，仅此用人观念之变，魏国就开始由盛而衰了。
公叔痤曾在魏武侯、魏惠王两朝连任相邦，最为典型。
后人评价公叔痤，没有否定他曾为魏国利益考虑，说他为国家考虑得少，为自己和家族的利益考虑得多。就这“一少一多”，已能看出他本质里的自私，这身居相位而自私，对魏国危害巨大。
公叔痤机敏，懂审时度势，曾投身西河学派求学，学得博有学识，且有儒雅相貌，由此跻身魏国政坛，娶到了魏国公主。他仍忌惮为魏国建立了大功劳的吴起。他伺机对武侯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我担心他无心留在魏国。
武侯问，那怎么办？
公叔痤说，可以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他有留下之心，就会接受，否则就会推辞。如果吴起接受了，不就是自己的人了吗？这岂不是为武侯着想，也为吴起着想吗？
武侯同意了。
公叔痤回去就请吴起来相府做客，这是表示亲密之举。事前，他吩咐夫人在席间傲气凌人地侮慢公叔痤。这会有什么效果？公叔痤夫人本是公主，吴起见她对身为相邦的夫君如此不恭，以吴起的性格和风骨，如果武侯要以一个公主许给吴起，吴起如何能接受？后来，吴起果然以辞谢回绝了魏武侯。
在魏武侯看来，这就是有异心，自此不再信任吴起。
此后的事，司马迁说是“吴起惧得罪，遂去”。许多书也说吴起惧怕获罪而离魏奔楚。我以为吴起不是惧获罪，而是看到自己在魏已无法发挥作为才离去。为什么奔楚？吴起看到楚国是很需要变法了，这从吴起到楚后建议楚悼王务必变法可知。
公叔痤离间吴起与魏武侯这件事，司马迁写在《孙子吴起列传》里，说这个计谋出自公叔痤的一个仆人。相府仆人能出这样的计谋，可见公孙痤平日里的算盘，连仆人也深受熏陶吧。
…选读完…
来源：中国作家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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