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时代”到苏联解体#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五十三）

 

在1964年被赶下台以后，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全面纠正了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瞎折腾”式的改革，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又回到了正轨。

 

但是，在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一关键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始终采取“鸵鸟政策”，尽可能回避不谈，并不敢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反对苏共二十二大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决议。

 

这种“鸵鸟政策”有利于平息党内争议，换取了短期的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即使是真的鸵鸟，也不会长期把头埋在沙堆里——那样它会窒息或者饥渴而死。等危机时刻过去了，总得要把头抬起来。勃列日涅夫则是坚决“一鸵到底”，执政十八年都不愿意改变，这就把问题越拖越严重。国际国内反斯大林的力量不会因为苏联政府不说话就停止他们的宣传。各种谣言越来越多、流传的越来越广。

 

勃列日涅夫不仅拒绝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且——在取消了赫鲁晓夫一些明显的“瞎折腾”式的改革以后——也拒绝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体制，基本就是中央权威弱化版的“斯大林体制”。经济体制是全盘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投资重点仍然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

 

这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经济基本上就是“回光返照”一下。前五六年增速恢复以后，然后就开始迅速回落。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已经跌到了连赫鲁晓夫时期都还不如的境地。

 

不过，勃列日涅夫运气不错，在前半段经济恢复性增长，后半段又赶上了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猛涨。虽然苏联工农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但依靠石油出口赚了很多钱，国家公共福利开支仍然有保障。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方面被称之为“停滞的十八年”，一方面又被很多人称之为苏联的“黄金年代”。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停滞，缺乏创新探索，但斯大林建立的旧体制仍然能发挥作用，能有效的组织国民经济生产。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稳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住房和生活消费品供应比较充足，苏联国力强大、国际地位很高，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公共福利也不错。总体而言，是一段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好时光。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良好，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像发达国家看齐——跟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跟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有的比了；所谓成熟，就是自认为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十分完善，不管是党政系统还是计划经济的运行都很成熟了。这里面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在苏联乃至整个俄罗斯国家历史上，已是相对最好的时期。

 

2019年，俄罗斯全俄民意研究中心做了一个调查，问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过去一百多年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大部分（40%）还是愿意生活在现代俄罗斯。这很好理解，因为时代在进步，比如，在用手机购物、聊天、玩游戏、刷视频的生活方式普及之后，回到任何缺乏这些东西的时代都会很不习惯。除此以外，最高比例的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高达（37%），几乎与现代俄罗斯持平了。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的人是最少的，仅3%。愿意回到一战之前的沙皇时代的是4%。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比例高一些，但也仅有5%。

 

同一年，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做了关于俄罗斯人对苏联领导人态度的民意调查，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70%的俄罗斯人表示，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41%对斯大林个人的态度为“尊重”，10%的选择了“好感”。这都是正面的情绪，而选了负面情绪的仅有14%。总体而言，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要高于勃列日涅夫。

 

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愿意尊重和积极评价斯大林，但却最愿意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治理下的苏联。斯大林时代是一个革命、创业和战争的时代，这个时代中人们的奋斗与牺牲值得尊敬，但生活在其中是很不舒服的——物质条件比较差，工作压力极大，还有较高的死于战争的风险。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才是真正生活幸福的时代。从投票比例来看，可以说，如果排除技术进步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时代被俄罗斯人普遍认为是过去一百多年苏联-俄罗斯国家历史上人民生活幸福程度最高的时期。斯大林时期的奋斗和牺牲，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生幸福，二者是因果关系。

 

不过，“黄金时代”崩塌的很快，苏联人民享受和平繁荣的时间太短。这是不正常的，也是苏联的悲剧所在。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指定的接班人是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只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就去世了，享年69岁。然后是契尔年科，执政了一年零一个月就去世了，享年73岁。

 

连续两任总书记高龄上位、快速去世，让苏共高层决心推举一个年轻的领导人。这样，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在二战后才入党，卫国战争期间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自认为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其政治立场深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并逐步发展为完全不认可苏联的政治制度，对斯大林体制更是深恶痛疾。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进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改革，先是打着“党政分离”的旗号，尽可能把实权往政府方面挪，剥夺苏共的权力。同时，加大力度抹黑斯大林，为三次莫斯科大审判“打包平反”。又大搞“公开化”，任凭各种抹黑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各种英雄人物的谣言传播，进而彻底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在提高工农地位、保卫国家方面的功勋。1990年，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苏联设立总统职位，为实权国家元首，由戈尔巴乔夫担任。随后，戈尔巴乔夫在宪法中取消苏共的法定执政地位。然后，又宣布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苏联废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此过程中，他本人从党的总书记变成总统，继续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但把苏共一脚踢开。

 

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同步推进经济改革。先是提高企业的生产自主权，然后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个路径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政治改革带来的不稳定，让经济改革无法取得像样的成效。旧的生产体系被破坏，新的生产体系来不及那么快建立，经济循环被打乱，企业的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同时，非法的地下黑市兴起，官方物资供应体系被破坏，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短缺。普通民众为了基本的生活物资不得不经常在各种商店门口排起长队。苏联人排队等待购买消费品的照片广为流传，被视为计划经济失败的象征，在西方媒体和书籍中频繁出现。

 

实际上，此类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并不存在。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固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方面，能力并不差，且几十年来一直在进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吃穿住用的生活物资供应已相当有保障。

 

1985年，苏联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视机97台、电冰箱90台，其中城市居民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视机101台，冰箱101台，基本实现了家家户户都有冰箱电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有卫生间的成套住房。在食物方面，高淀粉食物比例持续下降，高蛋白质的食品比例持续上升。1985年人均肉类（不包括鱼肉）消费61.4公斤，鱼肉消费17.7公斤，奶和奶制品消费323公斤，蛋类260个。[1][1]一个可以作为比较的数据是：中国大陆2023年的人均肉类消费为62.09公斤。苏联由于盛产各种淡水鱼类，所以鱼肉一直单独统计。如果把鱼肉加上，1985年的苏联人的肉食水平虽然远低于美国（108公斤），但已经跟1980年代的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差不多（约70公斤）。

 

从这几张勃列日涅夫时期普通路人的照片来看，衣着的布料、花色、款式相当多样化。即使在道路两边晒谷子的农村妇女，衣服的花色和款式也各不相同。照片上的人物也都没有一点营养不良的样子，其中有不少人看起来身材相当丰腴。

 

 

 

 

 

 

 

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2019年民意调查中，有37%的现代俄罗斯人愿意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生活。那是一个物质有保障、工作压力不大的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普通人生活状态，雷光汉的《苏联流亡记》能比较客观的予以反应。雷光汉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宣传俄国历史上侵占了很多中国的土地、斯大林搞“大清洗”杀了很多人等，而被扣上“反苏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国内生活艰难。为了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他最后竟然选择了逃亡到苏联。到苏联后，长期在边疆地区的工厂做工谋生，中间一度计划逃去伊朗，被抓住坐了七个月的牢，又流放到哈萨克农村垦荒三年多。流放结束后，到江布尔市（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一家工厂做工，直至退休。他被迫在自己最讨厌的国家生活了四十多年。雷光汉在苏联算是社会中下层，其生活记录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且肯定不会有故意美化苏联的倾向。我想，也很难找到比他更有资格评价苏联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中国人了。

 

雷光汉在书中揭露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员的腐化情况，严厉批判了苏式计划经济僵化浪费的弊端。但同时也承认，苏联人民的生活状态相当不错。

 

他说：

 

“苏联普通人社会还是相当平等的，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人人都能享受，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有的中国人象李广讳到中国探亲几个月，拿来中国医院开出的病假证明回到苏联，照样可以领到工资。有的国人有亲戚生活在苏联的，要超生小孩，便挺着大肚子到苏联生孩子，在产科医院领取出生证，每个月政府还发给儿童补助费。青年男女婚姻嫁娶，也不讲究文化程度，出身门第之类。爱上了就结婚，谁也不笑话。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找丈夫都愿找工人，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找自己的大学同学，两个人的工作加起来才260卢布，勉勉强强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上房子，买上汽车。找个工人，丈夫工资高，工龄只要超过5年，就可以领上住宅，买汽车也不困难。零件厂办公大楼里坐着20来个秀脸媚目，衣着摩登的女职员，充当各式工程师，会计、统计师、秘书、厂医等令人羡慕的职务，她们的丈夫都是满身油污的工人。

 

有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先干两年国家分配的工作，领到毕业证书后，再当三五年工人，领了住宅，买了汽车以后，再去干本职工作。

 

特别是分房子，全靠工龄分配，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当然进入了特权阶层的高官除外（至少得到共产党的区委书记这一级）他们都有独立的专门的官邸。分房一般要在单位的工会排队3-5年，持工龄和户籍证明就行。城市里每人不少于12平方米，住宅都是套间，冷水热水，厨房，厕所，浴室一应俱全。一对夫妻无孩子分一间房的套间；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孩子为同性，分两间正房；两个孩子为异性或者3个，4个孩子者分3间正房；5个或5个以上孩子者分4间或5间正房，孩子多了可以不排队，优先领得。我只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就领了3间正房。和我住同一栋房的，有设计院院长，校级警官，法院院长，消息报记者，功勋演员，也没有住得比我特殊。

 

因为工资不多，所以房租低廉，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卢布有100个戈比，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免费福利多，物价也十分便宜。只要不喝酒，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我平均每月领了330—360卢布，按官价折合540—590美元，能买到3台大冰箱或3台黑白电视机，一辆半轻型摩托车或7辆自行车，5套高级西服或3件呢子大衣，180公斤牛肉或猪肉，一吨又100公斤面粉或425公斤大米，乘飞机去莫斯科6趟或乘火车去莫斯科10趟。物价十分稳定，只见降价，少见涨价。价格全国统一定死，印在商品上（如衣服印在布条上再缝在衣服里子上）或铸在商品上（金属，玻璃或塑料商品在铸造时就把价格铸进去了），那时的苏联人不愁衣食，不愁教育和就业。笑颜常开，神采奕奕。”[1][2]

 

雷光汉书中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普通城市的普通工人家庭，仅需工作五年以上，就可以享受福利分房，甚至竟然连“买汽车也并不困难”。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向同时代的发达国家看齐了，而且工作更有保障、生活更加安定。

 

严重的物资短缺和排队问题，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造成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之后才发生的。

 

雷光汉的记录说：

 

“1983年、1984年是苏联盛衰的分水岭，之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我们在生活里的实际感觉很强烈，以前是年年涨工资，以后工资是不涨反降；以前每年每季度和重大节日都发奖金，以后很少能看到奖金了；以前商店里的商品虽然不是琳琅满目可也是必需的尽有，以后逐渐少起来了。特别是食品供应缺乏，各式各样的香肠、熏肉、黄油，奶酪全不见了，有时买牛奶也得排长队。节日供应点黄油、牛肉，得排队三，四个小时。小女儿出生后，不能没有牛奶，我每天凌晨5点起床到牛奶店排队，在排队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号码和姓氏，然后去上班，商店开门后，由妻子购买。”[1][3]

 

勃列日涅夫是1982年年底去世的。1983年是安德罗波夫执政。1984年是契尔年科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

 

根据雷光汉的感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是从1984年开始走下坡路了。由盛转衰有一定的过程，真正滑落到物资严重短缺的状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雷光汉记录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开始后，冰冻的苏维埃专制制度完全解冻。但我们老百姓感觉到的只是商品一天比一天缺乏，买食物、大米和面粉都得用票，有两个星期整个城市完全买不到烟。”

 

总之，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老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照片来论证苏式计划经济的失败，缺乏说服力。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有问题，应该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它并非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并不是源于计划经济崩溃，而是源于政治崩溃。或者说，是先政治崩溃，然后再走向的经济崩溃。在政治崩溃之前，不管是宏观经济表现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说有多好，起码是远远没有到能让一个世界性强国走向末日的程度。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错误做法拖垮了苏联经济。

 

政治混乱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最终让苏联在1991年走向了解体，分裂成为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很多个独立的国家。苏共及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分支，也都丧失了执政地位。

 

终结苏共的执政地位，是戈尔巴乔夫计划之中的事，但苏联解体，他这个“苏联总统”跟着失去权力，则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幼稚的以为，抛弃苏共，自己还能继续当大国首脑。不过，失去权力以后，其个人损失不算大。他被西方国家吹捧为伟大人物，出书、演讲、在各种电影中扮演自己、做奢侈品代言广告等，忙的不亦乐乎，成为了亿万富翁，活到了九十多岁才去世，是苏联领导人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到苏联解体，仅用了六年时间。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内部固然隐藏着不少问题，但并没有爆发什么了不得的危机，经济增长放缓但也没有负增长，没有可怕的通货膨胀，没有社会动荡，更没有大规模的政治镇压，没有惨痛的军事失败（阿富汗战争的规模不算大）。没有人能想到如此强大的国家，会在六年的时间内就走到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局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确实存在上层特权腐化的问题，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也是事实。勃列日涅夫本人有喜欢大量授予自己勋章的毛病，还有打猎和开豪车这样比较花钱的爱好，也喜欢下属给他送一些贵重的生日礼物比如珠宝、名车之类的，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他没有耗费巨资给自己修建庄园行宫，也没有把国家财产化为私有，死后没有留下数量惊人的遗产。他对亲人管束不严，尤其是其女婿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但他没有让亲戚掌握大权。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以至戈尔巴乔夫，全都出身于平民家庭，没有任何特权背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勃列日涅夫死后，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马上就掀起了一波“反腐风暴”，其女婿被迅速逮捕，一大堆亲戚亲信被清算，很多高级官员被问责。

 

雷光汉在《苏联流亡记》中对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整顿也还有记录，他说：

 

“安德罗波夫上任伊始，就整治贪官污吏。据我知道，江布尔州警察局外事科长就判了刑……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各方面都在变好，商店的食品供应好多了，涨上去的物价开始回落了，可惜好景不长，只执政一年又几个月……”

 

这些情况说明，苏联体制还拥有较强的自我净化能力，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反腐倡廉、去浊澄清，恢复积极向上的态势。上层特权腐化与民众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矛盾，远没有到必须推翻这个政权才能解决的地步。这个国家并不是必须经过一场解体式的灾难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缓慢、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实践证明——解体之后经济发展状况比解体之前更糟糕、两极分化更严重。

 

俄罗斯人民是否愿意回到苏联时代生活呢？2019年的民意调查已有结论。雷光汉这个既反苏又反共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苏联解体已经10年了，独联体各国没有迎来民主，经济破产的苦果却人人都得吃，处处是乞丐和流浪者，社会竞争条件更不公平。人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不管哪一个民族，都留恋前苏联社会无所忧愁的日子，回忆那梦景般的生活。”[1][4]

 

回顾一下战后苏联战后经济增长的情况：

 

 

表：1950-1990年五年期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比较（根据《苏联兴亡史》、《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等资料编制）

 

从表中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时代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赫鲁晓夫执政后就开始下降，持续了十年。赫鲁晓夫基本就是“吃遗产”，其执政能力十年一以贯之的差，前期得利于斯大林、马林科夫时代的发展惯性，经济表现尚可，越到后来越差。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先扬后抑”。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一系列“瞎折腾”做法被废除，新的执政团队还算励精图治，经济发展出现回升。但随着体制僵化、官僚腐化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开始“怠政”，经济增速又开始回落。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1975年到1980年，平均增速已经降到了3.7%的水平，连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水平都不如了。不过，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一直保持的不错。

 

1981年到1985年，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期执政、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过渡期，政治经济体制保持稳定，经济表现总体也跟勃列日涅夫晚年差不多。

 

1985年到1990年是戈尔巴乔夫全面执政时期，他错误的政治经济改革，让苏联经济掉入了“冰窟窿”，年均增长仅1.3%，而且是逐步下降，在1990年经济是负增长（-4%），成为了苏联和平时期经济表现最糟糕的时代。

 

总的趋势，就是苏联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稳定了一下，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极速走向崩溃。

 

苏联黄金储备量的变化也可以反应苏联历任领导人的治理风格和成效。列宁去世的时候，苏联黄金储备大约是200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约1300吨黄金；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留下577吨黄金；勃列日涅夫时期，黄金储备先增后降，1972年达到1277吨，已接近斯大林时代的水平，但此后开始迅速减少，其去世的时候，1982年只剩下576吨，跟他上台时候的数量基本持平。[1][5]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黄金储备继续下降，到苏联解体就所剩无几了。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斯大林就好像是一个为子孙后代省吃俭用的“大家长”，带着全国老百姓艰苦奋斗，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指望子孙后代靠着这笔遗产能逢凶化吉、福寿绵长，自己多吃点苦无所谓；赫鲁晓夫就像个“富二代”，不懂得老一辈创业艰辛，大手大脚乱花钱，好在家大业大，没有彻底挥霍干净；勃列日涅夫是“自收自支”，自己挣的钱自己花光，没坐吃山空也没给子孙后代多留点；戈尔巴乔夫就是“败家子”，败家水平跟赫鲁晓夫差不多，但由于上一代留下来的遗产太少，很快就给霍霍光了。

 

苏联快速解体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苏联社会的精英阶层，包括党政精英和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普通劳动者中的政治积极分子，有很大部分对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整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崩塌了，只要出现一点困难，他们首先想的就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他们没有耐心去对现有体制进行逐步的优化调整，觉得可以通过全面引进欧美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快速改变国家面貌、提高生活水平，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他们幼稚的以为，改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可以享受同等程度的生活水平。他们没有看到，欧美发达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平，是建立自从大航海以来对全球欠发达国家武装掠夺和经济控制的基础之上的。那些没有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金字塔尖位置的国家，妄想通过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追赶发达国家，是南辕北辙，只能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戈尔巴乔夫就是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

 

而他们失去信心、失去信仰的关键，就是赫鲁晓夫的二十大“秘密报告”，以及此后苏共二十二大对秘密报告内容的正式确认。“秘密报告”在当时制造的动乱很快就平息了，但最坏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破坏却潜伏下来，让那些还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大面积的怀疑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终于在三十年后“开花结果”，毁掉了苏联。

 

[1][1]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460页

[1][2] 雷光汉，《苏联流亡史：一个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四章：定居塔拉斯，重为中国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 雷光汉，《苏联流亡史：一个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四章：定居塔拉斯，重为中国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4] 雷光汉，《苏联流亡史：一个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第四章：定居塔拉斯，重为中国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5] 《苏联政权史》，333页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先秦上古一万年》、《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变法与党争：大明王朝的衰亡》、《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多部历史与经济学著作；来源：李晓鹏博士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