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4月《申报》曾派记者俞颂华、孙恩霖“秘密”访问延安，并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但是，俞颂华回到上海以游记形式发表见闻时，却遭到国民党上海新闻机构的干扰，有关与毛、周谈话的内容完全被删节，相关情况因此湮没不传；所幸同年6月俞颂华受上海海关俱乐部乐文社邀请发表演讲，公开陈述了采访毛、周的过程，演讲稿随后刊载于海关内部刊物《关声》中，从而为人们今天了解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从种种迹象判断，《申报》记者“秘密”访问延安可能与中共的积极推动有直接关系。
目次
一、俞颂华、孙恩霖的延安之行
二、“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情形”
三、新史料与新思考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力主和平解决事变，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态度受到国内各界赞誉。中共也因势利导，积极加大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力度，多次邀请国内外新闻记者进入陕北苏区采访，通过他们扩大外界对红军和中共抗日政策的了解。对此，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人对延安的访问与报道。最新研究说明，1937年6月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也曾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可见，这个时期中共领袖十分重视对外宣传，主动与中外人士展开交流。其实，除了《大公报》记者，西安事变后中共与国统区第一大报《申报》也有过联络和接触，《申报》曾派记者俞颂华、孙恩霖“秘密”访问延安并作了报道，可惜，此事原委和内情鲜为外界所知晓。时至今日，由于新材料的发现，才使我们能够了解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一、俞颂华、孙恩霖的延安之行
1937年4月16日至18日，《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与《申报》记者孙恩霖曾“秘密”前往延安，采访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红军干部。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共同抗日开始谈判之际。回到上海后，俞颂华将此次采访见闻写成《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一文，于5月2日完稿。不料，该文在发表前却遭到国民党上海地方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扰，迫使作者“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其中，不仅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全被略去，甚至连采访毛、周之事都没能提及。经过删节后的文章获准于这年5月23日出版的《申报周刊》第2卷第20期上刊出。可见，虽然国共两党关系日渐缓和，国民党当局对《申报》这样的知名报刊宣传中共领袖仍心有余悸。而另一位当事人孙恩霖，在1939年《旅行杂志》“忆旧游”栏目也发表了两年前访问延安的游记，同样回避了与毛、周会面之事。所以，这两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当年采访毛、周的详情，世人一直无从知晓。
不仅如此，此事大略只见于俞颂华亲属和孙恩霖的回忆之中（详见后文），当年与俞、孙接触过的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等人的年谱和传记中，也均未提及此事，这也是《申报》记者访问延安之事很少被世人所关注的原因之一。前几年，笔者在协助有关部门整理史料时，意外发现在1937年6月23日出版的上海海关职员同仁刊物《关声》第5卷第12期中，刊载了一篇题为《陕北之游》的演讲记录，这篇文字正是俞颂华应上海海关俱乐部文艺团体乐文社之邀，为海关关员做的有关采访延安的演讲记录，其中详细披露了他（还有孙恩霖）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过程及谈话内容——即俞颂华自称的所谓“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的情形”。这篇原始文献对研究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言论与思想显得十分珍贵。也正是这篇新史料发现，促使我们能够对俞、孙的延安之行的前后原委进行全面考察。从种种情形判断，这次采访可能有着鲜为人知的政治背景。
俞颂华（1893—1947）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原名庆尧，后改名俞垚，取号颂华，江苏太仓人，幼年就读于上海健行公学、澄衷学堂，毕业后考入复旦公学，读政治经济专业。1915年前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应《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之邀，主编该报副刊《学灯》，其间编辑刊登了一批介绍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10月受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联合委派，与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及李仲武一起，作为两报特派员前往苏俄进行实地采访，次年5月又离开莫斯科，作为两报驻德特派员前往柏林，向国内报道德国时政经济情况。1924年春回国后，俞颂华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并于1927年被《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聘为编辑。1932年春，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邀，俞氏筹备创办《申报月刊》并任主编，同年7月该刊创刊号出版。当时，蔡元培、黄炎培、鲁迅、胡愈之、潘光旦、舒新城、茅盾、巴金、陶行知、马寅初、竺可桢、朱光潜等学者和进步人士都曾为该刊热情撰稿。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俞颂华仍任主编。从求学经历、人生事业和交游，可以看出，俞颂华是一位有学术素养、视野开阔、热心时政、追求进步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俞颂华同访延安的孙恩霖（1905—1990），则是《申报》资深记者。他于20年代末应聘入职，经历整个抗战时期。直到《申报》停刊，始终没有离开过《申报》社，并深得总经理马荫良信任。新中国成立后，孙恩霖曾供职于上海新闻图书馆，后长期研究新闻史。
1937年4月俞、孙的陕西之行，共计16天。俞颂华回沪后对共产党所治理的延安大加赞扬，并将肤施城门两旁墙上“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标语拍成照片，作为《申报周刊》第2卷第18期（1937年5月9日）的封面插图，用以表达中共鲜明的抗战主张。随后俞颂华便在第2卷第20期刊出游记《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一文，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自己的沿途见闻和采访活动，全文分为《由上海到西安》《由西安到陕北》《肤施的见闻》《归途》四节。虽然经过删节，叙述中仍可见延安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两位记者观看抗日剧团的演出时，认为表演者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至于被“删节”的部分，都在《肤施的见闻》一节中，主要是4月16日下午抵达延安后，两位记者深夜与毛泽东的谈话情况，以及次日早晨与周恩来的见面一事，文中空缺，用“中略”二字代替；而他们在17日见到其他中共领导人时，也只称姓氏，不写全名。如“一位姓朱的（军人）”即朱德；张××氏，即张国焘；姓徐的，即徐特立；姓傅的，即医生傅连暲。这些隐晦含混的写法，自然也是因国民党当局干预的结果。在文章最后有一段“著者附识”：
我写完了本文之后，有人将原稿看了，说内容太简，有补充的必要，但也有人以为我说得太多了一点，非删节一下不可。结果我因篇幅及其他种种关系，非但没有补充，且还自动删节了一些，以致本文内容非常薄弱，这是我对读者很觉抱歉的。第十八、十九两期本刊（即《申报周刊》）中有三页照片，是我在旅行中摄的，请与本文参看。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俞颂华受到当局（即所谓“种种关系”）横加干涉后，非常巧妙地用“附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无奈，申明自己是“自动删节”，这当然是违心之论。好在那些被删节的细节并未彻底湮没，在稍后给上海江海关关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他又向众人做了讲述。新发现的演讲记录与已刊游记堪称合璧，成为今天全面了解《申报》记者当年访问延安之事的重要参考。
二、“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情形”
旧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属于比较特殊的职业群体。由于历史原因，江海关（沪关）关员不仅薪水优厚，人员文化素质也普遍较高，海关内部也有职员自治的文化和与之相应的管理组织，甚至还有一些文艺社团。其中，海关俱乐部的乐文社便是一个小规模的关员团体，乐文社设有时事座谈组，专门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前来演讲。乐文社邀请俞颂华前往讲座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演讲内容有幸被记录下来，刊载于1937年6月23日的《关声》杂志上，记录者署名“一哲”，标题是《陕北之游》，副题《〈申报周刊〉记者俞颂华在乐文社时事座谈组讲词》。兹将演讲词全文整理如下（标点略有调整——引者）：
各位先生，在没有向各位报告之前，先要向各位表示敬意，对于这次关员的宣言，实在很是钦佩，这在以前言论上已表示过。今晚能同各位见面，尤其觉得快慰。
这次承主席要求我来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的情形，很是愿意。这次是五月九日去的，去以前，并没有打算去陕北，只预备去西安的附近看看。本来在没有去西安前，也只打算到华北去一趟的，因为有两个同事买了飞机票到西安去，有一位临时因事不去了，票子费了可惜，报馆方面便改叫兄弟去。
到了西安以后，为什么要到陕北去呢？因为行营里有几位老朋友，在谈了西安事变普遍的经过以后，说起陕北的×军将要改编了。我本来打算看看西安水利建设，行营的老友既然这样讲，乃去看看将改变而未改编的×军情形了。得友人指导，说是×军有办事处在西安，离杨虎城办事处很近，去见杨，请他派人接洽一下，很便当的。于是如法泡制了一下。到了那边，希望见到周××，他因事回陕北去了，见到另外一位负责的姓叶的参谋长，谈谈大体的情形。问他对三民主义是不是接受，他说，这一点毛××对美国新闻记者Snow谈话，有详细说明，当然接受的。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就是那谈话的记录。
再问他抗×要不要准备？说要的，譬如伸出拳头打人，一定要紧握起来，两个指头握了，三个指头直而不屈，不能握起来是不行的，有几省要抗，有几省不抗，也是非失败不可。所以要胜利，必先国内统一。在现在还没有十二分统一的时候，要有准备。这一点上，他谈得很好，说是个人利益要比团体利益看得轻，团体利害，又要比国家利益看得轻，国家民族的利益应看得最重。能够这样，就是统一的最要条件了。
于是进一步问他要到陕北去看一看，可以不可以？他说新闻记者去是很欢迎的，照例须打个电报去报告一下。去，有运粮卡车可以坐，坐在车夫旁边，很辛苦的，须要自己［备］手巾，面盆，铺盖。关于这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我们在西安是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经理是熟人，没有铺盖，向他借，他说好的，但是说到陕北去，却又不借了，因为陕北地方太苦，很龌龊，怕带了虱子回来。最后是到小客栈去借，借到，买点东西，就动身了。
一路情形，在《申报周刊》上，已经有了，很苦。上海是二十世纪，愈是北，愈是一世纪、一世纪落后，在路上走了两天半，因为粮车重，上山时，力不足，一面开，一面推，因此耽搁了，本来两天可以到的。
到肤施，就达到了目的地。肤施本来属于延安府，所以又叫延安。明末李闯和张献忠都生长在此。地势很好，四面都是山。现在城门口有很大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标语，看见这个，也可想见他们态度的改变。
去后，稍息，把想见的人开了个名单，交给一个机关里的人。当天晚上七点钟，约我们和毛××谈话。毛××的居处，出于意外，很破烂，外面是几间破屋，他住在一个窑洞里，很大，物质很苦，没有电灯，只是一盏油灯，几张桌（很奇怪桌上有许多线装书），几张凳子，几张长凳。去时，他在吃饭，吃的也苦，灰黑的面条有很多沙土，很不清洁，两碟菜，一个酱菜，一个不知道什么，很简单。等他吃完，开始谈话。他很随便，上身穿中山装式的军服，下面穿布裤，头发很长，不拘礼节，谈起来对各方面都表示好感。这也出于意外，也许是改变态度后的情形。我对于过去他们骂人，向来不赞成，过去他们往往抓起一件事便骂，骂得淋漓尽致，过分的地方很多，所以我现在听见他对各方面都恭维，很是惊奇。
接着问他对山西，对阎锡山的态度怎样？他说，阎现在提“守土抗日”的口号，很好。现在不能积极抗日的时候，守土自然最重要。并且傅作义收复百灵庙，全国敬仰。又谈到阎氏土地村有的主张，说是比他们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彻底，是更进了一步。不但不骂，还要恭维。
又问他对于冀察政府怎样？说二十九军有抗日历史，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情形之下也会抗的。只要全国造成抗日的事实，他们也必努力。至于那边汉奸多，也只要全国一致抗日，都可反正。总之，他对各方面都表好感。
又问对于中日经济提携的意见。他答的很妙。他说，南京上海方面都表示的很好：政治没有解决，是谈不上经济提携的。这态度是很正大的。
于是转了话题，问起从江西到陕北，牺牲的人一定很多，有无特别感想。且问一路来为何看见×军里十多岁的小孩很多。他说：“从江西一直退到陕北，牺牲很多，但也不断有补充，都是农民子弟，年青的居多，从江西到陕北，跑的路，今天计算明天的路程，不能预算，计算的，往往与事实相反。”关于童军，我有实际观察，因为沿途看见小×军，问他的出身，为何加入。这里面有福建人，江西人，四川人，陕西人，各地都有，的确多农民子弟，都是因了在家里过不活，所以跟了跑。
我又问毛××你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说希望将你们的所在地改成特区，“特区”内预备做何事？新的政策是怎样？又特区究有多大呢？他说，要实行平民政治，不叫特区也可以。但想将所在地做成平民政治的模范区。关于这个区域，他说不大不小，面积同江西省同，（即现有陕甘宁三省各一部，合起来计算，）但人口差得远，不及江西一半。
以上是同毛××的谈话经过。次晨见周××。周××说，接洽经过很好，国内和平的原则，已经确定。（这话也并不新奇，南京要人发表谈话，也多着重和平统一，对内不用武力）×军改编，也已不成问题，但改成几师，尚未决定。那地方的政府也要改组，先改编军队。他又说他希望国民党在这外患国难时期能和他们商定共同奋斗的纲领，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纠纷。此外他们还希望国内和平能够巩固，平民政治能够推进等。周谈话态度很虚心，问我对他的话的批评和意见。我不客气说，平民政治的推进，与民智经济有关。工业不发达，教育不普及，没有法子。他也承认他们最缺乏平民政治的经验，打仗的经验倒是很多。不过，他说，要和平统一，一致对外，平民政治很重要。平民政治不发达，则统治阶级与人民不是一体，必定要平民政治发达，然后能上下一心。希望大家能够向这方面努力。
对于这两人的谈话，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们所表示的希望也可说只是一般人的希望。例如平民政治要推进，和平统一，一致抗敌，这几点，是大家的希望，也是国民党的希望。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是因了怕有替他们宣传的嫌疑，其实我也不愿意替他们宣传，今天你们一定要我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东西，则不妨据实报告一下。
听说朱×的军帽太破了，有人劝他换一顶，他说不必换了，帽的形式，帽徽，不久都要改，等改了再换。这也可见两点，第一，他们准备改编，很有决心；第二，他们经济困难，上下都很节俭。
现在我想报告一些我的感想。我总觉得中国全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上海这样沿海一带，物质文明很发达，西北内地，却相差太远，将来不言抗日则已，否则各地不平衡发展的弊病应先补救。现在西北还可受沿海接济，战时就很危险。西北宝藏有，但没有开发。譬如水利，西北历史上有许多的河道，现在都没有了。本来土地很肥，现在缺水，常常有旱灾。很不行。一旦对外打起来，自给尚成问题，供人，更不行。能够开发就好了。还有一点，在西北，无论怎样荒凉的地方，英美烟公司的卷烟都有卖，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卷烟反没有。就是在肤施，毛××在谈话时请我吸的也是哈德门牌的卷烟。从这一点看，也是很可怕。希望大家能去开发西北，同时把国货推销到内地去。要开发，先要有良好政治，人民困苦是政治不良的结果。第一政治改良，第二再加资本与技术，则西北便可开发了。
由于当时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记录中红军被写作“×军”，毛泽东被写作“毛××”,周恩来被写作“周××”,朱德被写作“朱×”，至于“姓叶的参谋长”即叶剑英，甚至连“抗日”都被写成“抗×”，但读者一眼即能知晓实情。因为是演讲词，语言也自然朴实，既透露了不少珍贵细节，也有即兴发挥之处，通篇演讲内容并不难理解，为研究中共党史和现代史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
三、新史料与新思考
《陕北之游》首先为今天研究西安事变后的国内政治提供了新鲜史料。文中提到叶剑英说“抗战要有准备”时，强调抗日就如同用拳头打人，必须将五个指头都要攥紧，“必先国内统一，现在还没有十二分统一的时候，要有准备”。用这样风趣的比喻来说明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恰恰体现了中共宣传工作的鲜明风格。
当然，两位《申报》记者访问延安时，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已经基本确立，中共各位领导人对外宣传的口径也是高度一致，毛泽东对两位上海记者的谈话自然也是有所准备，所谈内容与中共的公开宣传方针并无不同。可是，如果从一位从未到过西北、对红军生活毫无了解的上海记者的视角，来观察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观感，这篇文字对这位中共最高领袖的描述也是极为生动的。
俞、孙在4月16日抵达肤施（延安）后，于当天晚上7点在“很破烂”的住处见到了正在吃晚饭的毛泽东。毛泽东穿着朴素，头发很长，不拘礼节——一盏油灯，几张桌子，几张长凳，很不清洁的灰黑面条，两碟小菜——中共最高领袖简朴的生活让这位来自十里洋场、见惯于精致生活的记者十分惊讶。其实，早在三个月前，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5日抵达延安当天见到毛泽东时，也是这样的场景——“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烛，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中外记者对毛泽东简朴生活近乎一致的描述，与国统区官员的奢华日常形成了鲜明对比。殊不知，正是一个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得以打败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朴素的生活场景，正是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中共甘苦并获得力量源泉的真实写照。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新闻封锁和负面宣传，在不少中外人士眼中，中共被污蔑为缺少文化的“土匪”，或受此影响，俞颂华看到毛泽东“桌上有许多线装书”，才感到十分惊讶，似乎像线装书这类传统文化的象征，与中共领袖无法产生必然的联系。显然，他并不了解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精深研究，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谈到现实问题，俞颂华发现，西安事变后的毛泽东“对各方面都表好感”和“恭维”，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骂人”了，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共“改变态度后的情形”，令俞氏“很是惊奇”。毛泽东对阎锡山“守土抗日”极为肯定，称赞他的“土地村有”比江西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更加彻底；对傅作义收复百灵庙的影响也有很高评价；并坚信未来中共建立的边区（特区）将“做成平民政治（民主政治）的模范区”。
俞、孙第二天与周恩来见面，谈的多是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周谈话态度很虚心”，但坚决强调“平民政治（民主政治）很重要，平民政治不发达，则统治阶级与人民不是一体，必定要平民政治发达，然后能上下一心”。短短几句话，就点明了实行民主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政治前提。
不过，俞颂华又向听讲的关员表示，毛、周所谈的内容“并不新奇”，因为“南京要人发表谈话，也多着重和平统一，对内不用武力”。他还强调说：“对于这两人（指毛、周——引者）的谈话，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们所表示的希望也可说只是一般人的希望。例如平民政治要推进，和平统一，一致抗敌，这几点，是大家的希望，也是国民党的希望。我没有在文字上发表，是因了怕有替他们宣传的嫌疑，其实我也不愿意替他们宣传，今天你们一定要我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东西，则不妨据实报告一下。”这里，俞颂华显然是对自己当初“删节”游记内容的原因做出的一次公开解释。问题是，既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毛、周所讲也是国民党和大家所期望的，为何又要“自我删节”呢？俞又说是自己怕有“替他们宣传的嫌疑”，这也未必是真心话。从他公开发表的《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中，称赞陕北是“国难深重中的一线曙光”，字里行间已有为中共做宣传的倾向了。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明显是为了敷衍国民党新闻当局，避免被他们抓到“把柄”。不过，这样的分析似乎仍嫌浅表。俞颂华极力表示不愿意为中共“做宣传”的种种说辞，可能还有更深的用意，那就是掩饰他们“秘密”访问延安的一些内幕。从各种迹象判断，《申报》记者访问延安很可能是受到中共的“邀请”。
俞颂华在《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和《陕西之游》中自称，此次出行是因为一位原计划与孙恩霖一起前往西安的同事，因故不能前去，为了不浪费机票，临时改派他前往的；加之他尚未坐过飞机，便饶有兴趣地同意了。他还说，他们前往西北的初始目的是考察西安的水利工程泾渭渠，大概是看到中央社记者已经报道了该渠的情况，于是不打算再去采访了。这时，由于西安行营里几位朋友的建议，二人才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并通过杨虎城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接洽办法。俞氏将访问延安极力说成“临时”决定，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这次延安之行完全是有备而发的。
20世纪80年代俞颂华遗孀钱梅先女士在回忆文章中说：“1937年4月10日（应是9日——引者注）清晨，马荫良坐自备汽车，先接了《申报》记者孙恩霖，再到我家接颂华，我的女儿也随车同到龙华机场为他们送行。那时，我们家里人只知道他们去西安采访，却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延安。”钱女士称当时并不知道俞、孙要去延安，应该是可信的。像考察西北水利这样并非急迫的采访任务，一定要让《申报》总编辑马荫良亲自驱车送行么？恰恰说明俞、孙应另有重要使命。到了西安，考察水利的任务又被借故放弃了——这也是十分蹊跷之处。如果说俞颂华当年演讲时还遮遮掩掩，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去延安是计划好的事情，那么，孙恩霖晚年接受采访时，则毫无顾忌了，他直接承认是马荫良派他们去延安“秘密”采访的，当时选派的人“要无党无派的，思想进步，有正义感的，会摄影的，最好懂得一些外文的”。而且，围绕是否派人去延安，《申报》内部还有不同意见。这充分说明，俞、孙访问延安是他们离开上海前就已有计划，只是没有对外声张，甚至对家人也是暂时保密的。
自从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刺杀后，《申报》新的管理者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马荫良接任总经理后更是谨慎有加。然而，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此时马荫良“秘密”派俞、孙访问延安，既是审时度势，对国内形势变化做出新判断后的决定，也是报刊媒介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启动，国内各界非常期待了解红军和苏区更多的真实情况，加之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对中共、红军和苏区的报道已经产生广泛影响，像《申报》这样历史悠久的知名报纸，在时事报道方面岂能自甘落后？所以，《申报》派记者前往延安采访势在必然。至于事先不作声张，说明长期与国民党新闻当局打交道的《申报》主持者仍有忌讳和恐惧。果然，当俞颂华回到上海发表访问游记时，便遭到上海地方当局的横加干预。据孙恩霖后来回忆，他们自延安回沪上后，上海市长曾邀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吃饭，希望他们不要再派人西去中共地区采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乐文社演讲时，俞颂华仍在表白不愿为中共“做宣传”，这恰恰是国民党白色恐怖对上海新闻严厉控制的一种间接反映。
再进一步说，俞、孙的延安之行，恐怕也不是《申报》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更有可能是中共方面暗中推动的结果。
西安事变后，中共迅速加强抗战统一战线宣传力度，多次邀请国内外新闻记者进入苏区采访，希望借助他们扩大对红军和中共抗日政策的宣传。1937年2月9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应邀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2月15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介绍政治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日的主张。次日，周恩来电告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史沫特莱将前往苏区访问，应从速培养接待员，方便接待外国记者参观摄影，以“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3月10日，毛泽东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引者注）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3月26日，毛泽东还致信范长江，对他回到上海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并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这些情况表明，通过中外新闻界人士来扩大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十分着力的工作重点。
周恩来也很注重新闻舆论的作用，当他知悉《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报刊陆续发表评论讨论统一救国问题时，便立刻致电洛甫、毛泽东等人，认为“为争取全国统一，我们应参加这些讨论”，还建议中央派人化名向这些报刊投稿，嘱咐其文章内容要避免党八股的笔调。此时，中共领导人对记者采访和政治宣传的重要意义达到前所未有之认识高度。这种情况下，像《申报》这样的国统区的知名报刊，派知名记者到延安采访，事先未与中共方面有过联系，未免有些不可思议。况且，俞、孙访问延安可能与周恩来3月底在上海的活动也存在一定关联。
1937年3月底，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代表顾祝同、贺衷寒等人的谈判出现障碍，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命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与蒋介石亲自进行谈判。谈判结束后又从杭州返沪。在上海，周恩来曾会晤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及抗日将领李杜，并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30日，周恩来从上海飞回西安，并于4月初返回延安汇报工作。可以看出，这次南下谈判，周恩来曾两次在上海停留，并于在沪期间秘密会见过地下党的一些干部。虽然有关内容因为资料所限，今人无法知道内情，但是，可以推断，邀请《申报》记者访问延安的计划，很可能是周恩来在上海时决定，并交给上海地下党实施安排的。周是否与马荫良、俞颂华等《申报》同人有过秘密会见，已不可考。但是，俞颂华称，他们二人抵达西安后，便直接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因周已去延安，才由叶剑英接待），显然是事先有约定的。4月17日见到周恩来时，俞颂华也并未像初次见到毛时那样表现得惊讶，虽说他与朱德、周恩来在“游学欧洲时就相识的”，这次与周见面也看不出有旧友重逢的感觉。这些足以说明，俞、孙此次访问延安的活动是“应约”而来的，与周恩来上海之行的安排有直接关系。当时国民党政府严禁中外记者赴陕北苏区采访，史沫特莱曾由陕北中共授权向上海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邀请信，就如何来陕北苏区的路线作出规划，其中《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虽获得前往西安的签证，但在机场被国民党警察阻扰。这些情况也为俞颂华他们只能“秘密”前往延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
将《申报》记者“秘密”访问延安视为中共策动的一项统战工作，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
事实上，乐文社邀请俞颂华演讲延安访谈情形，也非偶发事件。乐文社并非一般的社群组织，而是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进步学术艺术社团。据载，1936年9月，中共江海关地下党支部建立，书记为胡实声，为了组织团结关员，积极开展工作，于11月成立了一个合法的、有娱乐性和学术性的群众团体，取“以文会友，敬业乐文”之意，名“乐文社”，以学术为掩护，联络进步分子，展开政治活动。乐文社的活动地点在静安寺路同益里10号海关华员俱乐部。西安事变后，乐文社连续举办时事报告会，曾邀请钱俊瑞、胡愈之、范长江等人前往讲座。试想，5月23日《申报周刊》刊发俞颂华被删节的文章后不久，乐文社便邀请他来演讲“没有在文字上发表过的陕北情形”，应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动作为。对此，俞颂华本人未必知道。反过来，此事也可有力证明俞、孙访问延安由中共地下党秘密推动。
作者：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8期。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