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我的哲学之路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俄罗斯哲学。专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苏联哲学。担任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俄罗斯《哲学问题》《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哲学》等杂志外籍编委。

 

主要著作有：《苏联哲学70年》、《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新轴心时代与И.T.弗罗洛夫：И.T.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研究》、《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合译）、《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研究》(合译)。代表论文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唯物史观新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今日俄罗斯哲学与俄罗斯的社会变革》等。

 

一、偶入哲学门

 

我走上哲学研究与教学的道路纯属偶然。

 

我读高中时，正值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突出政治，虽然只是中学生，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政治学习。例如“九评”，即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问世，我们都要认真学习。可能是出于天性，通过政治课和政治学习，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5年我参加高考，打算报考哲学系。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坚决反对，认为哲学离政治太近，容易犯错误。我服从了父亲的意见，高考后被录取到山西师范学院生物化学系。奇怪的是，当专业课学习感到疲惫、昏昏欲睡时，我只要拿起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或者杂志，立即来了精神，睡意全无。

 

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了。学校很快停课，直到1970年8月毕业离校，我再没有上过一次课。对于我这种“专业思想不稳固”的学生而言，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趁机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自学了英语。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我对四卷本《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不止一遍，尤其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反复研读，而且似乎颇有心得，尝试运用其中的思想分析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毕业后落实毛泽东“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的指示，我被分配到一个制造柴油发动机的工厂，在电镀车间当工人。工人两人一间宿舍，房间很小，除了两张单人床，只有一个放置碗筷和杂物的小桌子。为了学习，我找来木板自己做了简易的书桌、书架，每天阅读到深夜。当时在阅读史学著作方面用功较多，主要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前四卷）和197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先生的著作虽然只写到隋唐五代，但是内容丰富，文字流畅优美，让我爱不释手。1972年，我还买到了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的《欧洲哲学史简编》，该书共有230多页，是我阅读的第一本西方哲学史著作。我的哲学基础较差，对书中的不少概念、思想，感到不好理解。不过，受西方哲学家精彩思想的吸引，我硬着头皮一页一页读过去，并不觉得有多么辛苦。在工厂期间，我也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了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四书集注》、若干1949年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学语文课本，甚至还有一本《胡适文存》。在当时，这些书有的属于“禁书”，好在我与周围工人师傅的关系不错，他们对我读什么书也不感兴趣，我的阅读没有遇到麻烦。

 

1973年，厂里传达了中央的新政策：在工厂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要“归队”，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不再当工人。我提出留在车间当技术员，厂里说我是师范学院的学生，专业不对口，没有同意。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当行政干部，或者去学校教书。我没有犹豫，决定到学校当老师。我所在的工厂和山西师范学院在同一个城市，平时我和学校的老师联系较多，于是同他们商量，想回母校工作。老师们热情欢迎，但是学校考虑到我在大学只学习了不到一年，当教师有困难，只能搞行政工作或者到实验室当实验员。于是，1973年10月，我成为山西师范学院化学系实验室的实验员。

 

“文革”又一次“帮了我的忙”。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政治学习任务加重，内容涉及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与法家等思想派别之间的斗争。教化学或者生物学的专业课老师对学习内容感到十分生疏，相比之下倒是我知道得比较多，讨论中我的发言也受到大家的重视。1974年3月的一天，我们正在政治学习，进来一位学校人事处的干部，说已经有两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入学，可是全校只有三名哲学教师，许多系开不出哲学课，他问专业课老师中有没有人愿意教哲学。老师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无人响应。人事处的同志正准备离开，一位生物教师突然说了一句：“让小安去吧，哲学方面他懂得不少。”就因为这样一句话，我这个只在生物化学系读了一年书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员，摇身一变，成为山西师范学院的哲学教师。这真是天方夜谭。工作得遂所愿，又有学校的图书馆可以使用，我如鱼得水，夜以继日恶补哲学专业知识。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作为公共课的哲学课没有教材，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不局限于哲学著作。我讲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这些著作也只能边学边讲。

 

在我们这代人中，我的上述经历具有普遍性。十年“文革”期间，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个国家失去正常秩序，人生充满偶然。不甘浪费生命的青年学子只能刻苦自学，等待机遇。

 

实际上，我真正开始自己的哲学人生，是在1979年。机遇终于来了。这一年我顺利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进入以前高不可攀的哲学殿堂学习。1982年拿到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任教。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哲学领域的艰苦攀登。

 

二、探秘“大唯物史观”

 

留在人大哲学系工作，我被分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研室，讲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84年，教研室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教研室领导安排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时研究苏联哲学，准备开设关于苏联哲学的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苏联哲学的基础上，我开设了关于俄罗斯哲学的课程，开始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我讲授的主要课程内容。从1997年到2013年退休，我给哲学系的研究生，也有几次给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这本著作，前后共计17年。

 

在人大哲学系学习以及后来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十几年连续讲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极大地加深了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收获之一是发现了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

 

到人大之前，我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在书中分析了圣西门的基本观点，指出圣西门已经认识到“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第30页），并接近得出如下结论：（1）“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同上，第30页）；（2）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工具是由人发明的；（3）工具的发明，甚至简单的使用，都“需要在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同上，第30页）；（4）“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同上，第31页），而知识的发展又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5）人的天性注定要经历从童年到成年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有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参见同上，第31—32页）普列汉诺夫反对圣西门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创立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决定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人的天性的发展，这一说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他把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同上，第114页）他进而指出，“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同上，第198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行动哲学，也即实践哲学。

 

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原来仅仅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不够的，还需要唯物主义地回答“生产力又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提出，马克思认为人制造工具的能力、物质生产力，是在人改变外在自然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得到发展的。对我来说，这一思想很新颖，令我印象深刻。

 

1979年，我进入人大哲学系读书时，中国出版了两种分别由中央编译局和刘丕坤先生翻译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国内兴起思想解放运动和人道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涌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其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以及西方学者的热捧，在我国学术界风靡一时。我自己在阅读后思想受到很大冲击，感受最深的是书中的唯物史观思想。马克思在书中明确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这里表述的是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它与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些原理完全不同，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作用等。具体来说，其一，它讲的不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人的发展，就是说，处在马克思历史观中心位置的是人；其二，它突出表明马克思是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历史的，而不是用生产力；其三，马克思的历史观涉及的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其中也包括自然界，当然还包括人，而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其四，马克思还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思想，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什么如此重视自然界的发展？对这些问题我一时感到困惑。

 

通过进一步研读，我发现，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85页）。由此出发，“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一思想并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自然界在历史中的作用？原因是在他看来，自然界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他说：“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同上，第161页）马克思是在强调，不论从理论的角度看，即从科学研究、艺术审美的角度看，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即从人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的角度看，自然界（主要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人化自然）都对人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最终取决于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则被马克思归入人化自然，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说社会环境影响、决定人，归根到底是人化自然和人的实践活动在起决定作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改变了劳动工具（人化自然），劳动工具决定了生产力进而决定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反过来决定人。

 

归结起来看，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劳动实践改变自然界（也即自己的自然环境），被改变的自然环境一方面直接改变人，另一方面通过被改变了的劳动工具（生产力）进而改变社会关系也即人的社会环境，从另一个方向改变人。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改变自己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反过来又改变人；被改变的人再次改变环境，被第二次改变了的环境又第二次改变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人与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就是历史。所谓“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指的就是这个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曾专门论述过人的欣赏音乐、绘画的能力是如何发展的。他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参见同上，第191页）起初，我无法理解马克思讨论人的审美能力问题的意图，但当认识到他把历史理解为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人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的过程之后，我的困惑顿然冰释。

 

至此，我发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出的是一种大唯物史观。它着眼的不仅是人类社会，还有人、自然界，处在中心位置的是人；它强调的是人、自然界、社会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人是大唯物史观的中心：人发动的实践活动是人自身、自然界、社会协同发展的动力来源；马克思之所以要考察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机制及规律，因为他看到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通过考察自然界、社会的发展才能对人的发展作出科学解释。当然，用生产力的发展解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它们涉及了作为人化自然的劳动工具如何改变社会关系进而改变人。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但并不代表唯物史观完整体系的全部内容。而且，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作为人化自然的劳动工具，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在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

 

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许多问题感到豁然开朗。例如，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什么用不小的篇幅讨论黑格尔哲学，学术界众说纷纭，我自己也曾感到费解。认识到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后，我明白了，马克思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从哲学的高度为大唯物史观作论证，或者说是为了说明它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在讨论黑格尔哲学时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第205页）这里说的正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改变人”，通过这种相互作用，人和环境均得到发展。换言之，马克思是在阐述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辩证法。

 

前面提到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思考，他把人制造工具的能力的发展归结为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其实这正是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这种“人化自然”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步的。由此，我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条首先批评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认为其“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同上，第500页）。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接着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同上，第500页）可见，如果不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环境的改变，即使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例如强调物质生产力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也未必就是唯物主义理论，因为人们可以用天才人物的思维创造解释劳动工具的更新。

 

研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获得的上述认识，极大地帮助了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形成了他的大唯物史观，但是没有集中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他们的唯物史观思想的最初表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3—514页注释②）其中一处经典论述是：“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545页）

 

这一表述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这种观点表明”等说法，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自觉地正面阐述他们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从内容看，这一表述的特点在于：其一，它把劳动实践放在全部历史观的基础地位；其二，在讲到劳动实践的作用时，它强调“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关于环境，上述引文明确指出包括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而大家知道，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可见，马克思所讲的环境既包括自在自然，也包括人化自然（主要是劳动工具），还包括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是对上述思想的高度概括。每一代人都受到上一代人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环境的制约和决定，同时他们自己的实践活动再次改造环境，被他们改造的环境则成为制约和决定他们自己后代的因素。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都在改变环境，环境由此不断改变，不断改变的环境又回过头来不断改变人，由此形成历史。

 

上面这段话无疑具有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意味。虽然叙述不够完整，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唯一一处对唯物史观思想的自觉而全面的阐述。稍加比较便可看出，它和前面分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之后的阅读中发现，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他们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述。例如同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同上，第540页）

 

上述唯物史观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劳动实践活动为基础，强调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人、自然界、社会是我们面前的全部现实存在；劳动是由生理构造决定的人的类本质，只要人类存在，就一定有人的劳动；只要有劳动，就一定有“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改变人”，就有历史。它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空间上涵盖人类现实生活一切方面、时间上贯穿人类这个物种存在始终的无比宏大的历史画卷，是真正的“大唯物史观”。

 

今天，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强调社会共同富裕、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再告诫我们要高度重视自然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阐释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论述中，大唯物史观至关重要。大唯物史观不仅关注社会，而且关注自然界，尤其是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揭示了人、自然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机制，其意义在今天突出地显示出来。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并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唯物史观思想。（参见安启念，2008年）此后在多种著作中都有涉及，比较详尽的论述在《哲学家》2020年第1期（臧峰宇主编，202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新解》一文中。（参见安启念，2021年a）

 

 

三、走进“新唯物主义”

 

大唯物史观的发现拓展了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影响了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等领域都有许多有待我们研究发掘的新思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以及在南斯拉夫实践派、苏联哲学的“认识论派”的理论中，实践都占有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它被认为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有人提出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认为物质本体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是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实践本体论。（参见《陈志良文选》）我不赞同对实践作本体论解读，但是我们以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实践，也确实压低了实践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意义。因为马克思的整个历史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肯定实践活动的意义。我没有参加20世纪80年代末哲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但是如何认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地位，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让我困惑。该条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马克思没有否定旧唯物主义，也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它们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世界，主张世界的物质性，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的批评集中在“只是”二字上，他认为旧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同时还要从实践活动、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外部世界。问题是，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具有两种世界观吗？

 

借鉴大唯物史观对世界的理解，通过反复研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我认识到，一个人同时有两种关于同一个外部世界的世界观是可能的。马克思本人（包括恩格斯）就是如此。关键在于，对同一个事物人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从世界的本原、本体的角度观察世界，思考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由此形成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笼统地说，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世界的物质性，而实际上“物质”这一概念是思想抽象的产物，并不是实际的存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旧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11页）旧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它所说的就是这种抽象的物质，作为概念存在的物质，它撇开了实际存在的各个事物的“质的差异”。一方面，就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不论实际存在的各种事物在形状、性质、功能等方面有多少“质的差异”，它们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从回答“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人出发，从考察事物与人的关系、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出发，那么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恰恰是以前被“撇开”的形状、性质、功能等“质的差异”。从第一个方面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的物质性；从第二个方面出发，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具体的物质存在、物体对人的不同作用，以及它们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简言之，前者形成的是旧唯物主义，后者形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倾注毕生精力的只有一件事，即实现人类解放，他们的哲学研究当然以人为中心，最终目的是探索人的发展规律。因此他们承认“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物质性，更关注这些物质存在与人的关系及对人的影响，因而也更加重视它们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批评旧唯物主义无视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认为它是“抽象唯物主义”。（参见同上，第57、193、528、529页）

 

从人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必定注重各种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功能等对人产生影响的具体特征。然而一旦关注物质存在的形态、功能等具体特征，便立即可以看出，这些特征并非物质所固有，并非万古不变，它们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同上，第528页）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人为中心，因而必然重视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和功能，他的唯物主义是新的、具体的唯物主义；由于重视物质存在的具体形态和功能，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因为人们面前的各种物质存在，以及它们的形态和功能，都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一旦把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它与实践活动的联系便立即凸显出来。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面前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同上，第528页）。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必定把生产实践作为“普照的光”，作为观察整个世界的独特角度，因为这样才能看到现实物质世界的历史性，看到并理解形态与功能各异的现实的物质存在。对实践活动的这种理解包含了马克思独特的辩证法思想。正如前面所引述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正是大唯物史观“人改变环境，被改变的环境改变人”所体现的辩证法。马克思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所描绘的物质存在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但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同时把人以外的世界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及产物来看待，因而他的辩证法思想中体现着人的作用，除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还有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辩证法。

 

我很快发现，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特别强调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创造作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同上，第500页）我们一直认为，这段话是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马克思这里不是在讨论认识论问题，而是在驳斥唯心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在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中提出，人们应当从实践出发看待面前的客观世界，即把它看作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产物。我们知道，实践活动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而改造的方案是人的思维创造的，因而只有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思维的创造作用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实践，从而理解我们面前的客观事物，理解它们的形状和性能。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是人的思维创造了它们。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要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思维的创造作用。问题在于，作为唯物主义者，对思维创造作用的肯定怎样才能与唯物主义立场相一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实践的结果是人的思维创造的，但是只有与客观规律相符合的思维创造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才有现实性和力量，而不是没有此岸性的胡思乱想。实际上，实践活动中的思维创造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以思维创造的形式反映客观规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即是在说人怎样才能认识客观规律：思维大胆地创造，猜测它们，然后通过实践活动来验证创造结果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

 

这里说的不是真理标准问题，而是人如何反映客观规律的问题，是认识方法问题，是认识论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大家知道，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存在于现象之后，人无法直接感知，只有借助思维的力量才能从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从单个的事物扩展到它们的联系。以往我们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这完全正确，但反映论所涉及的是认识的本质，不是认识的方法。在认识的方法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凭借感性认识的积累就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与联系，在这里，思维创造的作用必不可少。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正是从实践的角度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实践方案正是思维创造的结果。因此，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内在地包含思维创造活动。

 

到此为止，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把人的发展作为关注的焦点，它是现实的唯物主义，重视事物的特性、功能及其对人的作用，并认为这些特性、功能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它看来，事物的运动不仅遵循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而且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作用是人的实践活动改变客观世界引发的辩证运动。由于从实践出发观察世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内在地包含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揭示了正确反映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具体机制，是真正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以上观点是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思想的完整认识，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现出崭新的面貌。作为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思想的整理和阐述，我写了《唯物史观新解》（参见安启念，2021年a）、《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参见安启念，2021年b）、《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再认识》（参见安启念，2022年a）、《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创新哲学初探》（参见安启念，2022年b）四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哲学家》和《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大唯物史观与新唯物主义展开的，前后发表了近200篇论文，并且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参见安启念，2009年）、《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参见安启念，2016年）两部专著。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即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自己国家的革命实践需要出发来阅读理解、选择运用从而丰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依据这一认识，我于2004年出版了《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参见安启念，2004年）一书，该书现在正准备出第4版。

 

四、俄罗斯哲学研究与“新轴心时代”

 

自从1979年进入人大哲学系学习，我就成为图书馆外文期刊阅览室的常客。我对苏联最权威的哲学刊物《哲学问题》（月刊）每期必读，《哲学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每期都要浏览，《真理报》《独立报》《文学报》也时常翻阅。1984年以后，为了研究苏联哲学，我阅读了从1947年创刊直到1987年总计40年的《哲学问题》。1988年12月到1989年12月，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大学学习进修一年，此后又分别于1994年、2001年在莫斯科大学做为期6个月、3个月的访问学者，再加上几次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参加学术会议，总计13次到俄罗斯访问。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退出舞台，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兴起。随着这一形势的变化，在苏联哲学之外，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

 

关于苏联哲学研究，我首先通过对原始资料的艰苦梳理，对它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作出了概括，成果是1990年出版的《苏联哲学70年》（参见安启念，1990年）。我很注重从文化、历史乃至地理环境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发展，于1994年出版了《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参见安启念，1994年）。苏联解体后，社会发展方向成为俄罗斯哲学界和整个社会的深刻关切，2003年，我的专著《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出版。此外我还在俄罗斯的刊物上发表了13篇关于列宁哲学思想、苏联哲学、俄罗斯哲学的论文。我的工作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的肯定：2003年我被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聘为《哲学问题》（先后为苏联和俄罗斯的主要哲学刊物）的外籍编委；2014年俄罗斯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列专门条目对我和我的成果作了介绍。

 

在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研究中，我最重视的是И.T.弗罗洛夫（И.T.Frolov）的思想。弗罗洛夫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1999年去世，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哲学的核心和领袖。他曾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苏联哲学和苏联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哲学思想的立足点是全球性问题。他认为，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资源、环境、气候、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全球性问题，人类面临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价值目标，出路是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人”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把自己的思想称作“新人道主义”。

 

弗罗洛夫的思想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哲学在当前时代围绕全球性问题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这同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相吻合，另一方面他就人类面临的危机向全人类发出的警告深深地震撼了我。进入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气候问题空前严峻，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对人类的未来表示深刻关切甚至忧虑。最近几年，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技术取得革命性进步，生产力出现爆炸式发展的可能。与此同时，不仅人与自然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且人工智能将把大量人口甚至是大多数人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这将是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要控制这种局面，保证人类的继续生存，必须改变自有人类以来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学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文明面临的是一场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更为深刻的历史性转折，这是人类的“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将为人类文明确立新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它在呼唤新的哲学。

 

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阅读弗罗洛夫的著作，后来在他的著作，以及他担任《哲学问题》主编时召集的“圆桌会议”讨论和发表的论文中，我知道了什么是全球性问题，知道了罗马俱乐部和它的一个又一个有关全球性问题的“报告”，也知道了苏联、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全球性问题的高度重视。由于获得了以上认识，我对弗罗洛夫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重大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让我深感震撼。他在书中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汤因比，第31页）他说得很清楚，再不改弦易辙，人类这个物种就要灭亡。从2010年开始，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研究弗罗洛夫，与他的学术助手、他的夫人、哲学家Г. 别尔金娜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并花费七年时间写成了专著《新轴心时代与И.T. 弗罗洛夫：И.T. 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研究》（参见安启念，2023年）。

 

全球性问题以及它对人类文明构成的潜在威胁深深地抓住了我，我意识到，当今人类文明需要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否则必将毁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面临历史性转折，迫切需要确定新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孔子、释迦牟尼、犹太教的先知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伟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新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改变，它在呼唤新的哲学理论。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担此重任，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文明的未来。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了大唯物史观，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打开整个世界历史的钥匙，把人、自然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把人作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把自然界包含在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视野之中，这是任何其他哲学理论都无法比肩的。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深刻揭示人类文明所遇危机的原因，并且为克服危机指出科学道路。

 

就我而言，对新轴心时代的重视和研究，是长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苏联哲学研究、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交汇。回过头来看，好像我的哲学之路事先已经被安排好，几个方向上的研究要在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后在这里“会师”。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人的理想信念教育，关注保护自然，重视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又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人类文明当前遇到的种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所造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针对这些危机提出的，包含了解决危机的基本方针，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成功实现文明转向意义重大。由于长期关注各种全球性问题，也由于对弗罗洛夫的思想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对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重大转折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思想也高度重视。继续研究新轴心时代，投入到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安启念，1990年：《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

1994年：《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通往自由之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a：《唯物史观新解》，载《哲学家》2020年第1期，人民出版社。

2021年b：《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22年a：《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再认识》，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022年b：《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创新哲学初探》，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2023年：《新轴心时代与И.T.弗罗洛夫：И.T.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研究》，商务印书馆。

《陈志良文选》，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2008年：《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

普列汉诺夫，1961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汤因比，1992年：《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述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亚敏摘自《中国哲学年鉴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