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同行，也已经退休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聊起来，说起哲学方面的话题。他说，他本科拿到的是哲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拿到的是哲学硕士学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一直就没有真的弄明白所谓哲学的一般性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他，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教了这么多年哲学，也研究了其中不少问题，怎么到了今天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很坚决地说，他对所谓哲学的一般性概念，或者所谓一般性意义，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看到那些极为抽象和空洞的文章，他就非常厌恶，没有任何想要阅读的兴趣。他说，在年轻时，他对辩证法还是很有兴趣的。不过在那个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并不真的懂辩证法。大约在十多岁的时候，有人给他拿来一份毛主席在延安讲课时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油印的。其中就有《矛盾论》和《实践论》，另外还有《时空论》等其他部分。当时，这份《唯物辩证法大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看了很久，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就是兴味很足，特别是《时空论》提到相对论的时空观，有关时空也是变化不定的，并不是所谓绝对的。这让他感觉非常新奇。后来也很喜欢跟同学聊起这样的话题，但在实际上他是似懂非懂，其实就是不懂。在读大学时，他读了一些书，也上了一些课。欧洲哲学史是其中的选修课，他听起来也毫无兴味。但是后来他报考研究生时，欧洲哲学史是必考的。他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读这一类书。后来他读研究生时，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感觉还是很有收获。当时，西方现代哲学在中国似乎也开始火了起来。有位复旦大学教授编写的《现代西方哲学》他也拿来读过。然而他只是在翻看，感觉还是读不进去。在他看来，这些东西距离中国的现实太远了，那些空洞概念的堆砌，既无美感，也不实用。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精神现象学》他也是翻了翻，但是读不懂。而《小逻辑》中正文部分他也感觉很难懂，但是在正文之外的“附释”与“说明”部分还是比较好懂的。据说这是黑格尔讲课时的内容。这引起了他阅读这部分内容的兴趣，也感觉到黑格尔用这种方式所写的思辩哲学，还是很了不起的。然而，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叔本华、尼采，以及后面的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他还是读不进去。后来有一位哲学博士告诉他，福柯的书更难懂。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学者读了他的书，也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人们还是非常疯狂地崇拜他。这也让我们这位同行对此非常不理解。在读研究生时，这位同行选修了《数理逻辑》这门课，还选修了《集合论》和《图论》。他认为，集合论和图论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学得还不错，而对于数理逻辑，他也想学得好一点，但就是感觉太难，好多题目他不会做，因为要预设一些引理。而他在这方面简直就是一窍不通。不过，通过学习数理逻辑，他开始想了解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而且他感觉，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比起什么现象学之类的哲学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意思。现象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学派。他觉得这个学派对他没有亲近感。即使对于与逻辑实证主义有关的分析哲学，他认为似乎实际意义也并不大。他说，有人问他是搞什么专业的，他都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是学哲学专业的。严格说来，他真的没有在所谓纯哲学专业方面下过多大的功夫。然而，在他看来，还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更有现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早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虽然今天普通的读者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在多读几遍之后，还是能懂得不少东西。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没有什么涉及所谓纯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主要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特别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极为了充分的论述。当然，包括列宁在内，都认为，在《资本论》中，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逻辑的辩证法，也有非常严格的思维逻辑。只是我们在讲《资本论》的时候，不太能有太多的精力专门讨论《资本论》中的哲学与逻辑问题。倒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当中，论述得更多一些。我的这位同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方面，关于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恩格斯与列宁可能研究得更多一些。当然，他们的研究都不是绝对抽象的纯思辨，总是非常接近资本主义的实际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实践问题。同行说，对于这种非常联系实际的理论著作，很容易引起他的阅读兴趣。阅读这样的著作，能有很多的收获，而且从来没有枯燥的感受。老同行说，如果现在别人再问起他的专业是哪个领域，他只能说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老同行也很谦虚，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得也不能说有多好，但是这个领域就是能引发他很大的兴趣，而且乐此不疲。特别是在唯物史观方面。他感觉，这个领域比任何现代西方哲学所研究的领域都更伟大、更丰富。他说，唯物史观所建立的实践基础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全部变化、全部文明都建立在生产的过程之中。人类的生存依靠生产，人类的繁衍也依靠生产。所以我们不论如何发展我们的社会，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如何使我们获得科技与文明的进步，都必须牢牢地依靠生产。他说，马克思非常赞同大卫·李嘉图的一个观点，生产是绝对重要的，为了生产，人类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为了生产，其他的方面都应该让步。当然，马克思并不完全认同李嘉图的全部理论，但他确实认为李嘉图特别重视生产的观点非常重要。老同行还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思考。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个关于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封建社会，是不是中国与西方都是同一个东西。有中国学者认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历史。老同行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真还不是完全同一的东西。单就“封建”二字来说，在中国，主要存在于东周以来的春秋、战国时代。自秦汉之后，原来那种分封的制度已经逐渐消亡了。但在欧洲，并不存在这样的封建制度。他说，他查了一下英语中feudalism的意思。英语辞典的解释是，这个词是指一种中世纪存在过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人民从高等级的人们即贵族那里得到所给予的土地和人身的保护，但是他们要为贵族干活劳动，而且参加贵族的军队为他们战斗，以此来回报那些高等级的贵族。这样的社会，与中国的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两者不可同日面语，虽然汉语把这个词译成封建主义，或者封建社会。但在很多方面，两者都很不同。但是如果从生产方式来看，两者是有很多近似的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农民通过土地依附于地主阶级，欧洲的农奴也是通过土地来依附于欧洲的地主或者农奴主。但欧洲农奴的依附性比中国的农民要强了不少。生产力的水平对双方来说也差不多。这样来理解中国与欧洲的那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可能就更能说得通。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与西方的所谓封建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关，全世界都绕不过去。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定要扩张到整个世界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论断，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基本都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与今天现实的。过多纠结于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没有多大的必要。听了老同行的话，感觉受益非浅。虽然有些观点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但是他的这一番谈话确实能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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