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懋仁｜中国社会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未来发展

  2024-12-29
   

   

  
  

  在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与重视的思想观点。或许，这些思想和观点当时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苏联的教科书在提到苏联社会矛盾的时候，总是有点掩盖，或者有些主观的想象。例如，苏联教科书认为苏联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毛主席则认为，任何矛盾都是无法调和的。要么矛盾最后被解决了，要么随着事物的发展，原有的矛盾转化为新产生的矛盾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阶段中的矛盾，党的八大已经讲到了。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的矛盾。当时的论述与现在我们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的论述是非常接近的。应该说，在主要矛盾之外，还会有其他非主要矛盾。虽然说，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总归那么其他的非主要矛盾还是要花一些力气去解决的，那些非主要矛盾自己不会自动就化解了。对于这些非主要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应该回避的。或许这些非主要矛盾解决起来也并不轻松，回避矛盾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有一个矛盾就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的，而这一类矛盾的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需要使用对抗性的方式或者手段。然而它们之间的矛盾确实也是存在着的。毛主席说，讲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不讲所有制关系。《资本论》基本很少数讲所有制关系，因为在《资本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种所有制关系，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关系。当然，除了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关系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于地主所占有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关系。但这样的私有制关系虽然与资产阶级私有制关系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过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关系的一种附属物，或者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关系的一种变形。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关系与非公有制关系的确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并且必须认真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党在当前，针对这两种所有制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论述，即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还有两个“必须毫不动摇”，都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两种不同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然而，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所有制关系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不可能长期凝固不变。那么所有制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就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么这就必然影响到如何正确处理两种所有制关系的问题。

  毛主席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了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的所有制关系的各种变化。那么针对今天的中国，我们也需要对在现实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所有制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公有制成分肯定会不断地有所增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有相当一批非公有制经济将会融入到公有制经济当中。

  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的土地私有制。后来又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村个体的土地私有制改造为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工业领域，我们通过公私合营，将一大批私营工业企业融入到半公有制半私有制的这样一批企业当中来。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不断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要做大做强做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为了适应中国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当下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平衡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需要加以保留，而且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然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的总趋势，必然要求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逐渐融入到公有制经济的成分之中。例如，类似于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今天的中国，则有可能通过某种新的形式来加以实施。有些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先实现部分企业之间的联手、联营、合作、协作等形式，同时推行不同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员工持有股份的各种形式。再进一步，这些新型的非公有制联合企业既可以与国有企业，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更多的合作或者联营，也可以将这些非公有制联合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加深加紧更进一步的合作，甚至实现最终的合并。这些做法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经济中的公有制关系，将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形式。这都需要广大劳动群众在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所创造出来。这种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扩充，不需要任何行政上的压力，更不需要任何官员的敦促，基本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而自然产生的。当然，自然不等于自发。自发是有盲目性的。自发的盲目性会让路子走向某种偏差。而所谓自然，更是人们在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发现规律，研究规律，最后遵循规律而采取适当的行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公有制经济占有比例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或者高级阶段的必要过程。总的发展趋势是水到渠成。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在水到之前，相关的水渠也需要提前规划、提前设计以及进行必要的预加工。没有这样的准备，所谓水到，不仅不会渠成，甚至会出现冲破必要的规范，而形成大水漫灌。这就不再是适合生产力的必要措施，而有可能成为损害生产力的某种灾害了。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但认识在某种情况下，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前走出一两步。作战要靠大部队，但作战同样需要前出的侦察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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