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随着人口快速转变和老龄化持续加深，我国开始调整优化退休政策，将于2025年起用15年时间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退休年龄延迟虽可以直接提升劳动参与率、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但也会深刻影响家庭的内部分工和资源配置，对人口转变和劳动供给的长期趋势产生深远影响。以渐进方式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契合我国家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现实背景，体现了我国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有助于缓解公共政策对微观家庭的可能冲击，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在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国家庭形成了不同代际相互支持的内部安排，不仅体现为父母关心照顾子女成长，而且长期延续着隔代抚养和养儿防老等“隐性契约”，对家庭生育选择和风险防范有着重要影响。家庭隔代抚养表现为家庭内部老年人在时间上和物质上帮助子女抚养孙辈后代，直接降低了家庭生育成本；家庭养儿防老表现为家庭内部子女和孙辈后代关怀和赡养老年人，直接提高了家庭生育收益，二者都有助于稳定人口生育率。延迟退休会直接影响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提高年长劳动者的劳动年限，既会挤出其隔代抚养孙辈后代的时间，又会增加年长劳动者的劳动收入，降低其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因此延迟退休可能造成年轻家庭减少生育数量。因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之间存在一定替代，生育数量下降会伴随生育质量提升，即家庭会转为提高单个子女的教育投入，进而有助于劳动者积累基础知识，提高综合素质。由于养育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一定权衡，生育数量下降会减少劳动者用于家庭养育活动的时间，带来劳动供给时长增加，从而有助于劳动者积累工作经验，提高专业技能。总体而言，延迟退休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限于直接提升劳动参与率，改变劳动供给的水平值，还会通过弱化微观家庭的隔代抚养和养儿防老激励，在长期影响人口生育率并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改变劳动供给的增速和结构。由于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劳动者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存在显著差异，评估延迟退休对人口转变和劳动供给的长期影响还须关注收入差距和性别差异。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生育时间成本相对较低，教育投入成本相对较高，且预防性储蓄也处于较低水平，使得这类家庭的养儿防老生育动机较强。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养儿防老机制的弱化作用在中低收入劳动者中将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差距，而家庭性别分工中女性又承担了更多的生育时间成本和隔代抚养责任，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隔代抚养机制的弱化作用在女性劳动者中更为显著。总体而言，延迟退休通过隔代抚养和养儿防老机制对人口转变和劳动供给的长期影响在不同类型家庭中具有差异化表现，也会由此形成一定的再分配效应。总之，评估延迟退休的经济影响应重视其对传统文化下家庭内部的隔代抚养和养儿防老机制可能产生的冲击。延迟退休并不只是简单提高劳动参与率，还可能加快人口转变和劳动供给结构转型趋势，对不同收入和不同性别的劳动者也有着差异化影响。以渐进方式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既有助于在一段较长时期逐步释放政策对微观家庭的影响，加强对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也能为顺应人口和经济结构变化以调整优化相关政策提供时间，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因此，我国应在以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等原则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同时，配合推出与民生建设相关的公共政策。一是全面支持和鼓励生育，保障多子女家庭的基本居住和教育需求，强化生育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尽快提升青年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减少就业性别歧视，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三是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有效缩小养老待遇相对差距，健全个人养老金制度，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支持力度。四是促进经济结构与人口和劳动结构协调互促，稳步提升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和智能化转型，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产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结构重大转变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23&ZD044）阶段性成果
（作者：郭凯明 王钰冰，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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