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 唐缘：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分析条件和理论地位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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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骏 唐缘：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分析条件和理论地位
2024-10-12
【摘要】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对于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分析为既定理论前提，根据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具体剖析俄国公社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于它的各种力量而得出的综合结论。因此，我们既不能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来否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也不能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来否定东方落后国家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为东方落后国家指明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以社会主义和其他任何非资本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继承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批判性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廓清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分析条件和理论地位，为我们排除流行于国内外的重塑、重构、重建唯物史观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为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分析条件和理论地位
——兼与张一兵和孙来斌教授商榷
丁堡骏 唐缘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突出的事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率先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人民革命的热情，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20世纪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走向低谷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社会走向未来书写了辉煌篇章。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功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新形态仍处于实践探索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面临着如何破除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在其之前建设社会主义的魔咒。我们认为，20世纪甚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谜团没有解开，归根到底还在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认识上没有突破旧的固有樊篱。本文试图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理论论证与唯物史观运用于解释一国发展道路区别开来，以便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关于唯物史观认识所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一、唯物史观的论证或证实与唯物史观在俄国公社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对资本主义进行哲学批判取得了唯物史观方法论成果。50年代以后马克思又进一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阐述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的理论研究是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典型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解剖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麻雀”而获得了作为人类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依赖于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分析。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却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在《资本论》俄文译本于187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时，俄国思想理论界便发生了围绕俄国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命运所展开的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所阐述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俄国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及俄国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问题。《祖国纪事》杂志1877年10月发表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法庭上》一文。该文认为《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部分，将迅速使用暴力方法瓦解农村公社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案，作为痛苦的不可阻挡的必然规律选择推荐给了俄国。为了纠正米海洛夫斯基这篇文章对《资本论》方法论的错误解读，马克思于1877年10月至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下简称《致信》)。1881年2月16日马克思收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来信反映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资本论》论证俄国农村公社必然灭亡，俄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必然。马克思收到这封来信便着手写回信解答《资本论》中为什么没有包含能够论证俄国公社必然灭亡的理论。这些思想体现在最后标注日期是1881年3月8日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其间写作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含初稿、二稿和三稿))。综合分析《致信》和《复信》及其草稿中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坚持将《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主导的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规律作为理论前提和历史大背景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在马克思那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径直走向共产主义，这两者之间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规律。它们之间的分析层次不同，其分析结论、意义也不同。前者是马克思以人类社会自16、17、18至19世纪以来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为典型，揭示作为人类社会的运动总体走向和规律。这样揭示出来的规律，不会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大的发展阶段上还有局部的部分地区例如俄国还有农村公社、印度还有印度公社和中国个别地区还残存原始部落，这些局部地区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个别现象而有所改变。后者则是在前者分析理论而得出的客观规律起支配作用的前提条件下，具体分析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是否有必要重复走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因此，不管后者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何，它都不是对前者的否定。也就是说，不管俄国公社是否走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马克思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分析出来的人类社会的总规律是不会被否定的。当然了，不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也不意味着要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和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教条和公式简单地套用到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身上，进而得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必须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不能将唯物史观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与唯物史观的论证或证实相混淆
通过以上对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问题的梳理，我们事实上给出了一个唯物史观证明和唯物史观运用的理论层次的观点。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论证或证实与唯物史观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运用之间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现了理论混乱。其中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在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具体运用的理论地位，不恰当地抬到了与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论证具有相同层次的高度。由此这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由于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存在与西欧不同的东方社会国家的特殊历史，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形态的唯物史观已被这种多线条的历史道路所证伪。为了能够反映出这种多线条的历史发展道路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重构”唯物史观方案，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这种思维范式也影响到了中国，最近我们读到张一兵教授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的文章，强调马克思在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历史性认识里，重新标识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性，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逻辑边界”。[1] 张一兵教授的意思是，马克思由于晚年阐述了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而将自己《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划定了仅仅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张一兵教授坚持从《复信》及其草稿中解读出了俄国社会存在着一条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全新社会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张一兵教授的这个研究，与那些以马克思所谓理智态度没有表明自己观点为由否定马克思为俄国指明了跨越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的研究相比，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不是要划分为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是不是仅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是不是要重新改写唯物史观等等问题上，我们和张一兵教授还是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的。现在我们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阐发出来，希望通过学术争鸣的方式向张一兵教授和学术界的同仁进行请教，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积极探索能够推动学术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学术讨论和理论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有一段文字：“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一句话，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2] 张一兵教授援引了马克思的这段文字以后肯定地说：“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3] 张一兵教授还专门用自己的语言陈述了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人首先要吃喝穿住，为满足直接生活资料的需要而进行生产，但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本质是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制造’，改变自然中的‘外界物’而获得用在性的‘使用价值’，这是不变的社会定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4] 如果我们能够将张一兵教授自己造词造出来的新名词归还它们的本意，即“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回归为物质生产、将“用在性‘使用价值’”回归为使用价值、将“社会定在性基础和发展基础”回归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张一兵教授这里所说的意思无非就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吃穿需要就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以便生产出这些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分析张一兵教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来的这个思想，马克思是不是有意把它高看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著。在那里，马克思首先对洛贝尔图斯和瓦格纳等德国教授的逻辑陈述如下：“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5]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在讲自己是从“社会物”出发，具体到《资本论》是从作为社会物的“商品”出发的真理性，也就是在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而反衬的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即反衬洛贝尔图斯和瓦格纳从概念出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先验的价值概念，然后再从价值概念分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讽刺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二者之中哪一个真实)。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以一种蔑视的语言说道：“在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背后隐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现：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6] 从上下文关系来看，“不朽的发现”是反讽，因此“不朽的发现”不应理解为真正的科学发现，而应理解为马克思对于庸俗经济学家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可怜虫形象的描述和讽刺。另外，在“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这句话后面的那个括号中的内容也可以映衬出马克思在这里是在讽刺庸俗经济学的这个可怜的“不朽的发现”。为什么马克思要说“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再继续往下说，说到人穿衣服或要有刀叉，那就露出了人类社会已经脱离了野蛮时代的时代印记了，这就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状态下的需要了，而不是任何社会状态下的需要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继续说到要有床和住房，那就露出了人类社会已经脱离了游牧时代的时代印记了，而不再是任何状态下的需要了。因此，这种捉襟见肘的“不朽的发现”不是一种科学发现。事实上，马克思所讽刺的“不朽的发现”其内容只不过是撇开了任何的社会形式而抽象地议论，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即生产就是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成为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的物品。可见，这个“不朽的发现”由于回避了生产的社会历史性而不能成为任何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了，它也不能成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其前提。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致信》中，马克思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方法作为固定不变的公式套用到俄国公社身上，认定俄国公社必然灭亡的错误，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应该怎么正确运用于分析俄国公社命运。马克思写道：“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 张一兵教授摘录了这一段话以后说：“这里，马克思所提及的分析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个具体时期， 并将其‘分别加以研究’所获得的‘钥匙’, 显然不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而是特指与他自己中晚期经济学研究相对应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认识。”[8] 张一兵教授显然是将马克思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典型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看作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前面我们已经对张一兵教授所谓的广义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张一兵教授将《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是不妥当的。张一兵教授继续说：“马克思已经发现，不能将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变成贯穿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 特别是将这种原发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变成超历史的普遍原理。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重要进展。”[9] 什么重要进展？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唯物史观是分析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因为把它运用于分析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了，它就变成狭义的即仅仅适用于解释西欧历史的了，也不能因为将它扩大范围即运用它分析俄国公社历史，因为多了一次运用它就变成了广义的唯物史观了。现在我们看张一兵教授所谓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历史性认识里，到底有没有“重新标识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性”,有没有“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逻辑边界”。从《致信》和《复信》及其草稿的写作情况来看，马克思是不承认自己的《资本论》理论和方法即唯物史观有什么“逻辑边界”的。张一兵教授所谓的马克思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适用范围划界，其误解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读懂马克思对《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适用范围的说明和澄清。“原始积累”作为特殊的方法脱胎出具有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说明由“原始积累”方法而诞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和认识这种经济规律的方法不具有普遍性。在《致信》中有这样一段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话：“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0] 张一兵教授摘录这段文字之后说：“此时， 开始进行古代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马克思， 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面对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的社会Formation (赋型), 特别是 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 (西欧资本主义), 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区或民族必然通过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俄国存在着的土地公有条件下的公社制度， 所以， 马克思开始明确 Kapitalismus (资本主义) 历史发展道路本身的边界。”[11] 我们看到，张一兵教授这里明确说：“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面对的……西欧资本主义……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区或民族必然通过的历史阶段”。可见，在张一兵教授的认识里，马克思从1877年11月起才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经济学著作所没有注意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限制问题。如果事情真的是像张一兵教授所说的这样，此前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的，那么，马克思在《致信》中对自己《资本论》中对唯物史观认识的错误和不足没有一句道歉或检讨，而一味地批评米海洛夫斯基误读自己的著作，岂不是太霸道、太不讲道理了吗?我们从《致信》中所读到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在《致信》中，对于自己已经出版的《资本论》,无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作为既定事实而存在的《资本论》语言文字角度，马克思都坦坦荡荡地负责任地宣布，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谈到过俄国资本原始积累问题。马克思说：“关于茹科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用来支持它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的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12] 这里马克思的语言，“聪明人”“假如他……能找到……他就会加以引证”“因为找不到……所以不得不抓住……”,所有这些语言都表明马克思是站在何等的高度来俯视米海洛夫斯基的庸俗观点。马克思通过文献资料进一步证明，被米海洛夫斯基抓住作为救命稻草的“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那里说的也不是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必然走原始积累道路问题。马克思用文献证实《资本论》中关于评论俄国文学家观点的插话，是批评俄国文学家赫尔岑的泛斯拉夫观点，而不是批评俄国文学家所在的民粹派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面对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说明和辩护，我们就可以判定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对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纳入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问题模棱两可。《致信》就是要以《资本论》的文本为依据，以对《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正确理解和解读途径，证明俄国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科学发展道路。事实上，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不仅论证了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还实际演示了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这条道路是如何不仅不违背《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方法论，而且恰恰是在正确理解和运用《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方法论才得以论证出来的科学结论。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径直走向共产主义，没有一丝一毫挑战《资本论》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地方。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因为晚年遇到解决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已经意识到”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道路的所谓边界问题。我们不知道张一兵教授所描述的“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面对的……西欧资本主义……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区或民族必然通过的历史阶段”,这个故事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讲出来的呢? 张一兵教授把马克思《致信》所坚持的《资本论》从其方法论和其文字事实都没有俄国原始积累的一以贯之，解读成了马克思的自相矛盾和自己纠正“错误”了!这不是将自己胡乱编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强加给马克思吗?为什么会这样离谱啊?这是因为从张一兵教授的思想理论逻辑来看，只有这样张一兵教授才可以大谈特谈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世界上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不是同一的，甚至从原始部族生活开始就可能是异质性的，所以不能用完全相同的一般社会赋型或者生产方式筑模加以套用”[13]；只有这样张一兵教授才可以，一方面将《资本论》打回到了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巢，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宣布马克思修正了自己早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为契机，高调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张一兵教授所谓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就是宣布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外，还有多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能自由成长，都按照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根本不同的规律成长。这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普适性”的认识不是一般地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问题的局部创新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颠覆。张一兵教授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事实上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认识割裂开来了，进一步将一个时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与这个时代起从属作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混淆在一起了，因而陷入了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无规律可循的认识泥潭。马克思研究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特殊发展道路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正在以铁的必然性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得到贯彻。张一兵教授认定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说明东方社会又有了不同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特殊规律了。办法是通过区别所谓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和西马所谓的人类社会历史就由单一的直线史变成了非单一的可以有多条不同路线的多线史的思路是一致的。这是将唯物史观在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运用，与唯物史观依据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论证和证实，不恰当地抬高前者理论地位所导致的歪曲和否定唯物史观的错误。
三、不能用唯物史观论证或证明取代唯物史观运用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分析
现在我们再来看在处理唯物史观在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与唯物史观证明和证实之间关系问题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孙来斌教授于2007年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上发表了《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一文。14年以后孙来斌教授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马克思的“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2021年版)。我们发现在这部专著中，上面提到的这篇论文一字未改而作为全书的结束语收录在其中。孙来斌教授向学术界展现出来的是他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上的学术观点的始终如一。然而，在我们看来，孙来斌教授一方面以《致信》和《复信》及其草稿为文本依据得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的结论，另一方面又以《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开辟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国际化为依据否定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按照孙来斌教授的东方社会融入世界市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方案，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也必然是口头上宣传，而实际上是使东方社会坠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深渊”。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的小标题下，孙来斌教授写道：“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14] 孙来斌教授的逻辑层次是这样的，首先，作为大前提举出如下理论事实：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消灭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消灭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是在落后国家和民族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落后国家“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5]，客观上促进了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其次，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资本消灭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进一步发挥。最后，孙来斌教授得出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下面我们将要说明，第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不仅有资本全球化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迅速推广的描述，而且还有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激化而出现危机和停滞而预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逻辑的描述。第二，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扩张从而瓦解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激化而出现危机、停滞而预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逻辑的展开的结果。第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世界市场不是永恒存在的可以为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利用的条件。随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市场会消亡的。现实中世界市场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俄国公社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条件，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破坏和瓦解俄国公社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因素。下面我们就来做些具体分析。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客观描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征服落后国家和民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6]。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样还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种情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7]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危机爆发并且即将被新的社会所取代的情景。如果孙来斌教授不带有任何偏见，那么，他在援引《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改造一切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神奇力量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发展和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表现出来的危机、无能、腐朽和即将告别资本主义的情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发展到了其走向灭亡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及其世界市场就没有了过去那种强有力的扩张和征服能力了。况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世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扩张力量不是神话般的越来越强的，而是它的作用力会越来越弱的。第二，历史事实是，俄国公社一直到1861年以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和瓦解掉，而是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表现出某种新生因素。马克思写道：“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1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原始公社不同，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公社既躲过了战争暴力的摧毁，又躲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上升时期的扩张和征服，从而幸运地在全国范围内被保留下来。马克思的《致信》和《复信》及其草稿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处于危机并且即将走向共产主义新社会形态的大趋势和俄国公社躲过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击而幸运地存活下来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讨论公社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而孙来斌教授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俄国公社的崩溃。这与马克思在《致信》和《复信》及其草稿中讨论的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途时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孙来斌教授是通过否定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其存在性的办法，来讨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的。那么，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的考察，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资本消灭和改造旧的过时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呢?尽管孙来斌教授在讲大原则的时候声明要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发现时期和晚年阐述俄国特殊发展道路时期的逻辑区别开来[19]，但是孙来斌教授在将这一大原则具体运用到分析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时候又没有做到将两个不同逻辑区分开来。孙来斌教授不求甚解地拿着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客观描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征服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理论的逻辑，套用到正目睹西欧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身上，因此，在孙来斌教授看来，俄国公社的前途仍然是这样的选择：要么灭亡，要么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生产体系。孙来斌教授在这里关于俄国公社的命运问题所谓给出的答案，事实上是它必然灭亡。与孙来斌教授完全不同的是，在讨论俄国和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问题时，马克思不是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机械套用到俄国和俄国公社上。马克思走的是相反的道路。马克思以西欧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大趋势、大潮流，通过具体分析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俄国公社在这个社会变革的大趋势、大潮流中可以有不同的作为：它不必瓦解，可以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封建生产方式中诞生，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和未来走向灭亡。而马克思晚年遇到的问题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遇到了俄国公社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时期仍然大面积保存下来并且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倾向的经济成分：“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恢复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20] 解决这样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俄国公社的前途命运问题，仅仅靠机械背诵《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逻辑规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的。孙来斌教授重复《共产党宣言》的逻辑生硬地回避了俄国的现实问题，抹杀了马克思对落后俄国具体国情的认真研究和分析，也抹杀了马克思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灭亡一般规律运用到分析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综合运用和升华。用资本扩张逻辑来规定全世界范围内每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使之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生产体系，正是马克思《致信》和《复信》所坚决反对的。不是从俄国公社存在的事实出发，不研究俄国公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把唯物史观作为不研究历史的挡箭牌，这是从根本上无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命题的条件。第三，正是基于上述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和错误的理论前提、历史条件，孙来斌教授得出了错误的论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孙来斌教授“合乎逻辑”地进一步推导：“既然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我们不难从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其内部也应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唯有如此才能与世界市场对接。”[21]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孙来斌教授由此便滑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的行列。那么，在论述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时马克思是否如孙来斌教授所说的劝说落后国家对外主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提出对内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呢？首先，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孙来斌教授在论证这个问题时采用了低劣的移花接木的手法。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孙来斌教授在表达第三个方面的意思时，在“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后面加了一个注释四，这个注释四标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克思在那里究竟说了什么。马克思说：“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作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22]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俄国实现跨越的“历史环境”并不是孙来斌教授所写的世界市场。这种“历史环境”实际上是指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经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与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被推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俄国及农村公社就可以不必亦步亦趋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来从头发展生产力或重新创造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物质基础，而是可以向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汲取物质技术从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这段话意在强调俄国农村公社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存在新生的可能性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为人类完成了生产力跃迁的一个历史使命，俄国及俄国公社要利用机器等先进物质技术来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复信》及其草稿中虽指明了要占有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但这里没有涉及具体的实践，更没有说过一定要通过世界市场来学习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这是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需要积极探索的问题。实际上是孙来斌教授把马克思原文中阐明的这种“历史环境”偷换成“世界市场”,使得错误地呈现为跨越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有且仅有世界市场能够赋予，这是孙来斌教授强加给马克思的。其次，孙来斌教授所谓的“世界市场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23]本身意味着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时候必须要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在场，这实际上是粉饰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永恒化，是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历史语境相违背的。马克思根本没有设想资本主义制度会一直存在，更没有设想会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直到征服每一个民族国家，对落后国家产生二重性影响，还供落后国家汲取资本主义的成就。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世界市场的动荡和灭亡。对于马克思来说，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世界市场的逐渐消亡是同一个大的历史过程。所谓“世界市场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不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相信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永恒存在，倒是一种拜物教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其次，所谓马克思认为俄国国内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孙来斌教授说：“马克思明确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走向新生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要想将非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其自身条件来看，必须消除‘它的软弱性的根源’,即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24] 孙来斌教授在跳跃性地引用《复信》(初稿)关于俄国及其农村公社的论述后，又用自己的话加以编撰和缝合，就使马克思的原文被表现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对内必须发展现代商品经济。首先，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软弱性”，马克思写道：“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25] 马克思在上文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进化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后，论及了俄国农村公社进化的不利因素——它的孤立性。但这并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段尾直接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即“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并没有任何文字提及俄国农村公社必须通过现代商品经济来消除公社之间的“孤立性”。其次，我们再来分析孙来斌教授所谓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马克思写道：“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26] 孙来斌教授把此处理解为马克思指明俄国应该建立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马克思这里是在上文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之后，紧接着他又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提出俄国“社会新栋梁”可能会否认存在这种跨越的可能性。马克思反驳俄国“社会新栋梁”否认跨越的可能性的观点，马克思的论证方式是以“社会新栋梁”自己以往的没有意识到的跨越行为来证明“社会新栋梁”否认存在这种跨越的可能性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是马克思论证人类社会存在跨越道路而举出的一个以往俄国社会包括“社会新栋梁”在内的人们所实际经历过的跨越发展的例子。马克思用这样的例子来回怼“社会新栋梁”和自由派精英，而不是马克思论证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要在俄国社会建立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复信》及草稿中马克思论证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跨越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时并没有劝说俄国去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也是最终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程。当然了，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过程中，是不是要灵活地运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这是一个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政策选择问题。无论如何，孙来斌教授所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跨越”理论的“深层内涵”，这样的认识一方面否认了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27]，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割裂和否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将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界定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内涵，表面上赞同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际上又是让落后国家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本身就是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假跨越卡夫丁峡谷真坠入卡夫丁峡谷。本文分析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分析条件，阐述了唯物史观的论证或证实，与唯物史观在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用相区别的观点。我们主张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研究对象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与马克思晚年运用上述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运动规律论证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开来。阐述了唯物史观论证或证实，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起主导作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分析对象，得出人类社会必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结论。这种分析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论证和证实。而利用唯物史观的上述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进一步分析处于从属地位的俄国公社(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俄国公社)得出其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发展道路的结论。这两种分析所得出的理论结论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是前者贯彻和实现的一个局部情况。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不恰当地抬高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运动一般规律在俄国公社特殊历史条件下运用所得出的历史结论的理论地位，把它和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证实放到同等地位并以此走上怀疑和否定唯物史观道路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商榷。与此相反，本文对无视俄国公社的特殊历史条件，不重视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特殊历史条件的分析，而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证实即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及其结论当作教条，用这种教条来解释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的观点进行了商榷。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商榷，我们消除了国内外“重塑”“重构”“重建”唯物史观和各种对唯物史观进行怀疑和否定的错误倾向所由以出发的所谓的唯物史观出现了范式危机的思想基础，从而维护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及其运用层次的系统性的科学认识。事实证明这不是我们对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过度解读。我们认为，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不足，面对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推进与面临的困难和危机，特别是面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各种怀疑和否定的混乱局面，坚定对唯物史观真理性的信念、深化对唯物史观理论系统性的认识，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解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如何指导由十月革命而诞生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实实在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1]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0页。[3]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4]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9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9-420页。[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8]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9]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11]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13] 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晚年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6页。[14] 孙来斌:《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第38-43页。[15] 孙来斌:《马克思的“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87页。[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4页。[19] 孙来斌:《马克思的“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6页。[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页。[21] 孙来斌:《马克思的“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53页。[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23] 孙来斌:《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第38-43页。[24] 孙来斌:《马克思的“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53页。[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页。[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本文系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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