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西进无问题，东进有条件——西路军失去东返良机

 

[参见图7-2：“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敌我态势演变（1936年12月12日～1937年1月31日）]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

 

然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

 

洛、毛、朱、张：

 

一、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

二、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

三、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四、对西路军物资的帮助，当与杨、于设法处理。

周、博[2]

 

这事儿没办成。

 

18日，军委主席团再电徐、陈，指示他们“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并尝试与诸马谈判各自“划地为牢”。同时也再一次道出了那句很不中听却也很客观的冷峻之语：“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3]

 

而实际上，东进或东返，一直就不在“徐陈”当时的选择之列。

 

同一时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也曾向中央提出建议：

 

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4]

 

如前所述，这个建议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有悖于当时形势和大局的。

 

关于这一点，徐向前也表示：“……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5]”。

 

当然，像这类属于认识差距的问题，放在那个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指挥河东红军主力的彭德怀、任弼时，在乍一听闻“西安事变”这个消息的那个当口，本能的反应也是“西进”——向西打击胡宗南：“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求得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6]”，“乘胡敌退守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敌一二个师[7]”，“乘着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8]”。甚至在收到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南下靠拢张杨部队的电令后，还仍然割舍不下胡宗南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还在惦记着如何留下些人马乘机拾掇这个老冤家[9]，还在琢磨着“争取宁夏”，毛泽东还也不得不对自己这两位老资格的战友和同志作耐心点拨与说服：“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可能[10]”；红军主力“仍应向西峰方面行动[11]”；“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12]”……

 

多年后读到这些往来电文，笔者不能不由衷地击节感叹：毛泽东，高！真正是高！

 

——这个时候，正是共产党人争当主角而不是配角的极好机会啊！胡宗南这个“剿共”军中的庞然大物，在一夜骤变的政治战略大格局中，已然变成了偏居一隅还被昔日友军牵制的“偏师”——而且还陷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这当口的共产党人需要的是在全国性的政治战略大格局脱颖而出争取上位，哪还用得着花恁大力气去跟胡宗南纠结哩？

 

彭德怀、任弼时是何等聪慧之士？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个中乾坤，心悦诚服地退出了“本能反应”，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了历史大潮的潮头——毕竟，较之于远在河西走廊而且不同程度受到了“张国焘路线”影响的西路军领导层，他们离党中央更近，他们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大格局大背景更有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12月16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军委主席团：“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随即电令红二、四方面军于12月17日开始东进，红一方面军12月18日出动，月底到甘泉、延安[13]。

 

又说远了，还是回到西路军这头来——

 

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商洽于学忠部西进接应西路军不果后，西路军首长则根据军委主席团12月18日指示，继续准备西进肃州、安西。然而，几天后，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根据新的情况变化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再度动议“西路军一部东进打通兰州”。

 

这次的建议实际上是东北军方面提出的：“王、张并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14]”

 

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正调动大军要“讨伐张杨”，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张、杨也需要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三位一体”！而黄河东岸一线的中央军与兰州一线的东北军相距咫尺，东北军如芒刺在背，也的确需要红军相助。

 

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毛泽东等并没有“立复”，显然也要作仔细掂量并征询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同时也需要与东北军方面作如何配合策应方面的协调。而且，很可能还再次向张学良等提出了兰州于学忠部以一部西进策应西路军的要求——这从周恩来等两天后（22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看出：

 

一、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

 

二、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15]

 

毛泽东于次日12时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建议：“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16]”——这里的“四方面军”是指“西路军”。

 

然而此间的西路军首长正拟将他们于12月9日提出的“逐渐西移”计划付诸实施：“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7]，这次由东北军方面提起的“东进打通兰州”显然是在他们预期计划之外。在毛泽东复电周恩来的同一时间，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先念、曾传六也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表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18]”，仍然力主西进。

 

对周恩来“东进”的建议，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㈠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㈡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19]

 

西路军首长意见可以概括为：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出兵策应。

 

而这两个条件，中共中央当时是难以满足的。

 

24日，因为西安方面紧迫的形势，周恩来再电毛泽东：

 

毛：（万万火急）第四十四号

 

甲、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

 

周[20]

 

当晚24时，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概要转达了西路军首长的意见，而且再次提出了希望东北军方面予以配合的问题：

 

周：

 

⒈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

⒉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

毛泽东[21]

 

同一时间，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徐、陈首长，要求他们准备东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2]。

 

虽然毛泽东一直要求西路军首长立足于自身“团结奋斗打开局面”，但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尽一切可能给予其帮助的努力。然而这种求人相助的主动权在人而不在已：东北军不是红军，共产党只能取协商态度。能不能办成，也在人而不在已。

 

多年后，陈昌浩曾对当年他们不愿意选择“东返”的缘由作过坦承：

 

（当时）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23]

 

有幸存西路军将士的回忆佐证了陈昌浩的这个反思：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整个时局的估计是右倾的，他们对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胜利信心，对和平局面的争取和实现是悲观地。从昌浩同志自己在谈话中永昌接着军委东进令（这个命令当时在河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而不东进的理由，就可知道。……他说：“大家认为西安事变后战争成份多和平希望小”。他们不但对和平局面估计不足，估计了必出之于一战，并且还过分地估计了战争的败北性。因为他们说：“在战争中胜利了还好，如不利，西路军东渡后又非再度的要他们来西渡接通远方不可”。他们还算定了“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这样，他们就决定西进了。特别是不愿去参加那个他们以为败北性大的剧烈战斗而把队伍放在那边敌力较薄弱之区，这与国焘路线有什么分别呢？丝毫没有分别的。政治上的右倾战略上的退却逃跑的国焘路线是断送西路军的主要原因，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24]

 

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关头！是西路军获得新的生机的一次机会。虽然东进也有不少困难，但如果西路军首长能够充分考量西进的不利因素后，能够克服“我们只能将西方作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25]”这个“国焘路线”所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不过分孜孜于外部力量的援手而立足于自身的努力，果断率军东返，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当时河东胡、毛、王、关各路敌军正处于西安事变后的徬徨乱局之中，西路军只要返回到兰州附近，东北军哪怕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主力也有机会给予策应，情况再坏也不会比继续西进更坏！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认为：“接通兰州是否可能？我可以肯定的答复，有绝对把握，为什么呢？第一，那时西路军的基本力量还在；第二，正当西安事变，我部队士气高涨；第三，当时敌人虽然追得很紧，但是还有点害怕我们；第四，永昌到兰州不要十天，几个夜行军，即可到达。当然开始的四、五天时间内，敌人是会猛追，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兰州，他自然是不会来了，就是在追击中我们可以打它，甚至集中力量来打，还可以取得胜利。[26]”

 

然而西路军首长在12月25日10时的回电中虽然表示了“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的态度，但却仍然坚持“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27]。

 

同一天，张学良送蒋介石飞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望。于是，东北军希望西路军东进以巩固兰州的迫切性亦随之降低，同时因西路军徐、陈首长对东北军于学忠部提出的配合要求难以满足。当晚24时，周恩来从西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

 

甲、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乙、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

丙、送野战军的鞋袜、子弹带正在购办中。[28]

 

不过几天时间，还在酝酿筹措的东进计划，还未等中央明令执行，即告终止。

 

而拟“候张回商后定告”的冬装、鞋袜、弹药等，也因张学良一去不返而成了画饼。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几乎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第二个机会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后来回到延安，也认为这是西路军领导层的一个“主观错误”：“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图退过河西……”，“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29]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符合客观事实的检点。

 

注释

[1]《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周恩来、博古关于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致中央电（1936年12月1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军委主席团关于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彭德怀、任弼时关于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给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83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7]《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给宋时轮、宋任穷电（1936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8]《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及今后行动部署给军委电（1936年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89～190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9]《彭德怀、任弼时关于一方面军暂不南进致左权、聂荣臻等电（节录）（1936年12月15日）》，《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0]《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军事部署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毛泽东关于仍应向西峰方向前进致彭德怀、任弼时电（节录）（1936年12月15日）》，《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11～第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2]《毛泽东关于不为胡宗南所迷惑致彭德怀、任弼时电（节录）（1936年12月16日）》，《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3]《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致军委主席团电（节录）（1936年12月16日）》，《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4]《周恩来关于联军打击胡、毛等敌的部署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周恩来等关于西路军可否待春暖后西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红军行动部署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周恩来为四方面军向兰州挺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毛泽东关于西路军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及准备棉衣、鞋袜、弹药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2]《军委主席团关于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第34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

[24]欧阳毅《关于西路军问题》（1937年9月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5]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6]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  《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7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27]《徐向前、陈昌浩等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致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25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8]《周恩来关于四方面军主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9]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5～第9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