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我们主张主力速来”

 [参见图7-1：敌毛炳文军东返，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11月16日～12月12日）]

 

然而，西路军领导层“就地坚持”的长期打算，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西路军领导层立足于自身战胜困难的信心，始终没有真正坚定起来！期盼来自外部的援手相助，似乎始终一直是他们心目中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在表示遵从中央指示精神，“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的同时，又转而寄希望于河东主力西来会合：“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

 

彼时，红军主力已经在河东稳住了阵脚，怎么可能脱离根据地与强敌对撞冒险西进？

 

这还不说主力渡河西进是否有悖于“创造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大局！——7年多前在福建古田就力排众议强调“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之性质的毛泽东，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是不会脱离当前政治斗争大局去部署军事行动的。更何况，这个“立足于自身的胜利”已经使统一战线成果更加巩固更加牢靠，而且还有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继续扩张，这个时候，河东红军主力怎么还可能脱离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去寻求偏安避难之隅？

 

后来西路军濒临失败之际，张国焘曾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其中就有“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2]”的批评。而这个批评，其实就是针对“西安事变”前夕西路军首长屡求“主力西渡”而言的。

 

无独有偶，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在西路军失败辗转归队后，曾写下的《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一文，也对西路军领导层提出了同样的批评：“看不到整个的政治形势，只看到当时敌人的力量大，没有法子可以战胜，对统一战线的成功也是没有信心的[3]”。

 

这个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徐陈”要求“主力西来”的同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也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说明情况表明态度：

 

（甲）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4]

 

此前的12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刚作出决定，将援助中国红军的“远方货物”从原来的600吨增加到了“1166吨箱装货物”，还追加了“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5]。所以，毛泽东等所称“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已经属于相当乐观的估计了。

 

更何况，河东主力此时也的确不能西进——同一天里，敌人也作出了这个判断。

 

在“徐陈“建议河东红军主力西进的次日，军委二局截获了蒋介石日前17时的命令：

 

蒋、张鱼申（六日十七时）命令：

 

甲、判断我主力现集结于保牛堡、山城堡、洪德城、环县一带，企图在黄河将近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

 

乙、企图对西窜之我军在曲子镇、七营、海原之线以北地区，分段截击而歼灭之。

 

丙、部署：王以哲指挥各师妥为部署，协力堵我向西南突窜，第三军（欠三十五旅）暂一旅在久学沟、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子附近扼要筑碉固守，以主力在郭家岔（不含）、陈家堡子、甜水堡、萌城之线筑碉，置重点于予旺县堵我西窜，限蒸（十一）日以前布置完毕。胡宗南指挥胡、孔两纵队先以主力集结于惠安堡附近，一部在萌城（不含）、大水住之碉线堵截，如我军向西窜或北窜时，应不（失）时机截击之。[6]

 

这也是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亲自部署“剿共”作出的一个决策。而蒋介石的这个决策所基于的判断，似乎又映证了数十年后一些人对中共中央一个月前那个“作战新计划”的意图作出的揣测。然而，这些作出诛心揣测的人不知是否注意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蒋介石的这个判断和部署并不是在月前河东主力被步步紧逼准备南下时作出的，也不是以当时和现时西路军在河西的活动为判断的，而是根据河东红军主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就地坚持”等情况作出的！河东红军主力的这个“就地坚持”，事实上大大声援和帮助了西路军，是使“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的重要缘由！

 

换言之，蒋介石此时的这个部署，其实与中共中央已经搁置的“作战新计划”，无关。

 

而《历史的回顾》是这样回顾总结山城堡之役至西安事变爆发前的这一段历史的：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7]

 

令人费解的是，这段总结未能道出：何以在同一时期要求主力西渡时判断“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而说到“击破马家军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时，却大讲“我们无能集中兵力”的客观困难？何以忘不了西路军虽然“无能集中兵力”却“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的功劳苦劳，而要求中央率主力西进前来会合时，就成了“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虽然中央已经说明了河东主力不能西进的理由，但“徐陈”仍然孜孜以求。

 

12月9日，“徐陈”回复中央12月6日电，报告了根据中央指示作出的计划：“由永到安西，步行约十九天。永、丹、安、西气候同甘泉，抚、高、肃较暖，敦煌最暖，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须日行军。肃以上须皮衣，盖厚棉亦可。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

 

同时，仍然继续坚持“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的意见。[8]而从徐、陈提出“抢占抚（彝）、高（台），以此带为根据[地]”的12月9日算起，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后，西路军首长预计抢占抚（彝）、高（台）地带的计划日程应该是1月中旬。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该电中关于永昌到安西的路途情况，特别是“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须日行军”，是一个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信息，难以作为考量依据！远不如此前中央向徐、陈首长通报过的“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肯定和明确！比如，“沿途有人、房”，究竟多少人多少房？分布情况如何？足不足以安顿一支万人以上的大军？有树林？多大的树林？能遮蔽多少人？

 

这个有欠明确的信息，对于急于西进的西路军首长来说，是有很大误导的。

 

或者说，当年的他们，宁愿采撷这个“模棱两可”信息中符合自己心境的那一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陈首长在该电中已经提出：拟于一月中旬以西路军主力移兵抚（彝）、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而这恰恰又是《历史的回顾》中被批评为“不切实际”的。不同者，只是该回忆录这个“不切实际”的批评对象是中共中央，而不是作为始动议者的徐、陈自己！

 

实际上，当年从肃州到安西沿途要经过“穷十八站”，人口稀少且密度很低，沿途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沙砾地，人口最多的肃州也就两万来人。像嘉裕关、玉门关这类地方，都是仅有几千人口的沙海孤城——安西则更为荒僻，万余人口分布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县城人口最多也就千把人！甭说“无产阶级祖国苏联”了，就是跟新疆的哈密都还隔着千余里的茫茫沙漠。这“要吃要住”或“蹲下来一守”的困难程度，那是远远超过河西走廊中的甘州、凉州地域的！

 

而类似于这样的原始文电和信息，都在《历史的回顾》编撰者选择性无视或遗忘之列！

 

12月10日，毛泽东就与国民党谈判事宜指示潘汉年，明确表示了共产党的谈判立场：

 

汉年同志：

 

齐电悉。

 

甲、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天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乙、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

 

丙、红军在彼方忠实的与明确的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的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丁、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止进攻并将军队撤退于苏区以外，静〈候〉谈判之结果。

 

杨子任

蒸酉[9]

 

在这种节骨眼儿上，红军主力西逸而去，不是白白送给对手一个“色厉内荏”的感觉么？

 

——这可是一个“看谁熬得过谁”的当口啊！

 

两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于事变当日凌晨电告中共中央：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弟毅

 

文寅[10]

 

这个时候，河东主力当然就更不可能西进了，甚至连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也不能考虑了：“西安事变”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事变发生当晚24时，军委主席团即致电河东红军主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在通报事变情况后指示：“中央与军委正在部署全国与西北的政治军事行动”，“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11]；13日，再电彭德怀、任弼时：“野战军除二十八、二十九军外，全部本日准备完毕，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12]；14日，毛泽东再电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对河东红军主力南下行动部署的理由作出解释：

 

彭、任：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有如下理由：

 

一、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

 

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三、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可能。

 

四、西峰镇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

 

五、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有几种机动。

 

六、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且变为单独的，张、杨同时则进入隘路。

 

七、在现地暂时不动，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机又不解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镇。

 

毛泽东[13]

 

直到这个时候，“宁夏战役计划”才算真正被放弃！

 

河东红军主力乃至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如今世人都爱说这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也救了红军，却不愿去换个位置想一想，如果共产党红军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就地坚持”，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足够的能力以胜利的战斗来改变生存环境创造发展机会，没有树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远见与卓识，没有在穷得叮当响的时候仍然为“统战工作”所作出的大量付出，这样的机会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么？他们还能撑到机会降临的那一天么？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不是为那些天天盼着好运气好机会从天而降，却不愿付出艰辛努力的庸人们准备的！

 

更重要的，机会是争来的，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等来的，更不是伸手要来的！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12月6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张国焘关于坚决拥护中央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1937年3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李聚奎《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教训》，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4]《中央军委关于占领甘州肃州部署及部队集训问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6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徐、陈的来电‘和平不可能，集中主力到甘北去’，这也正是国焘的观点。”

[5]摘自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6]《曾希圣关于蒋介石、张学良防我向甘、新前进的报告（1936年12月7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毛泽东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给潘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17时～19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0]《张学良关于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扣留的来电（1936年12月12日3时～5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400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1]《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给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台首长电（1936年12月12日24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7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2]《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南京下令免张职及我军待命向环县以南出动给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8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3]《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军事部署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