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390—487年），字伯恭，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北魏名臣、文学家。历任征南大将军府从事中郎、中书侍郎、中书令、镇东将军、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镇军大将军等职，加封金章紫缓、咸阳公。高允历仕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五朝，辗转任职三省，在朝为官50余年，以直道事君，诚实为官，宽以待人，清廉自守，至死节操不移。文成帝拓跋濬大加赞叹：“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
一、早年岁月，仕途平平弃宦开馆讲学
高允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曾祖父高庆，为后燕太子詹事、司空；祖父高泰，“清辩有胆智”，初仕前燕，官至尚书郎，因无法忍受燕国腐败而愤然辞官，后仕前秦，官至苻丕征东将军府参军；父亲高韬，“少以英朗知名”，为北魏丞相参军，不幸英年早逝。
幼年丧父的高允，少年老成，酷爱读书，气度非凡，吏部尚书崔宏见到他十分惊异，感叹说：“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1]作为家中长子，高允十几岁便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过早地为全家人的衣食和生存而奔波。繁琐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年后，他把家产全部分给两个弟弟，毅然皈依佛门，取号法净，决心潜身世外养心静修。
遁入佛门的“法净”，初披袈裟，心如止水，老老实实念了一阵子“阿弥陀佛”。没过多久，便心旌摇摇，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夙愿死灰复燃，于是，遂脱掉袈裟，弃佛还俗。
据《魏书•高允列传》，还俗之后的高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大意是说，经过短暂的佛门修持，高允依旧初衷不改，悉心向学，苦于得不到名师导引，遂负笈千里，拜师求学，发奋苦读，学得满腹才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精通《春秋公羊传》，享誉乡里。郡府征召高允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阳平王杜超（太武帝拓跋焘舅父）被朝廷任命为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40 岁的高允被杜超征召为从事中郎。杜超命属下几位官员分赴各州断狱办案，其他官员都因贪赃枉法而获罪，唯有高允不辱使命，明镜高悬，清廉公正，得到朝廷嘉赏。
不久，杜超幕府解散，高允回到家乡开办学馆，讲经授徒，四方学子蜂拥而至，门下受业者达1000多人。
神麚四年（431年），朝廷征召高允为中书博士。不久，迁任中书侍郎，以本官兼任安乐王拓跋范（太武帝拓跋焘异母弟）从事中郎，随同拓跋范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2]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平定凉州，高允以参与谋划之功，赐爵汶阳子，加授建武将军。不久又以本官兼任秦王拓跋翰（拓跋焘三子）师傅，后又受命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
拓跋晃非常服膺高允的人格与才学，给予他的礼遇甚为优厚。
二、蹇谔匪躬，文成帝敬重尊之为“令公”
正平二年（452年）二月，当权宦官中常侍宗爱弑杀了太武帝拓跋焘，拥立拓跋焘六子南安王拓跋余为帝，同年十月，宗爱又弑杀拓跋余。此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等诛杀宗爱，拥立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刚刚登基，给事中郭善明便屡次三番力劝文成帝大兴土木，营造豪华宫殿。郭善明是个善于投机钻营阿谀取宠之徒，巧舌如簧，极力忽悠，文成帝跃跃欲试。
高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忙劝谏文成帝说：“我听说道武帝平定天下以后，才开始兴修都邑，而且，不是农闲季节，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宫室建造早已非常完备。永安前殿足可以用来接受万国朝贺，西堂的温室足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憩，紫楼高台也足可以登临瞭望远近。”
接着，高允为文成帝算了一笔账，说是如果再修建一座更加豪华壮丽的宫室，且不说要耗费多少材料，花费多少钱财，仅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合起来四万人半年才能完成。然后，动情地说：“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3]
几句话打动了文成帝，大修宫殿之议就此搁浅。
高允屡屡犯颜直谏，有时同文成帝争论很凶，每当冲撞激烈的时候，文成帝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并不生气。有些不便朝堂当众说的，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文成帝便摒退左右，让他畅所欲言。高允有时早晨进宫，晚上才出来，有时几日都住在宫里，朝臣们都不知他和皇帝说了些什么。
尽管高允的诤谏每每使文成帝下不了台，文成帝依然非常敬重他，于太安四年（458年）擢升高允为中书令， 仍兼著作郎。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总是尊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遍播朝野。
三、忠谨笃厚，事君有犯无隐宽以待人
高允忠谨笃厚，事君有犯无隐，耿介有峻节，素来秉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世之道，朝野称颂。我们从《魏书•高允列传》中撷取几个小故事，便可一窥其全豹之一斑。
第一件事：为民请命，奏请太武帝解除圈占土地禁令。
太武帝召高允与侍郎公孙质等一同讨论议定律令，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呢？”
其时，皇室贵胄大量圈占土地，导致大批百姓无田耕种而成为游民，衣食无着，高允正为此时忧心忡忡，便趁机上奏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百姓田耕之事。古人说：方圆一里的范围可开垦良田三顷七十亩，方圆百里则开垦良田三万七千顷。如果能解除禁令，让耕者有其田，则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依然可以稳若泰山，高枕无忧。”
太武帝闻之甚为赞赏，遂诏令立即废除田禁，将不应圈占的土地全部交还百姓耕种。
第二件事：涕泣切谏，劝献文帝立拓跋宏为太子。
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拓跋濬驾崩，太子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醉心于佛老，又身体羸弱，想早点儿立太子，以防不测。皇兴三年（469年），献文帝召集朝中大臣，就选立太子之事征询意见。由于当时献文帝之子拓跋宏（后来的孝文帝）年龄尚幼，便想立京兆王拓跋子推（拓跋晃之子）为太子。
群臣惧怕言之有失，甚或祸从口出，大多不敢直陈己见。
高允则丝毫不隐晦自己的主张，跪在朝堂上声泪俱下地说：“臣不敢多言，恐有劳皇上圣听。诚望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辅佐成王之旧事。” 于是，献文帝不再犹豫，将帝位传给了儿子拓跋宏。为此，献文帝赏赐高允绢帛千匹，以表彰他的忠直亮达，不久，又擢升其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
第三件事：遭遇车祸，乞请孝文帝免除对驭手的责罚。
孝文帝在西郊观赏风景，忽然想起高允，便诏命左右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前来一块儿赏景叙谈。
没曾想路上辕马受惊，发疯般脱缰狂奔，一直将车子拖了个四轮朝天才停了下来。高允被重重的摔在地上，眉毛处划了三道伤口，鲜血直流。孝文帝闻报大为震怒，立即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传命对驭手判处重罪。
此时的高允已90多岁，这场车祸带来的伤痛和惊吓自可想而知，他却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赶忙上奏孝文帝，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乞请免除了对驭手的责罚。
四、清廉自守，中书令“府邸”竟在茅屋中
太安四年（458年），高允被擢升为中书令，司徒陆丽上奏说：“高允虽然蒙受皇上恩宠，贵为中书令，但皇上未必知道，高允家里贫穷得一塌糊涂，至今还住在透风漏雨的茅屋里，老婆孩子都无以为生。”
文成帝闻奏大感意外，生气道：“怎么不早说，现在见朕用他，才告之他的贫困之状！”当即诏命安排车驾，亲临高允住宅察看。
站在高允住宅门前，文成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一位朝廷重臣的“府邸”，竟然只有几间歪歪斜斜的茅屋，进到屋内，更是寒酸，唯见破破烂烂的布被破袍，厨房中只有一点点盐巴和少许野菜，几近家徒四壁。见此情景，文成帝叹息说：“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4]随即诏命赐给帛500匹、粟千斛，任命其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
高允多次上表坚决辞让，文成帝不允。
北魏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班赏有差”的分配制度，即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战争掠夺和朝廷赏赐，以爵位的高低为标准进行瓜分，各自以战利品自给，这就使得官员们的贪污、掠夺、勒索和搜刮民脂民膏，成为这种制度的必然补充形式，成为合理合法之举，成为官员们为官之道和为生之道的常态。直到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推行改革颁行班禄制，政府官员才开始有了稳定的俸禄。高允清廉自守，不肯同流合污，自然宦囊羞涩，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和采摘野果来供养家庭，故而几十年在朝中居高官，却不得不将“府邸”设在茅屋之中。
高允历仕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五朝，出入三省官衙，驰骋政坛50多年，先后任中书令、镇东将军、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光禄大夫，加封金章紫缓、咸阳公，可谓位高权重，备受荣宠，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始终公正无私，清廉如水，洁身自守。
到了孝文帝朝，高允已90多岁，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朝廷不允。孝文帝降诏，特许高允入朝可乘车，登殿让人搀扶导引，朝贺不下拜。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高允辞世，追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终年98岁。
五、品评
伍员豪气董狐笔，
直书无隐修《国记》。
太武暴怒史狱兴，
毋宁断头志不移。
蹇谔匪躬立五朝，
郊野茅屋安府邸。
古来铮臣多命舛，
几人白头著紫衣。
（调寄玉楼春）
文成帝拓跋濬谓之：“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
《魏书·高允列传》谓之：“允少孤夙成，有奇度。”“依仁游艺，执义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体邻知命，鉴照穷达，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宠四世，终享百龄！”
注释：
[1][2][3][4]《魏书·高允列传》
（作者：刘立祥 系原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政教室主任、教授、全军优秀教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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