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瓦窑堡会议的两个重磅决议

 

接到林育英电报后，张国焘也回了一电。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⒈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提示。

 

⒉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⒊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成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⒋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引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⒍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⒎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矿，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⒏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⒐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⒑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⒒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12月18日[1]

 

张国焘电文中的“党中央”，指的是他自己整出来的那个“伪中央”。“伪中央”主席向共产国际代表告“真中央”的刁状，而这位代表几个月前又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为真正的党中央收获了鲜花与掌声！状纸没写好，庙门儿也没找准，精明的“张主席”难道是被气糊涂了么？

 

几天后，林育英给张国焘回电，主旨是：抹稀泥，求团结，不承认张国焘那个“党中央”，同时提出折衷方案，语气要多委婉有多委婉，没放一句狠话。

 

国焘同志：

 

⒈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

 

⒉兄等提议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为必要，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只要环境许可时便可举行。

 

⒊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2]

 

这个电报是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发出的，很显然也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们仔细斟酌和商量且达成了共识的：绝不认可张的“伪中央”——也不可能认可，但也不能放狠话，而必须表示出“一切皆可商量”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急！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些被他带进了坑儿里的数万红四方面军将士，就为了整合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大局。

 

林育英参加了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于1935年12月17日～25日在瓦窑堡召开的，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及军事战略问题，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杨尚昆、李德等。会议开始由张闻天作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17日～19日会议就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委托张闻天起草相关决议；23日，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在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很重磅的决议，而张闻天起草的这个《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尤为重磅，堪称这位知识分子革命家一生最精彩的文字。这个决议分析了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且尽可能详尽透彻地阐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決议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致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而且，较之于《八一宣言》，这个决议提出了更具体、更完整的政策和策略，比如对敌军官兵，对各路武装，对乡村富农，对城市工商业者，对华侨……，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策略，用现在的话来说，的确是沾着地气儿在说话！

 

然而笔者还是认为，决议最大的亮点在于对过去“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

 

比如谈及“关门主义”的原因：“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比如对共产党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民族先锋队”作用的诠释：“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比如对共产党人成为“群众领袖”的要求：“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当间也蕴含报告者本人也赞同和执行过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痛定思痛，较之于《八一宣言》，更加生动、更接地气，也更加完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者在得到林育英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后，在政治局会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出这个万余字的文字，说明了共产党人“需求”与“要求”两个方面的高度契合，也说明了讨论者与起草者们在实际斗争中对有关问题有关认识在经年积淀基础上的清理和升华！而且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革命团队的领导集团，已经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了！

 

作为后人，笔者不得不赞叹一句：了不起！

 

毛泽东在23日会议上作军事问题报告，这个报告在当天即被通过而形成了决议。

 

报告的要点为：

 

甲、战略方针：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

 

乙、根据国内战争经验归纳出的“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战略防御时，实行积极防御反对单纯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又要适可而止，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丙、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予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东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4]

 

这个报告说明，毛泽东总结和提练的战略战术，在党中央领导人中开始形成了共识。

 

报告的最大亮点是报告者为1936年度提出的军事部署总方针：

 

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5]

 

用句当代文学青年们很时髦的话来说，这个方针相当“穿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究竟能不能被统战到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未知！中国大地各路诸侯究竟有多少能被统战到“抗日联军”中？未知！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究竟能不能“北出陕甘”前来会合？未知！红二、六军团当前状况究竟如何？因张国焘主持红军总部掌控着通讯密码，党中央已经与之失去了联系，未知！南方各游击区的当前状况究竟如何？未知！红一方面军现在也才一万多人，而这个军事部署总方针就要以不到两万人的武装力量，去直接跟日本军队作战！

 

向中央政治局作报告者毛泽东，他就敢作这样的设想！

 

简言之，这是将“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直接转换成为军事战略方针。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生前曾经回忆，当还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窘迫于一隅的他们读到了党中央的这个“军事战略决议”时，“大家对一方面军那种准备要直接对日作战的凛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十分钦佩和向住。”[6]

 

毛泽东是一个冷静务实的军事家，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一个冷峻的现实：刚刚在陕北站下来的党中央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苦苦相逼的国民党军队，一个红一方面军的力量与之相较就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如果还要承载起“直接与日本军队作战”这个目标，那简直就跟“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差不太多了——这可不是光凭一腔血气冲顶的爱国热情就能应对的危局啊！然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高于时人世人之卓识恰恰就在于此：危机之中有时机，只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冲上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才能为民族也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任何远离民族革命斗争大潮中心去寻求偏安之隅的念头，都在理当受到批判与唾弃的“逃跑主义”之列！

 

所以，这个深谋远虑的“军事部署总方针”目的最主要其实还是政治的而不仅仅是军事的：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就是要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大潮的潮头，在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充当先锋队，成为模范军！不在于这些“部分的战斗”能消灭多少日本军队，而是要打给“全国爱国的同胞们”看一看！同此间正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样，共产党人所有的武装力量都要挺起胸膛亮出家伙来跟日本鬼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一句话，共产党人一定要在民族革命斗争大潮的风口浪尖去抢滩占位！

 

作为后人，笔者给予报告者一个“高瞻远瞩”的评价，不算过份吧？

 

在这个报告被政治局通过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即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中，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7]

 

翻过年头后1936年1月10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林彪、林育英等与会；17日，政治局常委会再次讨论了毛泽东关于东征的行动方针与计划，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刘少奇、李维汉、林伯渠、吴亮平、何凯丰、郭洪涛等与会。毛泽东预计：2～7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取渡黄河来往的自由”。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

 

会后不久，毛泽东等从瓦窑堡前往前线，于31日到达延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同时期，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也打开了。

 

陕北方面：1月间，党中央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中旬，通过释放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及各种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沟通，李克农与王以哲开始谈判，尔后又与张学良晤面。1月28日，双方就“互不相犯”和“恢复通商”达成“口头协议”。

 

同时期，红军也与第十七路军杨虎诚部达成类似的“秘密协定”。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方面：1月初，蒋介石派出邓文仪等为代表赶赴莫斯科，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联系与潘汉年接触后，于1月17日和23日两次与王明会谈。谈判中王明表示：国共之间的问题还是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可以派遣一名代表回国协助进行，但正式代表须由中共中央派出，“有关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谈”。

 

中共中央北方局方面：1935年底，国民党CC系首脑陈果夫、陈立夫也奉蒋介石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1月初，CC系代表曾养甫通过与周恩来有过同窗之谊的谌小岑与北方局代表周小舟接触，双方交换了意见及合作条件；同月，宋子文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了原属中央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张子华，且先后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到陕北苏区，以期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董健吾于1月中旬先到西安，张学良核实相关情况后，得知蒋介石也在寻求与共产党联系后，便更加放心地同中共中央加强了往来。2月中旬，张子华也赶到西安，两人被张派出的飞机送到肤施，再由高福源陪同，于2月27日晚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在瓦窑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张闻天，见到的是在主持后方工作的周恩来和博古。

 

一个星期前，毛泽东、张闻天等就率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了！

 

注释

 [1]《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致林育英电（1935年12月18日）》，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第201～第20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2]《林育英关于维护党内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等问题致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5～第8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84～第8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7～第8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7～第8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傅钟：《党中央的召唤》，《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21页。

 [7]《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致彭德怀等电（1935年12月24日21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28～第1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来源：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