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是我国的翻译大家，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博士的悲剧》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权威译者。
这些年多次回到母校，虽然每次都见到新样的、欣欣向荣的变化，但总觉得有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弥漫在校园的空气中，飘逸在红砖绿瓦、绿影婆娑间，与 40 多年前相接相连。母校之于学生，的确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对着孩子，一面呵护有加，一面谆谆教导、期盼他（她）将来有成。而学校里的教授和老师们，就是具象的家长，把那份温馨、呵护、教导、和期待，落实到学生们的身上。作为我国英美语言文学界泰斗之一的恩师戴镏龄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家长。我是 1981 级中山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当年，由于同期竞考者多是实力雄厚、新近毕业的 77 级本科生，作为一名 77 级毕业的大专生，又来自当时尚未建省、交通不便、海天遥远的海南（师专），能进入中大这座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学习，实属“泼天”的幸运。这里稍提一笔，虽然我也姓戴，与镏龄师却毫无亲属关系，而且我对当时的学界了解甚陋，懵懵懂懂考上后才知道当时中大该专业招生名额是 8 人，我挤进了入围的前三名，而导师中有一位姓戴的教授。在中大三年的学习，每周给我们授课的有四位教授，为戴镏龄、王宗炎、周光耀、谢文通四位先生。由于我的方向是文学，又偏向于当时十分时髦的比较文学，所以戴先生的课对我分外重要，我的毕业学位论文的导师也是戴先生。大家知道，戴先生是我国的翻译大家，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博士的悲剧》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权威译者。世人往往不知翻译之难、特别是对文学名著或经典文献的翻译水平要求之高。而戴先生在授课时，对一句诗、一个典故，往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稍加引申，不经意间就展现了他不但英文和英国文学的功底至深，中文和国学、甚至语言学的造诣更是至渊至博。风雨三载，他的课引人入胜，所以对他教学的点点滴滴可以回忆起来的不少，但作为一个学生，往往会比较记得对那些自己被戴老师重视的场景片断。有一次，当他说到一位英国“湖畔诗人”对之前诗的传统承继时，里面有一个词“mantle”，便要我们用一个对应的中文译词。我反应较快，说是“衣钵”。戴老师先是给了一个赞许的眼光。但说，从上下文看，“衣钵”一字多少有些贬义，且带有中国佛教的味道，并不合适。比较恰当的译法应是“精神遗产”。戴老师给我们出题并讲解的这个一字之译，考虑到了语义、历史和文化传统多个方面的因素，令学生在深辨明析后，顿开茅塞，真乃“一字师”也。另有一回，镏龄师上课时侃侃而谈，谈到我国学问大家、也是原来中山大学的名教授陈寅恪先生，然后就问：“陈寅恪中的这个‘恪’字，一般读作‘ke’, 后来又有人读作‘qie’。两种读法都对。想想看是为什么？” 我尝试着答：后来读作“qie”, 是因为“qie”的发音比“ke”要容易些。这个回答居然被我蒙中。平日一贯严肃的戴老师笑盈盈地说，对，因为人之天性是懒惰，所以总是倾向着要省力，并举了英文中“two pence (两便士)”的读音变迁为例。这是一件小事，然而见微知著，镏龄师不但是处处留心，把语音学、人的发音构造、中外的通例、以及“人性”给琢磨透了，而且还特别地善于用“启发式”进行教学。1985 年我到加拿大女王大学留学。1986 年，由于我当时看到一本英国文论家 Terry Eagleton 所著，1983 年版的《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 》,想将它全书翻译出来，并译了“导言”部分寄给戴老师过目。本来兴冲冲的我，却被老师泼了冷水。他回信中说，“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您要译当然可以，但我不鼓励。能通读几遍，以之为依据，择要补充，自写一本，就更好了。” 他解释道，要搞翻译，其实在国内反而容易，而且译者甚多：“成册的书出版社难接受，而译者倒要大费力气，创立新译名与做大量注文，您自问有这样的时间吗？” 后来看，其实这瓢冷水泼的好、泼得及时。我当时想译书的心理，无非想早些“出成果”。镏龄师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学生的长远目标着想，是希望我在学术上真正有所成就：“自写一本，就更好了。”戴老师不鼓励我译这本书，完全不等于不关心。他年龄大了，很早就有写字时手抖得厉害的情况。为了我提及的翻译事宜，他却连连给我写信，“笔谈”不缀。在随后的几封信里，他提到，其实到1985 年，该书已经出了第三版，而我译的那版是 1983 年的。他还有一些评述，认为该书过于简要，以致完全不提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对于我已译出的“导言”部分，其中有一个术语我拿不准，他信中说，“记得您上次译文中触及 defamiliarization 一字，近见有人译为‘陌生化’，我看可取”。老师治学之认真、一丝不苟，可见一斑。自此之后，镏龄师给我的信多了起来，陪着我那时一路的海外求学阶段。后来我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读博士时，写出了一篇 Xing Again: A Formal Investigation 的英文论文，用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本体论和接受美学等一众西方理论，结合我国古代和现代文论家的评述，对我国文学理论中“赋、比、兴”中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厘清的概念“兴”，与西方文论中的”metaphor”进行比较分析。由于此文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解释”，1991 年被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的、当时算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文论的英文杂志《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刊登。二十年后（2011 年），又由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万民教授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发表。1991 年刚发表时，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镏龄师一份后，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满满的三页纸，不吝赞赏嘉许，看得出他是多么的高兴！信中恩师继续对我加以勉励：“希望利用环境和机会，深入下去，百折不挠，争取做出上上成绩，不以小有收获而沾沾自喜。宇宙浩大无穷，真理的探索亦求无尽期。博观约取，深造自得，是在有志之士……”
但是我后来却告别了学术界，离开了我所喜爱、戴老师又对我十分期许能有大成就的文学理论世界。如今我皓首白发，思之惭愧不已。所幸者，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培养，让我在“用思的缜密，分析的精微、引证的繁富”上多有长进，在后来从事与法律和文字有关的职业生涯，在加拿大参选议员和组织选举，在现在为国家的一流智库《昆仑策研究院》撰写文章，都赋予了我一定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于戴镏龄先生，我只能是仰望，因为不要说文章道德、功勋成就，相差是云壤之别，就是年龄上他也是我的父辈。但恩师对我，无论叫我“为群同学” 、“为群” 、还是“为群老弟” ，信中永远都是以“您”相称。那种谦逊、诚恳和亲切，那种学者风度和长者懿范，始终贯穿在他的字里行间，长存在我的脑海之中……最后，值此母校世纪校庆之际，想借恩师镏龄先生给我信中的一些话，给中大的年轻人、莘莘学子们一些勉励。我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应该都适用，因为道理都是相通的。戴老师说，要做好学问， “还得多看一些书，仍是弄通一本，再看第二本，留心一下重要参考文献，但除非万万必要的， 无须自买。书太贵，而且买不完。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此话极有道理。坐拥百城的人，只是藏书家，未必会做学问。”
“做学问要博而返约，太泛滥无归（那是“杂”）不行，所以不要赶时髦，不和别人争一日短长。文学名著要多读，至于批评流派，还是精读一本，专攻一派……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可不至于陋，大半更重要的是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戴为群，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55 年生于上海，在广东茂名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后于海南师专[七七级大专]、中山大学[硕士]、加拿大女王大学[硕士]和阿尔伯塔大学[博士]先后就读，获“Killam”博士奖学金和“金钥匙”奖。为知名比较文学学者，名列莱比锡大学《西方著名汉学家名录》。三次获提名参选加拿大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多次作为核心组织成员参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选举，熟谙西方选举政治的实操以及西方人思维的角度和方式，与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及前、现任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1997 年和 2018 年分别获加拿大“杰出移民奖”和 “杰出义工勋章”。为加中合作发展理事会创会主席和北美中华台湾联合会创会理事长。1997 年受加拿大政府委托协调中国总理对加的国事访问，2001年发起和主办了有双方省部级官员出席的“加中西部经济论坛”，2007 年参加国务院侨办主办的“第四届华人华侨中青年负责人研习班”，2008 年被刊为《中国经贸导刊》第 13 期封面人物，并评为“2008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加籍华人，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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