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们从辛亥革命走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之《武昌起义》 浮雕

 

1912年4月1日，这天孙中山的心情，想来是不错的。

 

他在临时参议院致解职辞时，说：

 

“中国为何而发起革命？

 

盖吾辈革命党之用心，以连合中国四万万人，推倒恶劣政府，造成国利民福为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尚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在本总统受职之初，亦不料有此种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期，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

 

当天，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贤”给了前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参议院选出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顿感无官一身轻的孙中山，带着秘书长胡汉民、侍卫长郭汉章，出城打猎。在紫金山半山寺，甚至连死后的葬地都看好了，准备安享太平，彻底做个自由民了。

 

彼时的孙中山不会知道，他和他的同志们亲手创建的民国，未来既不姓“民”，更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直到临终之际，依然充满遗憾的他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拜谒明孝陵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第39号代表毛泽东由孙中山亲自提名，列为候补执行委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时年31岁的毛泽东，在五次发言中，以党务方面的独到见解、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崭露头角，初现峥嵘，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随即被派往新组建的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代文书科主任。后来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土地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早在1911年春，当时还不满18岁的毛泽东，刚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通过同盟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了解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纲领。第一次发表政见，就提出预言，未来中国将成立新政府，新的政府会实行总统制，孙中山会被从国外请回来当总统。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

 

半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

 

辛亥革命中，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以实际行动投身辛亥革命。

 

毛泽东与孙中山有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与同盟会、国民党更渊源深厚。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晚年的谢持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的时候，因为党员重新登记，老右派谢持闹情绪、甩脸子，觉得自己是70后老革命，凭啥被你们90后、00后小屁孩呼来喝去，老子闹革命的时候，你们还不存在，所以拒绝填表，表示爱谁谁！

 

年轻革命者，不管是国民党左派，还是“跨党分子”的我们，都觉得不要惯着他，谢持不体面，咱们就帮他体面。要不是毛泽东有耐心，讲工作方式方法，最终说服了谢持，很可能这事就推不下去，僵住了。

 

不过，谢持摆老资格，也就是打个年龄差，倘若遇到四川老乡、老同盟会员出身的共产党员吴玉章，不但老资格摆不起来，而且还得感谢吴玉章同志的救命之恩。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吴玉章随即入盟，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是同盟会的中坚人物之一。谢持是1906年冬在四川加入同盟会，介绍人黄复生也不过是1906年春入会的。

 

 

喻培伦烈士遗照

 

说到老资格，四川籍同盟会员最著名的，还有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喻培伦，著名的“炸弹大王”，他创造的炸弹制造方法是同盟会标配，被称为“喻式法”。

 

黄花岗起义，喻培伦背着一筐炸弹，左手持号筒，右手拿手枪，遇到清兵，一人当先，抛掷炸弹，所向披靡。起义军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就是靠喻培伦炸开围墙冲进去的，最后他弹尽被俘，慷慨就义，年仅26岁。

 

作为同盟会的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黄复生去北京炸载沣，汪精卫也参与进来。一炸不成，喻培伦回日本，搜集材料，准备再炸。传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陈璧君骂喻培伦怕死。喻培伦一肚子委屈，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为什么喻培伦找吴玉章诉苦呢？

 

 

青年吴玉章

 

因为吴玉章是喻培伦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当初喻培伦到日本留学，学的是土木工程，抱定实业救国的思想，家里有钱，业余时间就是弹琴、照相，自称“世界恶少年”，对什么家国情怀，革命事业，毫不关心。后来喻培伦的弟弟培棣参加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卧病新加坡，得到吴玉章筹款接济，喻培伦大受感动，与吴玉章结交，得其介绍参加同盟会。

 

后来吴玉章评价喻培伦和汪精卫、陈璧君，曾说：

 

“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喻培伦的字）不愧是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卫、陈璧君作了狗彘不食、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在四川同盟会员中，吴玉章资历最深，威望最高。

 

辛亥革命前夕，由于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不常在日本，同盟会在日本的组织非常涣散，一时群龙无首，是吴玉章站出来，充分发挥其组织才能，积极促成革命力量的联合，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同时联合国内的各反清会党组织，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

 

 

被俘的黄花岗起义英雄

 

同盟会在国内连续发动武装起义，身在日本的吴玉章积极支持，参与筹划，负责筹集经费，购置、转运军火、器材，来往联络接应。民国建立后，筹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称他为“当日未死同志”，可见吴玉章之奋勇精神。

 

顺便说，百色起义的领导者，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也是黄花岗起义的参与者和幸存者。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由于吴玉章在革命派和立宪派中都有很深的人脉，所以中部同盟会首脑宋教仁，安排吴玉章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负责“在川立分会，运动军队，与长江下游相联络。”回到四川，吴玉章相继组织领导了荣县、内江起义。特别是荣县起义意义非凡，成为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的县级政权，因荣县起义早于武昌起义15天，被誉为辛亥“首义实先天下”。

 

辛亥革命后，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谢持此时担任总务处长。

 

形势所迫，不和革命军合作就得死，新军教练官林绍泉当上了总司令，但此人并不是真心革命，勾结混入革命军的新军军官，阴谋叛变，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同盟会主要干部都是文人，对此毫无办法，任其发展，恐性命有虞，于是赶紧请吴玉章救火。

 

 

辛亥革命后的四川起义军

 

吴玉章来到重庆后，快刀斩乱麻，发动革命党人和基层士兵，稳定住局面，查明反动军官的罪行，召开革命法庭，准备按照军政府指定的军法，对林绍泉等人执行死刑。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险些被反动军官抓杀的同盟会干部们，却站出来充好人，要求赦免他们，愿意担保这些人，这其中就有谢持。

 

所以，我总说：革命是列火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也有人下车之后上车。

 

辛亥革命后，不少曾经的革命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参加西山会议派，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开端。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继续反共反人民。抗战初期，此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吴玉章，以老同盟会同志的名义，说服谢持等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支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相较这批同盟会、国民党的老朋友、老战友，吴玉章的革命之路，却没有止步。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吴玉章、毛泽东都在其中

 

毛泽东同志曾予以高度评价：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极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

 

 

在法留学时的赵世炎（右一）

 

1925年4月，吴玉章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的赵世炎。

 

至此，从辛亥革命走来的吴玉章，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和探索，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的方向，在斗争中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当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叛变革命，曾经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吴玉章，面对一边是荣华富贵，一边是“抄没家产，逮捕立处极刑”的反革命通缉令，毅然决然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如果以辛亥革命为参照点，看辛亥革命参与者，在国共之间的选边站队，其实还有许多特别好的参照人选。

 

 

1915年，担任护国军团长的朱德

 

比如不愿作军阀，被陈独秀拒绝后，仍然一路找党，绕了半个地球，才最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朱德。

 

比如孙中山先生的翠亨村正牌老乡，担任过他贴身警卫，堂叔杨鹤龄更是孙中山的铁杆好友，列名“四大寇”的杨殷，宋教仁遇刺后，在陈其美动手之前，他就刺杀过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而且还是富三代，三合会的叔父辈老大，又是广州最著名的药企“陈李济”的女婿，也在1922年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杨殷烈士高唱国际歌，壮烈牺牲。临刑前，杨殷一如往日镇静乐观，笑着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就是真理的力量，追寻真理之路，也许漫长且危机四伏，随时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要放弃荣华富贵，不但要跟敌人做殊死斗争，甚至还要时时跟自己过不去。

 

 

杨殷（中）在粤汉铁路开展工运工作时与同乡的合影

 

1936年7月，当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遇到了一位其貌不扬的长征老战士，既没有笔挺得体的制服，甚至戴着的那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中华苏维埃的财政人民委员，共产党和红军的老财神。更让斯诺想不到的是，此人曾经是同盟会最早一批加入者，当过孙中山的司库，是真正的国民党元老。却在蒋介石开始“清共”之后，公开谴责蒋介石，放弃了优越的地位和财产，将自己的命运与年轻的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

 

他就是林伯渠同志，林伯渠的引路人主要是李大钊。

 

1916年1月，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中华学会”和林伯渠发起组织的湖南留日学生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两人意气相投，结为拜把兄弟。

 

 

青年林伯渠

 

其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林伯渠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1月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

 

党史上一般提到国共合作，都会提到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相识。实际上，在李大钊和孙中山之间，还有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林伯渠。

 

林伯渠和堂兄林修梅，一直是孙中山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文武左膀右臂。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当时许多老党员都表示，不认同这种帮会做派，甚至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都明确反对。唯有林氏兄弟坚决为孙中山站台，林伯渠更是指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志同道合，革命到底，是有组织、有纪律，是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打手印宣誓总比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乌合之众好！

 

 

开国大典的主持人，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林伯渠

 

林修梅也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去世太早，否则斯诺访问陕北，可能遇到的就不是“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而是“六老”了。

 

“五老”中的董必武同志，也是早期同盟会员和老国民党员，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晚年他曾经讲过：

 

“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

 

什么是俄国的方式？

 

这就是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的，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辛亥革命走来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胜利中，真正感受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合影，三排左二都认识吧？

 

正如1920年，毛泽东跟朋友蔡和森所说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等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写到这里，我有点私心，想说说一位不为人知的革命烈士，我的河南老乡和同志——宋聘三烈士，一位他也是辛亥革命参与者，堪称河南版的“吴玉章”。

 

 

宋聘三

 

1924年1月28日下午两点，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中。

 

主席团主席胡汉民邀请176号代表宋聘三登坛，报告河南省政治及党务状况。

 

宋聘三，河南禹州人，20岁考中秀才，27岁考入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30岁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辛亥开封起义，他是参与者，也是侥幸逃生者，差点禹王台十一烈士墓就要刻上他的名字。此后二次革命、护法护国，每役必与。黄埔军校河南招生他负责，樊钟秀千里大救驾，他是樊钟秀的秘书长，孙中山先生逝世他是河南代表执拂，可以说是极其坚定的国民党人。

 

1926年初，宋聘三同志经自己的学生、中共豫陕区委军委委员郭安宇（后来脱党）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生涯，直到光荣牺牲。

 

 

开封禹王台，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

 

大革命失败后，不少共产党员脱党叛变，然而老同盟会员出身的宋聘三同志，却敢于以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身份与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公然在国民党禹县县长魏宗太召开的，由各机关头目以及地方绅士几十人参加的“剿”共大会，唱反调演说：

 

“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都不是好东西，革命的不能向后转，要起来干，现在土豪劣绅又有新抬头，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中国才能有出路，否则就是清末的死局。”

 

1929年1月11日，国民党禹县党部以开会为名，将宋聘三逮捕，押送开封。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宋聘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当敌人逼问他这个“老国民党”，为啥要加入共产党时，他说：

 

“共产党坚决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一心为了人民大众，是正大光明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破坏国共合作，真圧革命群众，是不得人心的！”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忠骸

 

敌人用各种酷刑折磨他，许多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他曾经的“同志”也来劝说，可宋聘三同志宁死不屈，怒斥道：

 

“我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现在跟共产党干革命，都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如今让我供出党的秘密是万万办不到的，跟共产党的决心是誓死不变，愿杀即杀，何必废话？”

 

最终，反动军阀韩复榘下令，将宋聘三杀害于开封宋门大街，烈士牺牲时年48岁。

 

顺便交代下烈士妻儿的情况：

 

反动派对宋聘三烈士的妻儿，也加以毒打审问。后经多方营救，妻子赵氏出狱，不久含恨而死，长子富民患了终生不愈的精神病，次子富国未满周岁，从此遗孤无扶，家破人亡。

 

 

“四·一二”之后，新旧军阀枪杀革命人士

 

一边是荣华富贵，封妻荫子，一边是砍头灭门，祸及家人，似乎不用考虑什么，但从辛亥革命走来的他们，却不得不去思考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如果说他们曾经彷徨过、犹豫过，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龙者变成恶龙，让他们看到又一个“清王朝”和“北洋政府”的归来，一样的出卖民族利益，一样的帝国主义鹰犬。辛亥革命走来的同志中，许多曾经热烈的革命者转而变成了革命的顽固分子，他们宁愿革命失败，宁愿中国继续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也要反对共产党，所以看似有选择，其实别无选择。唯有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革命新的力量来源，只有与这一力量合作才有可能获得解放的可能。

 

维新变法谭嗣同们流血牺牲，辛亥革命喻培伦们粉身碎骨，如今不过是继承先烈遗志，追随他们的血路前行，谭嗣同、喻培伦们可以流血牺牲、粉身碎骨，后来者为什么不能流血牺牲、粉身碎骨呢？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革命者

 

在流血牺牲、粉身碎骨的选择中，从辛亥革命中一路走来的，不仅有共产党员，也有大批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的国民党左派，这其中就有湖北的詹大悲和何羽道烈士。

 

要说这两位湖北的国民党左派，就不能不先从董必武同志的前共产党员时代说起，即董必武曾经是怎样的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当时任黄州府中学堂英文教员的董必武，得到消息，已经是第三天了，二话不说剪掉辫子，赶赴武昌，参加革命军。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任职，不仅忠于职守，而且还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与清军作战，可以说是直接参加了武昌首义的作战。在起义军反攻汉口、苦战汉阳的战斗中，与詹大悲等革命党人，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也由此加入同盟会，并被选为湖北支部评议会评议员，参与领导湖北同盟会的工作。

 

 

1945年4月，中国代表团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到日本求学，继续寻找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董必武毅然跟进。有意思的是对于孙中山打手印宣誓那套，他的态度和林伯渠不谋而合。

 

抗战初期，回忆这段历史时，董必武说：

 

“有很多老革命党员在新的严重失败后，不愿意再干革命，借口拒绝宣誓打手模而不入党。先生辩才无碍，揭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是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励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延安时期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谢觉哉（左起）

 

詹大悲是武昌起义的骨干，文学社的中坚，武昌起义中负责领导汉口军政府。二次革命，他参加中华革命党，坐过袁世凯的黑牢。后来也向左转，同武昌起义时期的朋友同志与董必武、李汉俊一起读了《新青年》、《新潮》等许多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受到鼓舞，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革命的力量。

 

国共合作后，作为国民党左派的詹大悲，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站在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即便是“四·一二”、“七·一五”前后，也是如此。1927年12月16日，詹大悲被桂系军阀捕杀，罪名是“湖北共产党首领”。真是欲加之罪，不久我党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刊登文章，评论此事时说：

 

“若詹大悲也以共产党罪名遭枪毙，那更是冤枉也！”

 

杀人后还抄了家，因为詹大悲生前当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财政厅长，桂系军阀觉得必然油水极多，哪知却一无所获，殓葬费也全由朋友们凑出来。

 

 

1927年3月，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代表合影（三排中戴墨镜者詹大悲）

 

特别要说的是詹大悲对于新军阀的狠毒是低估的，觉得都是国民党，怎么可能对自己人下黑手，所以临刑前他还在慨叹：

 

“吾辈欲与枭獐同群，宜有今日！”

 

詹大悲遇害不久，另一位辛亥革命参与者、老同盟会员，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的何羽道，也被桂系军阀杀害。反动派说他，“与著名共党首魁董必武同为省党部常委，鼓吹共产。”

 

这话也对不也不对，因为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左派，比詹大悲得更远。在革命最危急，动辄掉脑袋的生死关头，何羽道同志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何羽道

 

大家都熟悉一句当时的反革命口号，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其实并非“四·一二”蒋介石说的，而是出自桂系军阀，在武汉、在湖北先叫响的。这时候入党为了什么，显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赌一把，为了子子孙孙吧？

 

何羽道烈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曾和汪精卫有过交际，“七·一五”汪精卫颇惜其才，多次派人拉拢，托人带话给何羽道，说：

 

“现在大局已定，跟共产党走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您的学问人品为我们所景仰，何必死心眼跟着他们走呢？只要您肯反对共产党，我们还要您出来继任原职，待遇也给提高。听说您家本贫寒，能有如此成就是不容易的，何必自寻苦恼呢？人生如朝露，您对共产党所守的信义，又有谁看得见呢？”

 

 

1912年元旦，孙中山与黎元洪、汪精卫（前排左三）等人合影

 

对此，何羽道不为所动，一一驳斥：

 

“你说大局已定，只是你的看法罢了。

 

远的不说，只说近的，北洋军阀当初何尝不以为大局是稳定的呢？但曾几何时却一败涂地，彻底完蛋。可见自以为大局已定，是不能算数的。为什么？因为倒行逆施、不得民心的人，虽以为自己力虽强大，但结果没有不归于土崩瓦解的。看来，你对大局的看法，还须重加考虑！

 

至于你所说的出路，那不过是为个人营谋私利罢了，我可不愿走这种奴颜婢膝、蝇营狗苟的道路，稍有气节的人也不屑如此，何况是革命者呢？

 

我们共产党向无争权夺利行为，特别在北伐期间，共产党更是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没有共产党，北伐就不可能胜利发展。对于有大功而无过错的共产党，只能尊重、爱护，不能仇视、陷害。你的意思是要活命就得反共，我是宁可不活命，也绝不反共。

 

我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革命目的应分明，造福人群不顾身，指我南针唯真理，威胁利诱岂动心？

 

请你以此复命。”

 

 

蒋介石与汪精卫

 

不久，叛徒领着反动军队的宪兵队登门，抓捕了何羽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敌人严刑逼供，要求何羽道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他要来纸笔，写道：

 

“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死固宜也。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不过逞一时之快耳，兴中国者，其唯共产党乎！”

 

有人选择向前走，就有人选择止步，甚至向后转，跟风投机者自不必说，比如戴季陶、陈公博之流。袁世凯和他的徒子徒孙先帮着辛亥革命参与者先淘汰了一批，接着是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还有日本侵略者在后头，考验总是不断。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巨幅画像

 

当“革命”只剩下了一块时髦的招牌，真革命不划算，甚至要掉脑袋，假革命倒是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曾经的反革命都跟没事人似的，披上革命的华丽外衣，满嘴革命词汇，堂而皇之混迹于革命队伍中，反而更得烟儿抽，更吃香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遑论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希望在消逝，光明逐渐被笼罩在阴云暗雾中，是止步，是向后转，还是继续前进？

 

一位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曾经寄语后来者：

 

“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革命永远在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又：本来想用何羽道烈士那句话作题目的，但是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否则平台又该艮㐬了，我是发现规律了，只要我多次提到某些敏感词，就难逃如此“待遇”。今天是辛亥革命113周年，最近我在重读《吴玉章回忆录》的时候，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寻找一条出路。”

 

 

这让我曾几何时，某些人爱说的那句话——“年轻不‘红’是没良心，长大还‘红’是没脑子”。人到中年容易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容易瞧不起青年人，看不得新生事物，不少曾经的革命者，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革命看不到希望了，有人就悲观了，不想走了，甚至看不得别人继续走下去。这时候就显得毛泽东评价吴玉章那句话，真的是说的太多了！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如今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作为上世纪末入党的老党员，回头看自己的历史，感触颇深，干脆写篇文章，与同志们、朋友们共勉，也送给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顺便道个歉，最近打赏太少，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做自己原先都不愿做的广告，频繁了点，恶心了点，大家多多见谅，谁让咱没本事呢？

2024年10月10日1:57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