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方方们该醒醒了 ——兼论公知们是在哪里失足的

一兵：方方们该醒醒了 ——兼论公知们是在哪里失足的

2020-05-26

【提要】方方们之所以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思想感情和价值理念，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但头脑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他们曾经让一些青年人以为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但他们长时间不能从当初所享受的公众关注状态中走出来，被那些僵化的抽象价值概念紧紧地攫住了感知能力，对4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麻木不仁。他们的角色意识很强，却不懂得自己应当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也不知道怎样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脱离社会实践，看不起人民群众，却以社会的思想导师自居，幻想着做一个能够横行于世，没有任何禁忌，能够批评一切、指挥一切、调度一切的超人。归根结底，是他们摆错了自己的位置，错估了自己的社会分量。再不醒醒，必将陷入更加不能自拔的泥潭。

在中国人民决胜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新冠病毒阻击战的时候，方方的武汉日记引起众多人的围观。批评的、支持的，阵线分明。按说，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然而细心的观察者发现，这场舆论战有一个阵线结构上的特点：力挺方方的“大咖”们基本都来自文化界，多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方方“日记”的批评者中，固然有和方方同一时代的人，但更多的却是80后、90后、乃至00后！其语言特点，也更具时代气息。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方方们之所以表现出那样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思想感情和价值理念，借用一个方方们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思想僵化。她们的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但头脑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一、方方们的表现属于思想僵化的范畴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民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国人民为什么要一起反思“文化大革命”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人们发现，虽然那时的口号和理想很神圣，很高洁，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某些党内野心家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闹剧。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于是，有些人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的时候，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声言要告别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还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走出1929年大萧条半个世纪之后，其对抗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已经显示出穷途末路的迹象，对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新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无计可施。于是，在经济学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重新活跃起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在政治领域，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挑头，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市场原教旨主义确实在医治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带来的社会惰性，刺激市场竞争和社会活力方面发挥了作用，再加上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与正在陷入低潮的社会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的一些人，感到西方处处光明，而中国处处黑暗。就连月亮也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更圆，对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念崇拜得五体投地。这种人虽然很活跃，但并非主流。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发起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篇杰作。但中国共产党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是上述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而找到的一条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复兴蓝图上的所有愿景，不管是国富民强还是民主自由，都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新中国建立70年来，之所以能够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一步步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确实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和曲折，但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偏离了这条道路而出现的问题。把这些问题错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本身的问题，企图到西方那种虽然貌似繁荣而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的制度中寻找答案，无异于向一个存心要杀害自己的人寻医问药，必死无疑。当然，思想僵化，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就不能继续前进。但只要实事求是地反思问题，从反思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能继续前进。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自觉反思，自我革命，善于把曾经的错误变成宝贵的财富和继续前进的动力。【1】

正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自觉的实事求是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就像当年发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样，发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的建设之路。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如果说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大考，那么，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全中国人民无不从这次全民战“疫”的实践中领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然而方方及其支持者们的思想和感情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他们还在当初那种用自由主义观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状态中洋洋自得、自我陶醉。那时，他们的用语比较另类，比较尖刻，比较极端，有时候还真能够让一些青年人以为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长时间不能从由于突然接触西方观念并因此而享受公众关注的那种状态中走出来。由于他们深度迷信于当时大举进入中国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念，被那些僵化的抽象价值概念紧紧地攫住了感知能力，“黑白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他们深度迷信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给美国的暂时繁荣，却对美国的所谓繁荣仅仅维持了20年就陷入空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视而不见。他们深度迷信于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逆势而上并展现出勃勃生机的客观事实充耳不闻。他们深度迷信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却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成功遏制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而西方世界在已经有了中国经验之后却对同一个病毒的蔓延扩散束手无策这种客观事实充耳不闻，甚至对美国在疫情爆发过程中的禁言操作，对西方有的国家推行所谓的群体免疫，有的公开放弃65岁以上的检测和救治等行为与其人权至上的所谓普世价值之间的自相矛盾麻木不仁。凡此种种，都说明她们属于思想僵化的范畴，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由于思想僵化，方方们不但变成了睁眼瞎、双耳聋，而且表现为心口不一的假道学。【2】他们张口民主，闭口平等，但却只许他们自己从僵化的西方话语概念出发胡说八道，却不许任何人对他们散布的谣言有所质疑。无论是谁，只要指出他们的一点错误，就给扣上“极左”、“文革余孽”之类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就连“文革”后20多年才出生的90后青年也不能幸免。他们如此不讲道理，如此拒绝批评、如此害怕批评，表明他们的思想已经僵化到了难以理喻的地步。

二、方方们应当怎样确认自己的角色定位

方方们的角色意识很强，却不懂得自己应当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也不知道怎样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

从社会成分上说，方方们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不管在哪个历史时代，也不管在哪个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以其所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引导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知识分子并不直接生产社会物质资料，也不能像地主或资本家那样直接从工人农民手中掠夺物质财富，所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就是站在地主或资本家一边，吃谁的饭，就为谁服务。不可能选择第三条道路，更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然而现在，方方们吃着人民的俸禄，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专做人民群众所反对的事情，一心要扮演与人民政府作对的角色。他们以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那些批评政府现行政策的人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那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表现，只不过是与执政党不同的另一个利益集团发出的声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表达不同政策主张，与在大选中投票一样，本质上是某一个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弄清这一点，关键是跳出西方意识形态所设置的话题陷阱，从多党制、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政治迷信中解放出来。

从本质上说，西方所谓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只不过是两三个比较强大的利益集团为瓜分国家政治资源而设置的行为规则。如果说这就是民主，那也只能说是那两三个强大利益集团的民主，但却与人民群众，包括普通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没有一毛钱关系。【3】就以美国来说，从1853年起，联邦总统始终不曾旁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从1776年美国独立到1853年，经过近100年的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已经逐步集中到以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金融财团手中。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这样两个作为金融资本财团政治工具的政党之外，其他人已经没有在大选问题上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即使你不服气，也已经无能为力。其实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国家的全部政治资源就是由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当初主要有两大资本集团。一个是北方新兴的工业资本集团。一个是南方农业资本集团。北方工业利益集团属于联邦党。南方农业资本属于民主共和党。随着两大资本集团逐渐融合为金融利益集团的经济格局形成，多党争辉的政治格局也逐渐演化为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局面。1861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曾经试图借助南北战争胜利的余威从私人银行中夺回铸币权，以被暗杀的悲剧而告终，这标志着金融资本集团对国家政治、法律、舆论实现了全面的控制。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后，特别是在罗斯福推行新政以后，金融基本集团实际上已经把共和党、民主党训练成操弄国家的两个政策工具：前者推行减税以增加生产的政策，后者推行加税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两党轮流执政，实际上不过是金融集团两种政策的来回轮换。所谓大选，所谓一人一票，只不过是这种政治操弄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和布雷顿体系的形成，美国金融财团又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长臂管辖权。方方们根本不懂这些政治历史的来龙去脉，却傻乎乎地天天用西方政客及其舆论工具设置的一些政治话题来评价中国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那些天天欲治中国于死地的敌对势力的政治圈套，活现一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政治傻瓜。

中国政府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那样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像美国某些知识分子那样，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与政府对立呢？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应该行使的社会权利，都必须清醒，不能含糊。否则，不管他们怎样声嘶力竭地顽强表现自己，最终只能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洪流中成为那些迅速破灭的泡沫。

方方们自视甚高，不甘寂寞，总想出人头地，而且他们确实有些才气，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往往能够弄出某种大大小小的响动。但他们却往往缺乏自知之明，不懂政治却大谈政治，以为谈论政治是一条不费吹灰之力就名利双收的捷径。在有些人看来，扮演政府对立面的角色，就是这样一条博名逐利的捷径。一个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微博里说：“我是不满足做一个‘专知’的，我希望自己同时够得上一个‘公知，胡适和鲁迅都是我的榜样’”。就这段话所表达的角色意识来说，有两个十分明显的根本性错误。第一，他把鲁迅和胡适放在一起作为其追求的社会形象，然而却不懂得鲁迅和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对立的。第二，他自诩以鲁迅为榜样，但实际上却在扮演与鲁迅完全对立的社会角色。

是的，鲁迅先生骂人，他也骂人。但这两种骂却有天壤之别。正如有人所说，他与鲁迅之间隔着整整一个中国。鲁迅骂的都是卖国贼、民族败类。而方方们骂的却是那些为民族复兴大业英勇献身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狼牙山五壮士，都成了他们血口喷人的对象。鲁迅骂人，是出于爱国的情怀，是为了让国人清醒，希望国人都站起来。而方方们骂人，则是希望中国人都拜倒在美国的脚下充当附庸。100年前，眼看着中国越来越烂，民国已经病入膏肓，鲁迅先生心急如焚，所以鲁迅先生不但要大骂胡适、梁实秋等民族败类，而且要在麻木不仁的阿Q、孔乙己们身上猛击一掌。而方方们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阳光下，不是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而欢欣鼓舞，反而对蒸蒸日上的祖国冷嘲热讽。他们对待民族命运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的感情，与鲁迅先生格格不入，却大言不惭地自比鲁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方方们应当怎样评估自己的社会分量

方方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一个叫做公知的特殊群体。这些人能说会写，在社会上很活跃。于是，其中的一些人就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以社会的思想导师自居，趾高气扬，说话口气大得吓人。就像这次方方日记中的话：“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这哪里是普通人日记中的句式和口气！连蒋介石的日记里都没有这种口气。这是在向中国人民下达最高指示的口气。

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社会生产领域，三次工业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实现或推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巨大发展的每一次重大的思想理论的出现，也都是知识分子的功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俄国并开花结果的列宁也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人们常说创建西汉王朝的刘邦和创建明王朝的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其实无论是刘邦还是朱元璋，离开知识分子就不可能领导那么大规模的历史运动。在中国近代，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是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无论在哪一次社会历史的进步运动中，都是发挥带头作用的那群人。无论哪个历史时代的标志性的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是个知识分子，都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标志性人物。事实上，真正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中发挥重大推动作用的，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成为标志性人物的，只能是那些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即那些在自然运动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知识分子。那么，怎么才能成为那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知识分子呢？

首先，必须能够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而不能满足于在三尺书房里摆弄书本。一个自然科学家，只有亲身进行科学实验，甚至亲自深入大江大河去观察、记录和分析某种自然现象，深入物质资料生产的具体活动中观察、记录和分析某种自然物质资料怎样在工人农民手中变成另一种物质资料的过程，才能对自然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的运动过程，才能对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知识分子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与书本为伴，非常得意于在三尺书屋里就能知晓天下大事，就能对天下大事发表评论，彰显自己的聪明才智，非常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地思考问题、议论问题。力挺方方的公知们就喜欢回避方方日记的客观社会效果，抽象地谈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确实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但人们在行使这项政治权利的时候，不可能不是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思考，不可能不是从某种观点出发的思考，因而就不能拒绝别人的评论。如果只允许你一个人进行所谓的独立思考，而不允许别人对你的思考结论进行批评，那岂不是说只允许你进行独立思考，不允许别人进行独立思考？只允许你一个人有言论自由，而不允许别人的言论自由？任何言论都是说给别人听的，都会引起别人的某种反应。所以，言论自由不等于不允许批评。言论自由，应当包括言论批评的自由。从改进、改革我们的社会环境出发思考问题，发表言论，当然是有自由的，是有宪法保障的。但是从敌视破坏、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的任何思考和言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宪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因为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任何人的言论都是在追求其特定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言论，直接涉及社会舆论导向的言论，不能理解为任何人都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是善意的建议，科学的反思，也只能按照法制程序加以表达，而不能不问时间地点场合和程序地胡说八道。事实上，真正善意的负责任的建议、批评、反思，都不可能不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场合和法定程序。不负任何责任的胡言乱语，不能叫做言论自由。

其次，必须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必须把人民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知识精英每天在三尺书房里采集和驾驭社会信息的效率很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反应很敏感，其意志表达机会相对较多，其表达渠道相对畅通。而且，精神文化产品一旦形成，社会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普通的物质资料产品。所以，就个体能量而言，一个知识精英要比一个工人或农民显著得多。因此，知识分子很容易形成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可以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样一种豪迈气概的立足点，那样一种神圣使命的觉悟原型，也可能因此而成为误将三尺书斋当成整个世界，满足于玩弄概念游戏，陶醉于流畅的文笔、华丽的辞藻那样一种浮躁情绪，那样动辄自诩为真理化身的傲慢与偏见的根源。须知，知识精英无论怎样才高八斗，都改变不了身居社会少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个知识精英的贡献无论有大，那只是与另外一个人相比，才可以视之为大，而与人民群众相比，则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忘记了这一点，摆错了自己的社会位置，高估了自己的社会分量，就会因为脱离群众而无所作为，因为不尊重群众而被历史抛弃。你越是在群众面前摆老资格，越是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卓尔不群的英雄，群众就越是不买你的账，你就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相反，只有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地拉近与群众的感情，才能真正在历史舞台上有所作为。然而方方们却不是这样，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他们奉行个人主义，幻想着做一个能够横行于世，没有任何禁忌，能够批评一切、指挥一切、调度一切的超人，其实是他们错估了自己的社会分量，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再不醒醒，必将陷入更加不能自拔的泥潭。

注释：
【1】方方们可能对中国共产党这种自觉反思中体现的自我革命精神不屑一顾。他们极力崇拜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所谓的纠错能力。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纠错能力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否定的政治机制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理念及其所体现的自我革命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精神。
【2】美国联邦政府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来的专制行为（例如对新冠疫情的禁言操作），和许多国家都放弃对65岁以上老人治疗的做法，与中国唯专家意见为依据的决策程序，和始终全力救助每一个患者生命的客观事实，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对这种鲜明的反差，只要不是被崇美成见蒙住眼睛，不可能视而不见。
【3】由于美国独立战争需要的经费，不是依靠税收支持的，而是依靠私人资本支持的。所以美国的立国理念就是私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美国联邦政府甫一成立，这些支持过独立战争的私人资本，就在政治上取得了绝对的发言权。

（作者系中央纪委原纪检监察研究所副所长，曾任国防大学哲学教员、副教授，中国监察杂志社副总编；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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