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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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2021-08-02
朱德同志
一九四四年 朱德同志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的摘要
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1)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军团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斗争中,对革命起了作用。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又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干部。我们红一军团的历史是光荣的。
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3),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4)同志成立独立团(5),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6)、周士第(7)、陈毅(8)、聂鹤亭(9)、肖克(10)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11)时,该团已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12)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13),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前,陈独秀(14)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夏斗寅叛变(15),主要是靠他们解决的。当时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三、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16)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17)以后的东江红军(18),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使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支革命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我们曾把队伍带到上犹、崇义山区。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在这同时,我们同毛主席所率领的伍中豪(19)同志带的一个营会合。还利用我与范石生(20)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吸收了在广州起义中撤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于是,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湘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21)。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22)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23)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24)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25),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饷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6),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27)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28)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引自《朱德选集》1983版123~134页
*注释略
转自红军源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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