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国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大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频繁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惨重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来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在力量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这些尝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寻找陆路——与苏联、蒙古接壤的陆路通道。
早在大革命后期，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就曾提出过推动中国革命向西北方向发展，以接取苏联援助的“西北学说”：“中国革命10年内不可能取得成功。应当有一个军事混乱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党，它是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翼”，“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1]。中共中央也曾于1928年2月向国际代表提出了在陕西建立根据地与苏联接通的设想，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这当然也是有其缘由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还是革命的主流力量而共产党人的力量又过于弱小，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纷纷把山沟沟当作“革命摇篮”的趋势，又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领导人着实怀疑：这样的革命，难道还能有成功的希望？……
不但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也缺乏深入的了解。
共产国际领袖布哈林就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新生的中国红军只能在分散和游击中生存，今天在这里吃鸡，明天到那里吃鸡，以免把一个地方的母鸡都吃光了[3]。
银行家肯定是不会贷款给看不出有发财希望的穷光蛋的，这基本上是一个铁律。
然而几年过去了，这山沟沟里的“革命摇篮”摇来摇去，竟然摇出了一个个生气勃勃活蹦乱跳的半桩娃娃，这就让共产国际的革命大佬们有点刮目相看了：在大城市里呆不下去了的中国无产者们，没有如同“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那些大炮来轰鸣号令，也还是可以在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里，抱出一个又一个“苏维埃”孩子来哈？！
于是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通国际获取国际援助”也就真正开始进入了计划日程——
1933年3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获悉了撤离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就给予了肯定：“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认为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4]；次年9月16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开始设想：“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并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5]……
到了1935年4月，已经很长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共产国际认为：“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为此，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明确肯定了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6]……
两个月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会师，会师第4天的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也第一次将“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列入了党中央正式文献——那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7]
由此可见，西路军失败后清算“国焘路线”之时乃至之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曾经有过一些笼统地将“西进”说成是“逃跑主义路线”的说法，这的确是失之简单也极易引起误读和曲解！“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的设想，是党中央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应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军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你说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党中央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是有兵力部署重点的——是“一部”，而不是主力，更不是全部；也是有时间设想的——以“适当时期”，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而且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党中央在这里提出这种战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败大逃亡的党内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回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在中央红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实现会师，真正开始接近“打通国际”目标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8]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从“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到“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打通国际”之“根本方针”在认识上的更新和升级——这句话的广义延伸，就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而这一关键性信息的深刻内涵，应该是非常值得党史和军战史研究者们留意和关注的——至少是不应该忽视、漠视甚至直接无视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关键性信息，的确是被不少学界中人“忽视、漠视甚至直接无视”了！
当然这也难怪，就是在当年，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普遍共识”。那年那月，在大失败大挫折后迭遭身心重创的他们，心目中或许还存有这样的“当然之念”：一头扎进“无产阶级祖国”的怀抱，拼命吸吮“共产国际母亲”的乳汁，裹好创，养好伤，获得抚慰，补足精神，再回过来头来跟“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拼命……
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思所想显然要高于和超出这个认识层面：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站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参与并领导群众斗争！只有站在民族革命斗争历史大潮的潮头，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共产党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与全力支持，才能为民族也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任何远离民族革命斗争大潮中心去寻求偏安之隅的念头，都在理当受到批判与唾弃的“逃跑主义”之列！而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投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足点，也是出发点，只能力求发展——向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发展，而不能轻言“脱离”。
一个正确的认识，要被更多的人乃至大多数人接受，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而且常常要经过血的洗礼。
比如，这段日子跟毛泽东信来信往蹉商探讨的张闻天，就与毛泽东的观点存在着微妙不同。
此前，张闻天在与毛泽东通信中所谈及的“打通国际”方案是：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向北前进，立即夺取宁夏或五（原）、包（头）地区，“与日帝争先机”[9]。对此，彭德怀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有极大危险性，没有估计到下列的严重问题：（甲）严冬行军消耗大。（乙）由榆林、宁保〔条〕梁起北进，沿途系蒙族，宁夏多回族。（丙）宁夏地形险，南凭黄河，北依沙漠，在战役、战略回旋地小。城极坚固，且多土寨，如遇少数民族坚壁清野，取粮不易，扩红困难。（丁）敌固守城寨待援，陷我军于进退维谷。（戊）张学良、井、高等，有进至榆林、三边构筑封锁线，以至迫进黄河间，同以重兵坚守包、绥、五原线，以日帝为后援，摧残陕、甘苏区。（己）有将红军进入宁、五线以北之沙漠中的可能，这种取径出宁夏企图，以现在自己力量不可能的”，而且提出了与毛泽东相似的意见：“为完成上述任务，须在陕、晋最少扩大到一万五千新红军，并现有全部二万五千红军。似此，以主力夺取绥远、五、包三个城市，以适当力量留陕、甘、晋苏区，配合地方武装行动，巩固和发展现有之苏区，求得短期内与进占绥远主力联成一片。”[10]
与毛泽东通信交流后，张闻天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提议和看法——在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已经对毛泽东的意见持赞同态度了：
抗日目标，消灭卖国贼，准备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巩固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是相互联系着的。打通苏联与巩固根据地，现在要同时实现，是不冲突的。有时为了打通联系，暂时可能离开根据地。我反对长久停留在根据地。因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教训，就是长久地停留在根据地，将元气损失。我原来的方案是去宁夏，背靠外蒙，因为那里作战不便，若不能占领城市，我们会处于困难境地，因此，我现在同意向山西方向发展。我们预料到红军到山西，会加速日本侵占山西，缩短我们与日本侵略军的直接作战时间。[11]
当然，也有微妙差别——与共产国际领袖布哈林的“吃鸡”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与“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也不尽一致。
而在半年前的6月间，对中央提出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有人马上就作出积极响应。
当时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就是这个提议的第一个响应者。
注释
[1]《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88～第2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2]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06～3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节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第179～第1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3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36～1943）/（1921～1936）（补编）·第3辑》第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5]《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09～第3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6]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9，卷宗号574，575，转引自《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7]《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4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9]《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致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电（1935年12月9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第1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致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电（1935年12月9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徐占权、徐婧：《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第277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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