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也是人民军队战史上一场生死存亡的作战。
此役主要包括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战斗两个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又一关键之战。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彻底粉碎蒋介石企图凭借大渡河消灭中央红军的目的，红军先遣队于24日突然袭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歼敌2个连，缴获渡船1只，控制了南岸渡口。
次日，由红1团第2连17人组成的突击队强攻占领了北岸渡口，打垮了敌人的反扑。但由于追敌逼近，缺乏渡河工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领导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
29日下午4时，由红4团22名官兵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弹雨，攀着13条铁链，冲过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立即渡河攻克泸定城，歼灭守敌一个团。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战役的胜利，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以史为鉴，精心准备
强渡江河作战始终是陆军面临的一大难题。进攻方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河流的水文、地质等情况特别是渡河点以及敌军设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方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被天险大渡河挡住去路。
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统领大军在大渡河边，就是因为对背水作战、渡水作战的特殊性认识不清、准备不足，被清军围歼于安顺场地区。
蒋介石见中央红军走进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狂妄叫嚣着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其实，和72年前的石达开相比，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得多。
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并制定了把中央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
对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毛泽东同样清楚。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线做了周密部署。
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
中央红军过彝区时恪守民族平等政策，并深入当地老百姓家中进行耐心访查，赢得当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为抢渡大渡河做好了先期准备。
原国民党24军参谋长张伯言回忆：
红军情报全面准确，与人民鱼水情深，牢牢把握住了战略主动，战略部署思虑深远，战术执行雷霆万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争的历史是后来者研究战争、审视战争、把握战争的不竭财富，我们只有注重加强研读战史战例，才能以史为鉴、知史明智。 审时度势，临机决策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情总是在起变化，周全的方案有时也难免要临机调整。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确实是险之又险。大渡河水势凶猛，河宽约300米，河中心水深30米，水流异常湍急，自古就是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 国民党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在大渡河上下游严密布防，并将船只、粮食等物资统统搜走。 红军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大部队渡河缺乏工具，共有3只木船（缴获的1只、在渡口下游找到2只），最多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3只木船来渡河，不知要多少时日，而架桥在时间和条件上也都不允许，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于5月26日中午赶到安顺场，在仔细了解了情况后，审时度势，果断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红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前进；红1军团部、2师主力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当时拾得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村落居民，注解非常详细，好似战前专人勘察一样。”
聂荣臻曾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不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这是坚定信念支撑下精神抖擞的进军。 今天，我们的物质保障相较以往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我们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不能丢，这样我们不但能在“顺境”中所向披靡，更能在“逆境”中出奇制胜。红4团急行军240里，创下了一昼夜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纪录； 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地7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连续摆渡7天7夜，为夺取泸定桥赢得宝贵的时间； 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面对弹雨，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夺取了大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神炮手”赵章成在17名勇士前进受阻的情况下，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4发4中，压制了敌人火力，为强渡大渡河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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