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日本关东军庆贺《何梅协定》签订】
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退下来的军队，加上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共有20多万。1933年5月，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展至十几万人，也有几百共产党员参与其中，很快收复多伦4县，震动全国。
蒋介石不但不高兴，还造谣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何应钦说：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情。蒋介石调重兵与日本人配合进攻同盟军，还暗中许下庞炳勋为察哈尔省主席，要他打冯玉祥。[5]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和方振武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那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6]
实际上，无论谁说抗日都要上黑名单，甚至当共产党抓起来，举兵抗日的军队都被破坏。
这样换来了什么？是日本人得寸进尺。要的已经不仅是东北，也不仅是华北，而是全中国，连英美的势力范围也在内。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完全失去依据，妥协退让已无路可退，整个社会犹如火山爆发。
蒋介石被迫调整政策，开始秘密派人与共产党联系。为什么不敢公开联系？首先是日本人不让，再就是他的手下还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蒋介石先是对苏联大使提出国共合作；又派陈立夫、张冲转道欧洲去苏联，希望建立中苏抗日同盟，但他们刚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间谍发现，吓得蒋介石急忙召回；蒋令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联系，王明要他找国内的；蒋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帮助打通联系渠道，宋子文找宋庆龄，宋庆龄给他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是中共秘密党员、特科成员，还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孔祥熙给董健吾亲笔签署了一个“财政部调查员”委任状，蒋介石接见他讲谈判条件。动身时，宋庆龄交给他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止血药。
这年初，宋庆龄等帮助买了一部大功率电台，通过地下党秘密运到陕北，有大电台就可以同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系了[7]。还带着一位到过陕北的随员张晓华，连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们过西安时被张学良审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证实后，派飞机把他们送到肤施（就是延安），又派一个骑兵连送到瓦窑堡。[8]
【解放后，潘汉年曾任职上海市副市长】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有个客观原因，两广事变逼迫蒋不得不分兵南顾，但到9月底事变平息后，背上的刀子暂时被拔掉，位居半独立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蒋介石自认为这是史上鲜有的大功业，内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压力减弱，他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所以过去的诚意和承诺也就不算数了。
只要有可能的话，用武力消灭共产党还是蒋的第一选择。其实毛主席对蒋也没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将出兵到西北，还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20]。从蒋介石一生的历史来看，这样翻云覆雨、无底线的政治投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集团受控于帝国主义主子，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利益关系，很难直起腰来，不可能如现在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做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爱国力量在人民当中，统治集团反而要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样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站起来的新中国才得到解决。
蒋介石一定要打怎么办？惧怕退让是没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确，方针是逼蒋抗日，要打就打，要谈就谈，争取达到目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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