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将遵义会议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是指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在“广义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我再一次来到通道、遵义、类山关、赤水河一带，实地感受“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重大意义，体验伟大长征的“雄关漫道真如铁”，领略伟大领袖的胸襟韬略和政治智慧。遵义会议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周恩来总理评价：“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过雪山草地，最终到达陕甘宁边区，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自此中国“天翻地覆慨尔康，换了人间”遵义会议蕴含的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遵义会议精神之中，那就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坚定信念，讲的是在敌强我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革命必胜的信念。秋收起义，5000多人的部队打得只剩下1500余人，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作引兵井冈动员时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早晚会砸破蒋介石的“大水缸”。这是信念的力量。第五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的红军约有十万人，但在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部队屡遭失败，红军丢掉苏区，被迫西征。1934年11月，湘江战役，8.6万的红军有5万多人血染湘江，以至于当地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部队上下迷漫着消沉、抱怨、迷茫的情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有了“主心骨”。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顶住了国民党军队四次反“进剿”和三次反“会剿”。在中央根据地，毛泽东指挥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受排挤，但仍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的“复出”，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敢打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写道：“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坚持真理，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勇敢面对错误并勇于修正错误。湘江战役后，拥有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坚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调集重兵，布下天罗地网“口袋阵”，就等红军钻进来一举歼灭。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改为北渡乌江，建立黔北根据地。在召开遵义会议时，博古把红军失败的责任都推卸到敌人强大上，完全不讲脱离实际、冒险急进的主观责任。周恩来在作副报告时，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尖锐地批评博古“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失利的症结所在：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要知道，博古代表的是王明，行使的是共产国际指挥权；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参加过一战，留学苏联，他们身份特殊，是“太上皇”（伍修权语）。他们虽然热情很高，但缺乏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所以让党和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理所应当受到批评和处理，这就是遵义会议“不唯上，不唯权”，坚持真理的意义所在。
独立自主，就是“我的事情我做主”，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撰文指出，我们党从二大开始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像召开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作出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调整和变动，按照组织原则，都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其批准。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但在长征出发前，中共上海的党组织被国民党破获，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这意味着，从长征出发，党中央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我党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这为我党独立自主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难得机会。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
团结统一，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朴素哲理，在遵义会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军团领导人7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这次会议之所以开成扩大会议，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的。毛泽东同志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的“关键一票”是王稼祥。王稼祥，1925年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中央苏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长征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之初，毛泽东因患疟疾，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和毛泽东一样坐在担架上的，还有久伤未愈的王稼祥。宿营和休息时，毛泽东和王稼祥经常交谈，商讨党和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王稼祥惊叹于毛主席眼光，所以他认定只有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革命才会胜利。周恩来曾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洛甫即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耿飚晚年回忆说，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
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前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样打仗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这意见告知彭德怀，同时又告诉了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为什么不直接由毛泽东接任博古，而交由张闻天担任中央主要领导。因为，张闻天有留苏经历，被共产国际认可，有助于稳定党内局势。同时，他又支持毛主席的政策，所以我党便选择了张闻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没有留学背景的毛主席担任党的领导人职务，对革命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发觉毛泽东不光在军事、土地改革方面有独特见解，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也很有经验。张闻天时常让自己的部下向毛泽东讨教。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王稼祥，毛主席三人在一个军团，他们组成了反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新三人团”张闻天容易和毛主席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毛主席赞张闻天是“开明君主”。
复盘遵义会议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没有毛主席与王稼祥、张闻天的“个别酝酿”，没有各军团领导人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集体讨伐，就不会有这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积极争取大多数的支持，这是一条十分有益宝贵经验。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南海台海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我们一定要胸怀大局，放眼世界，努力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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