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军：毛泽东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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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志军：毛泽东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
2024-03-22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党深刻分析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经过复杂斗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并不断巩固。实践证明，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中华民族筑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但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斗争中，党内也曾出现过一些倾向性错误，其中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错误，专门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予以剖析和批评。本文仅就毛泽东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作一集中探讨。
一、“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在国共合作谈判期间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在对待国民党、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过分相信国民党，对国民党无原则地迁就退让，对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缺乏定力和信心，一些党员存在不愿继续艰苦斗争的情绪，甚至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为荣等。为此，毛泽东旗帜鲜明提出，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先后多次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我们党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作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及“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让步，希望两党尽快实现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国民党依仗其实力上的优势，在谈判中对共产党提出种种限制，企图用和平方法削弱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对于谈判中共产党的态度立场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反复强调。1937年3月，毛泽东在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年4月，毛泽东电告在前方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这些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的坚定立场，为谈判指明了正确方向。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争取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使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了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招致革命最终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共再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毛泽东适时提出争取党对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权的问题，提醒全党绝不能再犯大革命后期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这些论述，强调了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共产党不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而是必须争取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基于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的深刻认识，在会上特别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围绕着抗日战争，我们党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忘记了这个原则性，“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基于此，他多次提出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右倾错误问题。早在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就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9月初，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都是建立在一定纲领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合作就成了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毛泽东还在总结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反对党内出现的投降主义倾向的经验和成效的基础上指出，“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等文章、讲话和指示批示中，对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一些重大思想认识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比如，关于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作出的重大让步，毛泽东指出，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而且让步也是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也就是说，实行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让步绝不是投降国民党，不是丧失原则和信仰，而是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而采取的斗争策略。再如，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完全适合抗战形势下中国革命的要求，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红军改编后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的问题。1937年7月，毛泽东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军队政治工作作出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些传统，是使红军于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要防止“外界的影响与敌人的破坏，并与部队中一切足以妨害部队传统的保持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不断的顽强的斗争”。毛泽东关于“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论述，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现实针对性强，对全党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二、反对王明右倾错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右倾错误，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任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缺乏信心，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要依靠国民党及其军队，因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做到和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此时回到延安，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但在如何实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等方面，许多主张都不切实际，是行不通的。王明回到延安没几天，就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洛川会议以后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会后，王明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推行这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王明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批评及其提出的右倾错误观点，毛泽东两次发言，就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和分析。毛泽东指出，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形成决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进行了着重批评。他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主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就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国民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毛泽东进而严肃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六届六中全会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消除王明右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还对现实斗争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坚持各党派各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关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的抗日斗争中，由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决定，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同时，阶级矛盾虽然是次要矛盾，但仍然存在，有时还会表现得比较尖锐，“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正因如此，在统一战线中要正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这个事实，正确认识统一与斗争的关系。此外，毛泽东还对统一战线中的“让步”问题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他指出，“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也就是说，要辩证地看待让步，让步不是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让步是策略性的，是为了进步，是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以斗争求团结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及国民党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等原因，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一方面声言“坚持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又制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任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国内阶级矛盾变得复杂尖锐。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升级的反共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团结抗战。但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不敢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先后多次进行剖析并强调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深入分析国内外的复杂斗争形势后指出，“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以及“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客观条件。这意在表明统一战线没那么容易破裂，共产党人在维护全国团结抗战的前提下，要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行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指出，对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时指出，斗争要讲究策略，“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而达到既打击敌人，又实现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全国团结抗战的目的。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敢于冲破国民党的束缚，放手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只有进步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顽固派才不敢轻举妄动，才能鼓舞进步力量团结抗日。他指出，“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为了坚决地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破坏行为作斗争，毛泽东还根据党领导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更加具体的指示。1940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强调：“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指示中还强调，要敢于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面对皖南事变后复杂严峻的斗争局面，我们党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责任担当和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深刻阐释。他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段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
四、结 语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澄清党内错误认识，推动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对于夺取革命胜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此，毛泽东也作过深刻总结。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回顾党史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引者注）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通过对这些错误的批驳和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清楚地指明，抗日战争时期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是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我们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施行，经常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各种倾向性错误的干扰和阻碍，因此，必须经常地、不断地同党内的倾向性错误作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有力推进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的文献”，原刊于《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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