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相关材料看，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分析和阐述，但目前学界的相关探讨尚不够深入。本文拟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这一重大变化及其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分析。

（一）日本对华持续侵略导致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九一八事变，“ 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近代以后，日本对华持续侵略。九一八事变前的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伙同列强侵入北京、日俄战争时期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侵占青岛、提出“二十一条”等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是长期的持续的，自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和野心，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1939年6月10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把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列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步骤，指出：“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一个节点。他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他更进一步指出：“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这表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加深了，有了部分殖民地的性质，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进一步加重。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相比，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更为明显和尖锐。随着日本侵略的愈益扩大，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随着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的加剧，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所以日本的侵略行为“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

这里，毛泽东指明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随着日本的侵略进一步尖锐化，与中日矛盾相比，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暂时退为次要矛盾，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同一般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在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这两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前者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仍然存在，但退为次要矛盾。

（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5年华北事变而逐渐清晰起来。毛泽东曾在各次会议上、各种场合反复阐述此变化。他除了指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之外，更多的是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对我们党的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使国民党阵营发生分裂，我们党应当抓住机会推动国共合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等人领导的第19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为例，指出第19路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他认为，19路军的事实证明，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国内的阶级关系会发生变化，国民党内部也有发生分裂的可能，我们应当把握这种变化，争取更多力量到抗日斗争中来。他还批评一些人认为“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的僵化观点，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那么，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入侵“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在1936年7月15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1939年6月14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抗战的前途以及抗战的曲折性时指出，民族危亡当前，国民党中也会有有识之士支持抗战，并不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他还以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蔡廷锴、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吉鸿昌、任应岐、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孙科等人作为例证。

毛泽东进而指出，国民党阵营的变化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专门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态度的变化。他指出：“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全面抗战时期，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因此，他们是工农阶级“较好的同盟者”，对他们“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1942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共产党路线政策的发展时，特别举例指出：“‘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

总之，毛泽东认为，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民族危机面前，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可能发展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也要进行调整，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二、九一八事变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任务

形势决定任务。“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自身的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九一八事变及其重要影响的认识，克服和纠正了抗日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并以民族大义为先，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到统一战线中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努力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

（一）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

首先，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与不战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再妥协退让，这样的消极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也遭到了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 ——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

与国民党的消极妥协不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态度，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奋起抵抗。1931年9月25日，毛泽东便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的阴谋，一方面“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其次，事变发生后谋求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号召，把民族革命任务作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15日，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宣布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在1935年华北危局之际，他同朱德于11月28日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号召“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在日本侵略逐步加深，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的时刻，必须“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用“民族自卫战争”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以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1938年10月14日，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强调要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他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将抗日战争定名为抗日民族自卫战争。

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总结指出，“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里所说的“只有一个战争”，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只有全民族抗战，才能求得民族生存，才能实现民族革命的目标。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抗击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二）关于批判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左”倾错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一开始就“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但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遵义会议前党制定的抗日路线政策一度出现“左”的偏差。这突出体现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曲折性，一方面来自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是否应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过激烈争论，并没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共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党内的“左”倾错误不能正确把握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能正确处理民族自卫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之间关系，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左”的政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党的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和分析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分析。1941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长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后期”，即“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分析了党的历史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并指出对于包括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内的1932年到1935年的党的路线，党的七大会作系统总结。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决议认为，当时的中央之所以犯“左”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对象的变化。决议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左”倾路线还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的新情况，对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没有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民族自卫战争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仍然错误地“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

由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从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出发，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变化。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完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前，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深刻批判党内的“左”倾错误，从思想上肃清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全党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立”与“破”的两方面，为我们党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和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巩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党的抗日政策的制定。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开始确立领导地位，我们党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以及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变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制定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等步骤之所由来。”这里，毛泽东清楚地讲明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客观形势，是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现实依据所在。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各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同时，由于九一八事变使中日矛盾在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处于突出地位，所以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和抗日大局出发，努力和平解决事变，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推动国共再次合作过程中，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进行了深刻批判，强调了实行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声称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团结”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对此，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明确批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推行的不抵抗政策，指出：“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毛泽东批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违背民族利益继续“剿共”，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迟不能建立，同时积极阐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敦促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国民党的历次反共高潮和破坏抗战的行径，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批评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的错误政策，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来之不易，不能破坏。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但是，国民党政策的改变并不彻底，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评国民党“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在1927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剿共四年”，“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1937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在1944年7月14日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进行‘剿共’战争”。在1945年10月17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这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统一战线始终面临着破裂的危险。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为的持续批判，是以批评和斗争求团结，是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举措。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社会的格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纠正了此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判，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历史发展的时与势基础上的历史主动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的理论创新力量，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作者：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肖娇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的文献”，原刊于《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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